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家系

  家系即家的血統、門第，是每個人乃至整個家族的根據，歷來為人們所重視。重家系在日本有著久遠的傳統，其根源，最早可溯及大和時代的氏姓制度。氏姓是古代日本的社會組織和政治制度，它以氏區分貴族血統，以姓鑑別等級高下，維持統治秩序。氏姓，在古代史書中一般都同時使用，如「物部連」「蘇我臣」「倭直」「水取造」，實際這裡包含著兩個概念，其中「物部」「蘇我」「倭」「水取」為氏，而「連」「臣」「直」「造」為姓。氏是自階級社會形成以後自大化革新前的統治集團，每個集團都崇拜同一祖神，其內部包括氏人（血緣親屬）和部民、奴婢等被奴役者，首領稱氏上，各個氏都世襲某一職業，其稱呼或氏於居，即根據居住地得名，如葛城氏、平群氏；或氏於職，即根據所從事的職業、技術得名，如中臣氏（從事祭祀，中臣為神人之中介之意）、物部氏；或氏於族，如秦氏、漢氏，其中以地名、職業為氏者居多。由此看來，氏是職業、世系、血統的標誌，稱氏的非皇族即貴族。

  姓基于氏產生並服務于氏。在中國，「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別婚姻也，故紀世別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得婚娶，皆為重人倫也」[1]，可見姓的作用在於區分血統。日本的姓則與中國的姓大相逕庭，「其姓氏者為人之根本」[2]，是根據貴族的出身世系由天皇下賜的榮譽稱號，用以標誌貴族的等級尊卑，帶有爵位的性質。姓主要有以下幾類：「臣」「連」姓賜予天皇后裔和神別諸氏（神別系傳說中天孫降臨時的五個隨從的後裔）；公（君）姓一般是皇族後裔的姓；地方首領國造以「直」為姓，品部的首領以「造」為姓，「首」大多是地方上的縣主和村落首長的姓。姓的尊卑標誌著貴族地位的高低，得到賜姓是莫大榮幸，一人得姓則恩及全族，且世代相傳，若玩忽職守、犯上作亂，則奪姓、貶官。大化革新之後，日本雖然借用了中國的官僚制度，卻沒有採用中國的通過科舉選拔官員的做法，而是沿用所有等級和地位都由出身世系決定的本國的傳統，姓仍被作為家系、門第的象徵。684年，天武天皇「更改諸氏之族姓，作八色之姓」[3]，實際上得姓者多是舊氏姓貴族。後來，隨著皇權的衰落，屬於皇裔的「真人」姓的地位也日漸低微，相反，大貴族獨占的「朝臣」姓反而青雲直上，至平安時代，「朝臣」被作為姓之最，變成權力的象徵，像藤原氏那樣居高官高位者都以此稱之。

  從平安時代中期起，朝廷式微，皇權旁落，姓也逐漸銷聲匿跡，但是，「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4]，它給後來的歷史以極大的影響。在氏姓制度下，社會的等級劃分是根據出身世系，以姓的尊卑為標誌而確定的，姓帶來了貴族在朝廷、官府中的爵祿官階。隨著社會結構的變化，等級的劃分很快變為按照家族式的主從、親疏來劃分。比如，鎌倉時代的武士有御家人、非御家人之分，在德川時代的統治階級內部，根據與幕府將軍血緣的遠近與關係的親疏，分為御三家、御三卿、御家門及親藩、譜代、外樣，如何進行這種劃分，家系自然是不可缺少的依據。這種基於家系的等級劃分是日本歷史上階級關係的重要特徵，因而，家系代表一家之社會地位，具有無可替代的作用。在人們心目中「人無高貴家系，不能出人頭地，出人頭地者，必有高貴家系」[5]，家系左右著人們的婚姻、仕途、升遷。即使在武士雙方兵戎相見時，也要首先通報各自的家系，炫耀一番，然後一決雌雄，似乎家系高貴是能夠克敵制勝的精神力量。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種僵化的觀念：家系是人們立身出世的根本，貴族、武士與平民之間永遠有一種不可逾越的鴻溝。

