（二）繼承人的選擇

  日本歷史上雖然實行的是長子繼承制，但是往往不夠嚴格。人們在選擇繼承人時，首先想到的是家族的利益。為了家業的延續和發展，往往不唯長幼順序，而首先看是否有繼承和管理家業的才幹，若以無能不才的長子做繼承人有可能危及家業的話，寧可廢嫡而另擇他人。日本注重繼承人選擇最突出的表現，莫過於當親生兒子缺乏繼承家業的能力時，就選擇無血緣關係的養子取而代之。日本人家庭的養子中，以婿養子最多。婿養子就是通過招婿而成為養子的人，其身份既是女婿，又是養子。在中國，只有「贅婿」，而沒有婿養子，由「贅婿」變成養子、進而繼承家業是不可想像的。日本的婿養子則完全不同於中國的「贅婿」。女婿上門後，改稱妻家的姓，就成了養子，可以順理成章地繼承妻家的家系與家產，成為名副其實的繼承人。女婿與養子可以合二而一，實在是日本人的獨特發明，反映了日本人重家業而輕血緣的態度。了解了這一點，我們就能理解為什麼日本的許多知名人士都是養子，如政治家岩倉具視、軍事家大村益次郎、文學家芥川龍之介、社會活動家大山郁夫、實業家古河市兵衛、民俗學家柳田國男，等等。

  在中國人的家族觀念中，最強調的是「血的共同」，人們皆以家族內部血關係的延續，也就是通常所說的香火的延續為重。在無子嗣的情況下，雖也是以收養養子的形式繼承宗祧，養老送終，但必定是「異姓不養」，通常是採用過繼的方式，即在本家族內部進行調節，取同姓中輩分相當者，以維護家族血緣關係的純潔性。顯然，中國人收養養子的目的只是用於彌補血緣關係的缺憾，以解斷嗣之憂。血緣傳承的重要性加強了家族的封閉性，不論多麼優秀的家族，都難免出現不肖子孫——或是不務正業、揮霍家產的敗家子，或是不善經營的迂腐之輩。祖輩千辛萬苦積累下來的財富和家業大多因此而衰敗。所以，在中國，歷史悠久的百年老店和老企業堪稱鳳毛麟角，許多先進的工藝技術難於長久推廣，以至失傳，這種現象似乎成了中國家族的發展規律。對於這種結局，僅僅歸咎於政治動盪、社會動亂怕是遠遠不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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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的養子制度則巧妙地避免了中國家族的這一致命弱點。日本人重視的是以家業為中心的家族經濟共同體的利益，所以血緣關係並不是絕對的。家業繼承人的選擇，可以不必受血緣和系譜關係的限制。甚至血緣系譜可以人為地進行調整，以適合家族經濟共同體的運作和維持。以養子或婿養子繼承家業這一做法實際上在人的因素這一關鍵性問題上形成了優選制度，使人們能夠以品德和能力標準來選擇家業的繼承人。尤其是招婿養子，大多是在當事人成年之後，因為要賦予其繼承家業的重任，所以，要根據其才能和品德進行選擇和安排，從而可以避免由於子孫的不肖而帶來家業的衰敗。因此，在日本「富不過三代」的現象相對來說要少得多，而擁有百年以上，甚至幾百年經營歷史的企業、商店卻到處可見。我們可以隨便舉出幾個以養子繼承家業的事例：安田財閥的創始人安田善次郎雖然有兒子，但是卻選擇了婿養子作為自己的繼承人；松下電器公司的創始人，被稱為「經營之神」的松下幸之助將公司交給了婿養子松下正治（本姓平田）；豐田汽車公司的第一任社長豐田利三郎（本姓兒玉）便是豐田家族第一代業主豐田左吉的婿養子。更不用說老牌企業集團三井和住友，從17世紀創業起到戰敗解散財閥為止，之所以維持300年而不衰敗，某種程度上就是得益於養子繼承家業。如果把具有同族關係的企業都包括在內，恐怕在日本很難找到沒有養子和婿養子繼承的家族企業。在日本傳統技藝、民族藝術領域，經歷一二十代家傳而不衰的現象更是比較突出。如歌舞伎中的名家——成田屋從17世紀下半期至今已傳了12代，其中有6代是以養子或婿養子繼承（第3代、第4代、第6代、第7代、第10代、第11代）。再如茶道中著名的流派里千家傳16代而不輟，其中也有養子繼承的。正因養子和婿養子在關鍵時刻起了作用，許多傳統的民族藝術、民間工藝雖時代久遠，也能流派分明、脈絡清晰地保存至今天。因此，有人說日本人以養子繼承家業的做法是「富過三代的秘方」[3]。當然，我們談論以養子繼承家業的有利之處，並不是說由養子（包括婿養子）繼承家業的會多於親生子繼承者，事實也恰恰相反。但不能否認，正因為有了這種人們普遍接受的做法的存在，在關鍵的時候往往對家業和家族企業的發展和延續具有決定性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