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編纂風格簡單隨意

  中國傳世家訓的作者，非飽讀經書的宿儒，就是久經官場的老臣。這些人不僅涉世頗深，而且有著很高的文化修養。尤其是在科舉制度下，詩書文章的水平與個人仕途緊密相連，因此以官僚士大夫為主要作者的家訓多為佳作美文，文采飛揚，其中不乏入木三分的分析，切實可行的忠告，精彩的至理名言，體現出中國詩書傳家的價值觀與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比較而言，日本的家訓不論在思想內涵方面，還是在編撰形式方面，都難以與中國的家訓相比。熟悉中國家訓的人再讀日本家訓，會感到語言蒼白，不成體系，可讀性較差。歷史上，武士階級統治了日本近七百年，他們不僅掌握權力，也掌控教育，武家家訓的編纂水平可以反映日本家訓的整體水平。武家家訓往往不拘形式，有的是鄭重的書狀，有的是遺言或談話記錄，有的甚至寫在匾額或壁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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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體例來看，有的只是寥寥數條，如戰國武將加藤清正制定的《加藤清正掟書》只有七條：[3]

  1.奉公之道不可大意。

  2.在外遊樂，僅限於獵鷹、鹿狩、相撲。

  3.衣著只穿棉布，於衣飾耗費銀錢，以致家計困窮，當判其罪。

  4.與同僚交往，一主一客之外，莫置旁人，食用糙米。

  5.作戰之法，為侍須知。有追求奢華者，當判其罪。

  6.禁止一切舞蹈遊藝。操刀只為殺人，萬事繫於一心。是故，有武藝之外執刀習舞者，命其切腹。

  7.學問須精勵。要緊在讀兵書，勵忠孝，禁止讀詩作歌。

  這樣的內容給人的感覺是沒有條理可言，隨意性很強。也有的家訓篇幅很長，如武田信繁的《古典廄寄語其子長老》洋洋99條，沒有分類輕重，大到侍奉主人、修習弓馬之道，小到武具裝備、豢養馬匹，事無巨細，皆有涉及，各條內容缺乏邏輯上的聯繫，雜亂無章，讓人感覺家訓作者沒有具體、清晰的思路，想到哪寫到哪。

  從修辭來看，更缺乏文采，大多敘述直白。如戰國武將多胡辰敬在家訓中強調「家」之團結和睦的重要性時說：「家如房舍，一家之主為房頂，親屬為橫樑，家老、代官為柱，奏聞、傳達者為大門，家中往來奔走之傭人為內門，其他人為庭中草木籬牆，百姓為榻榻米鋪板。欠缺一處，則家不為家。」語言極為簡單平實，毫無修飾及誇張。《今川了俊制詞》是武家家訓的代表作，作者今川了俊是室町幕府時期的武將，也是日本歷史上有名的和歌詩人。該家訓後來被作為庶民的道德教科書和習字課本廣泛使用。全文23條內容均是家訓作者的人生經驗之談，只是各條之間沒有內在的聯繫，更談不上思想性，有的內容還前後重複。或許由於該家訓最初是寫在牆壁上（因而稱《今川壁書》），不是一氣呵成寫完，因此表現出很強的隨意性。

  武家家訓的編撰與寫作水平是與當時武士所處的社會環境有著直接關係的。武士最初多來自社會基層，賴以生存的是武力，對弓馬武藝的追求遠遠超過詩書文章。儘管他們在成為統治階級後逐漸認識到修文與尚武同等重要，但環境的局限及其社會現實的需要，使武士很難具有中國士大夫那種深厚的知識修養。江戶時代實現了數百年和平，武士得以利用掌握的文化資源接受教育，以豐富修養，許多人轉變為知識分子，但尚武畢竟是武士的最高價值。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即日本沒有實行科舉制度，幕府時代又是嚴格的身份制社會，不存在通過考試改變身份和提高社會地位的預期，作為統治階級的武士也就沒有必要在飽讀詩書、做精美文章上下功夫。因此，相對於文辭來說，武士更重視行動。當然，從發展的眼光看，武家家訓的水平也隨著武士文化水平的提高而有所提高，例如，江戶時代中期的典制學者、幕臣伊勢貞丈所做的《伊勢貞丈家訓》就分門別類進行闡述，語言明顯豐富起來，思想性也大有提高。著名的朱子學者室鳩巢撰寫的《明君家訓》更是引經據典，思想深刻，講述作為家臣的行為規範，在江戶時代中後期廣泛發行。儘管有一些家訓名作，但總體來說日本武家家訓的編撰水平很難與中國的士大夫家訓媲美。

  近代以後，武家家訓隨著武士階級的滅亡而退出歷史舞台，商人家訓取而代之成為近代家訓的主體。隨著近世以來庶民教育的發展，商人的文化水平普遍提高，商人家訓在思想內涵上豐富起來，在文采方面明顯改觀。如安田財閥創始人安田善次郎在「家訓之銘」中告誡繼承人：「主人乃一家之模範，我勤眾何怠，我儉眾何奢，我公眾何私，我誠眾何偽」，該家訓意義深遠，充滿哲理，表述也很到位。再如，生產醬油的茂木家將家訓編成「忠孝帶」這一教訓歌：

  每天將這腰帶，好好系整齊。

  重要的是注意，不讓它松落。

  幹了又干，仍干不完，工作就是這樣。

  做了又做，一做到底，幸福便在其後。

  被稱為日本實業界泰斗的澀澤榮一親自撰寫《澀澤家家憲》，在「處世接物綱領」「修身齊家要旨」「子弟教育方法」三則下，分別進行教誨，表現出很強的系統性，堪稱近代日本家訓的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