  在日本封建社會，家系門第觀念自始至終支配著人們的行動。在律令時代只有氏姓貴族才能躋身於公卿之列，在武將秉政時代的幕府更替之中，仍然是只有顯貴才能染指將軍之位，從來沒有家系卑微的人通過戰爭或者暴力奪得政權、建立幕府的。唯一有所例外的是豐臣秀吉，雖然他足智多謀，威望過人，基本完成了統一大業，卻終究未敢染指將軍之職，恐怕與出身卑賤——其父只是一個「足輕」不無關係。在豐臣秀吉的政治生涯中，曾極力對自己的家系進行美化，隨著他的步步得勢，其家名也在不斷變化，最初稱木下，後改姓羽柴（因敬慕武將丹羽長秀、柴田勝家，各取二人姓之一字為姓），不久又稱平秀吉、藤原秀吉，任太政大臣後，便以天皇賜姓的形式稱豐臣朝臣，這一過程暴露了豐臣秀吉對自己出身的自卑，也說明他對高貴家系的崇尚，不斷更名改姓表面是個人行為，實際上是當時的社會風氣使然。「大名的兒子是大名，足輕的兒子是足輕，水吞百姓的兒子是水吞百姓，乞丐的兒子是乞丐」[6]，權利世襲成為鐵的規律，封建社會的結構自始至終都建立在權利世襲制度的基礎上，尤其是在德川幕府統治的近270年中，「經歷了世界上最嚴格、並切實地得到加強的世襲制度」[7]。在這種制度下，重門第，子承父業，家族永續的門閥觀念為封建家長們霄肝不忘，名門望族互通婚姻，不惜以子女、親屬為「政略婚姻」的工具，以維持長享富貴、世代榮寵的地位，致使社會空氣一片渾濁。

  正因為家系主宰了人們的社會生活，所以，在日本歷史上，頗有些人為了平步青雲，偽造家系往自己臉上貼金，更有些人背棄祖先，購買名門家系以炫耀於人，因此，辨別家系的真偽，維護家系的尊嚴，自然而然受到人們的重視。早在公元5世紀，大和國家的統治者就曾對氏姓的真偽進行過一種叫作「盟神探湯」的「神判」[8]，使假冒氏姓的人受到處罰，維護了氏姓制度的嚴肅性。為做到對家系有證可查，有跡可依，7世紀初年，聖德太子與諸大臣一起編纂「天皇紀、國紀、臣連伴造國造百八十部本紀」，該書實際是皇室及諸貴族的譜牒。9世紀初，朝廷針對社會上「新進本系多違故實，或錯綜兩氏混為一氏，或不知源流倒錯祖次，或迷失已祖過入他氏，或巧入他氏以為已祖」[9]的情況，主持編纂了《新撰姓氏錄》，這部官撰氏族志如同法律，既是選官的依據，也是貴族地位的證明。自此以後，大小貴族群起仿效，追根尋祖，製作系譜（家譜），一時間成為一種社會風氣。南北朝時期，由歷任左大臣、右大臣的洞院公定主持編纂了集諸氏系圖之大成的《尊卑分脈》，該書記載了中央貴族及其他諸氏的家系。封建社會後期，德川幕府為了維護嚴格的等級制度，曾兩度大規模調查諸大名、旗本、幕臣的譜系，進而編纂了《寬永諸家系圖傳》（1641—1643年編纂）、《寬正重修諸家譜》（1799—1812年編纂）。官方—朝廷或幕府主持全國規模的修譜，是日本修譜事業的一大特點，它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日本人對家系門第的重視及系譜對於統治階級維護等級制度的重要作用，這些官修譜牒的編纂流傳，不僅使注重家族傳統的日本人能輕而易舉地將自己的家系上溯至數百年乃至上千年前，更使後人能夠掌握各個家族的發展脈絡，從中了解日本歷史的發展過程。

  明治維新之後，「四民平等」的實現，為許多沒有家系背景的人通過接受正規教育來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提供了可能，不過，在重家系門第的傳統觀念面前，要使這種可能變為現實是相當困難的，必須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華族制度的制定，使舊貴族、藩主等人又獲得了新的特權與榮譽，而且，不斷有維新功臣、高級官僚、大資本家、軍人等成為華族新成員，按其功勳可得到公、侯、伯、子、男的爵位，並可世襲，因此，門第觀念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著人們的生活。擁有不凡的家系照樣是高人一等的資本，很多人的眼光依然注視著貴族的家譜，從過去的世襲制度到由教育來決定等級地位的過渡經歷了很長時間。日本人真正實現不是靠繼承、出身、家庭背景，而是靠個人的努力和接受正規教育獲得在社會上完全平等的地位，還是在戰後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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