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戰後民主改革的艱巨任務

  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在經濟領域迅速實現了近代化，但是在社會領域，尤其是在家族制度方面卻保留了濃厚的封建色彩。正如「和魂洋才」這一口號所表示的那樣，日本人一直熱衷於西方國家的科學技術，而強烈拒絕西方的民主、自由觀念。經過明治民法所確定的以「家」為核心的家族制度儘管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資本主義發展，但總的說來，它保存了大量封建殘餘：家長權（即戶主權）、家督繼承制、男尊女卑是其核心與支柱；強調「家」的縱式延續，在「家」中，戶主作為家長具有絕對權威；在夫妻關係與父子關係上，強調妻對夫、子對父的絕對服從，由此使家族內部存在嚴重不平等。這種家族制度是束縛日本人的精神枷鎖，影響和制約了整個近代日本歷史的發展。

  家族制度的延伸與擴大，導致日本特有的國家主義泛濫成災。明治政府和後來的軍國主義政權將傳統家族制度引入國家統治中，即把皇室作為臣民的總本家，把天皇作為臣民的家長，把國家的主權喻為家長權。在政府和一些御用文人的鼓吹和宣傳下，一國即一家、君主即父母的家族國家觀日益深入人心，天皇理所當然地成為日本萬民之父，從而構成了所謂天神—皇祖—天皇（父）—（子）這樣的統治結構，使近代日本政治具有明顯的家族主義特徵。封建家族道德被天皇國家利用，作為日本傳統道德核心的孝與服從，成為忠孝一致、忠君愛國的家族國家觀的基礎。家族國家觀對日本人造成精神上的毒害，人們將自己作為天皇的赤子，認定自己的所作所為都應向天皇盡忠。日本的家族制度與家族道德在政治上助長了天皇專制主義集權統治，在軍事上為法西斯軍國主義政權利用忠君愛國、忠孝一致的思想意識輕而易舉地實行戰爭動員創造了條件，這是戰前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極具瘋狂性的深刻社會根源。

  請記住𝕓𝕒𝕟𝕩𝕚𝕒𝕓𝕒.𝕔𝕠𝕞網站，觀看最快的章節更新

  戰前日本的家族制度在經濟上阻礙了自由資本主義的發展。財閥是日本傳統家族制度與近代資本主義企業發展互相結合、滲透的突出範例。大大小小的財閥幾乎無一例外的都是以家族為基礎，比如，財閥按照舊商人家族中的本家—分家—別家的序列，實行財閥總公司—直系公司—旁系公司的體制，使財閥形成金字塔型的企業統治機構。財閥家族在財閥企業中發揮著如下作用：不僅居於金字塔頂峰的持股公司及股票為財閥家族所有，而且財閥家族在其下屬企業的股份中占絕對優勢；財閥所屬直系公司的經理和重要職員都由財閥家族擔任，外人只能作為代理人參與經營，從而形成家族成員與非家族成員之間身份、地位上的嚴格差別。這就形成了財閥企業強烈的封建閉鎖性與家族性，實際是把近代企業建立在封建家族關係之上。這種財閥家族「康采恩」形成之後，日本經濟就處於這些金融寡頭的支配之下，它的封閉性、保守性造成近代日本資本主義的畸形發展，從日本經濟結構上看，在繁榮的巨大資本背後，是龐大的中小零星企業和停滯不前、貧困、落後的農村。為進一步擴大市場，實現資本增值，解決日本資本主義結構本身的內在矛盾，統治者便採取窮兵黷武的方式為自己尋找出路，這就是日本軍國主義政權發動一系列對外侵略戰爭的根本原因。

  總而言之，明治維新以來的家族制度基本上繼承了封建社會的家族傳統，在近代歷史發展過程中影響甚廣，它在政治上助長了天皇專制主義，在經濟上造成近代資本主義企業的畸形發展，是滋生法西斯軍國主義的土壤。家族制度對日本近代化的消極作用與影響，遠遠超過了在資本主義工業化過程中客觀上的積極作用，是導致日本走向失敗的重要的社會內部原因。因此，對家族制度進行改革，便成為戰後民主改革的重要任務。

  長達15年的對外侵略戰爭的結局，是日本被迫接受《波茨坦宣言》，宣布無條件投降，並由美國在「盟軍」的名義下實行對日單獨軍事占領，這是日本有史以來最悲慘的失敗。戰後初期，日本國民不得不默默地吞食著侵略戰爭的苦果：戰爭造成的300萬人的傷亡（平均每4戶1人，無數家庭破碎；美軍的狂轟濫炸吞沒了人們的家園、財產，家庭生活的基礎喪失殆盡；由於軍需企業的停產與軍人的復員、遣返等，失業者驟然達到1000萬人；經濟瀕於崩潰，衣、食、住嚴重不足。然而，長期以來對於社會穩定發揮了巨大作用的家族制度在戰敗的局面下依然發揮著特有的功能，人們默默地、秩序井然地回到「家」中。這場日本史上空前的災難並未對國家統治造成根本威脅。戰敗以後，日本政府依然寄希望於利用所謂「淳風美俗」的家族傳統和家族國家觀對國民進行統治，以渡過難關。1946年5月24日，昭和天皇發表廣播講話稱：「切望全體國民發揚愛國愛家的優良傳統，不計區區利害，從目前的困難局面中邁出祖國再建之道。」政府提出了「男科學，女家務」的口號，讓戰時在勤勞奉仕的口號下從事後方生產的女性重新回到家庭，實行「以女子失業代替男子失業」的政策，犧牲婦女的利益以解決遍及全社會的失業問題。政府一邊呼籲婦女發揚吃苦耐勞的傳統，與苦難和享樂文化做鬥爭，一邊沿襲戰前的公娟制，大量徵集作為占領軍性奴隸的慰安婦，並將此事作為「戰後處理的國家性緊急措施之一環」。這些事實說明，舊的家族制度與家族觀念在人們頭腦中仍根深蒂固地存在。

  然而，在戰後新的社會條件下，「家」再也不是安居的場所。戰後初期日本經濟處於崩潰邊緣，生活極端貧困，社會秩序異常混亂，家族制度已難於改變貧困的局面。同時，民主改革的浪潮，使人們認識到舊家族制度及在其延長線上形成的家族國家給日本民族帶來的災難，積極要求對家族制度進行改革。據《每日新聞》1947年3月進行的輿論調查，工薪階層的62%，學生中的78%，工人中的58.7%，農、漁民中的43.3%支持廢除「家」制度。[1]也就是說，半數以上的日本人支持改革舊的家族制度，要求從「家」的束縛之下解放出來。根據《波茨坦宣言》中「阻止日本國民復活、強化民主主義傾向的一切障礙應予撤除」的要求，對曾經作為日本「民族的絕對信仰對象」[2]的家族制度進行改革勢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