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明開化與明治改歷

  唐代的《宣明歷》在當時是很先進的曆法，但在實施了八百多年後，已經和實際天象出現了兩天偏差，日食、月食的預報也不準確。隨著人們天文知識的增加，與實際天象有一定差誤的《宣明歷》已不能適應社會的需要。圍棋棋手出身的歷學者安井算哲（1639—1715，後改姓澀川，號春海）在中國元代郭守敬編制的《授時曆》基礎上，根據自己20多年的調查實測，製作了新曆法，德川幕府於貞享二年（1685年）正式採用，故名《貞享歷》，日本歷史上第一次產生了由本國人編撰的曆法。此後，日本又先後進行了三次改歷，即《寶曆歷》（1755—1797，安倍泰邦）、《寬正歷》（1798—1843，高橋至時等）、《天保歷》（1844—1872，澀川景佑等）。這幾次改歷雖然仍然實行太陰曆（即陰曆），但明顯受到西方天文學的影響，在精確程度上有了很大提高。江戶幕府天文方（天文官）澀川景佑（1787—1856）製作的《天保歷》一太陽年為365.24222天，一朔望月為29.530588天，與公曆的平均太陽年365.24219天和平均朔望月29.530589天已經非常接近，被稱為日本史上精度最高的太陰太陽曆。[6]19世紀中期，歐美諸國已大都使用公曆（格里高利曆），並視當時使用回曆（伊斯蘭曆）或太陰太陽曆（夏曆）的國家為落後、未開化及野蠻的象徵。明治維新後，鑑於中國在鴉片戰爭中失敗的教訓，為了不至重蹈中國的覆轍，修改在開國時被迫與歐美列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建立擁有獨立主權的近代國家，首先必須改變落後國家的形象，使歐美國家承認日本是文明國家，因此要實行文明開化，曆法的改革也成為新政府的「文明開化」措施之一。

  1872年11月初，時任太政官權大外史兼內務省地誌課長的塚本明毅（1833—1885）向政府提出改歷建議書，建議書中指出：「方今國家致力百度維新，革舊習，使國民進入文明之域，如曆法者最應改正之……蓋太陽曆以太陽之纏度立月，雖日子多少有異，而無季候早晚之變，每四歲置一閏日，七千年後僅生一日之差而已，太陰曆與此相比其便於不便固不俟論。與各國結交以來，彼之制度文物可資補我治，而未採用者如太陽曆，各國普遍用之，獨我用太陰曆，豈不便耶，應速改曆法。」雖然提出改歷建議，塚本明毅還是擔心驟然改變曆法會帶來混亂，導致出現「三月猶隆寒，月首或見滿月，不免一時擾擾民間，又誤耕稼之期」的情況，他建議「暫且在太陽曆下置太陰曆加以比較，刪除荒誕之說法，標註祭典諸日。待兩三年習慣後，再刪去太陰曆，下民必覺其便，時刻也用晝夜中分之時。令天下頒行太陽曆之日，亦應改行時鐘之制。如此，不僅曆法得正，亦助國民之開化」[7]。

  塚本明毅的建議書提出以後沒有幾天，明治政府便毫無爭議地立即予以採納。1872年11月9日，明治天皇發布《改歷詔書》:[8]

  朕以為，我國通行之歷以太陰之朔望立月，不合太陽之纏度，故二、三年間不得不置閏月。閏月之前後於節氣有早有晚，終至產生推步之差。尤其曆書之中下段所揭載之內容概屬荒誕無稽，妨礙人智之開達。蓋太陽曆依太陽之纏度立月，日子雖多少有異，但無氣候早晚之變，每四年置一日之閏，七千年後僅生一日之差而已，比之太陰曆乃最精密，其便與不便固不俟論。自今廢舊曆用太陽曆，令天下永世遵行之，望百官有司，體朕斯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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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改歷詔書》，明治政府發布第337號太政官布告，具體內容為：[9]

  1.廢太陰曆，頒行太陽曆。以即刻到來的十二月三日作為明治六年一月一日；

  2.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分十二個月，每四年置一天為閏；

  3.迄今時刻按晝夜長短分十二時，今後改時辰儀，時刻晝夜平分定二十四時，子刻到午刻分十二時，稱午前幾時，午刻到子刻分十二時，稱午後幾時；

  4.時鐘自一月一日起更改；

  5.諸祭典等舊曆月日一律按照新曆的相應日期施行。

  1872年改歷是日本歷史上最大且最後一次改歷，與明治年間實施其他社會改革都要經過反覆討論、爭議，甚至遇到各種阻礙不同，改歷是新政府在幾天之內做出決斷，比較順利完成的。之所以如此，歸納起來，大概有以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進入近世以來，隨著西學的傳入，人們對西曆已經有所接觸和了解。江戶時代前期，葡萄牙傳教士克里斯多福·費雷拉（Cristóv?o Ferreira，1580—1650，和名澤野忠庵）將葡萄牙天文書譯成羅馬字本，再由長崎人向井玄松、西吉兵衛人等人進行和譯、解說，成書《乾坤辯説》，其中對太陽曆做了介紹。儒學者新井白石（1657—1725）通過審問被捕的義大利傳教士喬瓦尼巴·蒂斯塔·西多契（Giovanni Battista Sidotti，1668—1715）得來的信息，撰寫了《西洋紀聞》，其中也介紹了太陽曆。江戶中期，天文、地理學者西川如見（1648—1724）著《天文義論》，不僅對太陽曆進行解釋，而且提出有必要改行西曆。此後，介紹荷蘭風俗的《紅毛談》（著者後藤梨春）、《紅毛雜話》（著者森島中良）等相繼出版，其中都有對太陽曆的介紹，《紅毛雜話》專有一卷談「荷蘭的正月」。在鎖國時代的對外窗口長崎，西洋人遵守本國風習過西曆新年，並在商館招待地方官員、翻譯等，對日本人產生了一定影響。江戶時代後期，蘭學家吉雄俊藏（1787—1843）於1823年著書《遠西觀象圖說》，介紹歐洲天文學，其中力陳太陽曆的優點，該書多次再版，對後世影響甚大，其中一句「七千二百年誤差不足一日」後來被冢本明毅引用在改歷建議書中。到幕末，有不少人到歐美國家考察、留學、遊歷，親自體驗到異國的曆法，回國後著書加以介紹，如藝州藩士、蘭學家緒方洪庵的門人村田文夫（1836—1891）於1864年不顧幕府的禁令，偷渡到英國，留學四年之久，歸國後據所見所聞撰寫《西洋聞見錄》，其中專設「熟諳西曆之法」，對太陽曆進行詳細解說。經過這些介紹與宣傳，人們對西洋曆法不斷加深認識。1854年（安政元年），幕府天文方澀川景佑（1787—1856）編撰了《萬國普通曆》，把《天保歷》與《格里高利曆》及《儒略曆》對照使用，得到幕府的許可，從1856年開始印刷發行，主要用於從事航海、貿易等經濟活動的人群。蘭學家、仙台藩的藩醫大槻玄澤（1757—1827）不僅是著名的蘭醫和教育家，也是太陽曆的擁躉者。寬正六年（1794）閏11月11日，是西曆1795年的元旦，大槻玄澤在自己創辦的私塾芝蘭堂設宴招待蘭愛好者，號稱「新元會」，新元會祝宴從此成為大槻家的定例，直到其子大槻玄幹時期，連續實施了44次。[10]這些事情都表明，明治改歷雖然事出突然，但已經有了較為充分的技術準備及廣泛的群眾基礎。

  第二個原因是自幕末開國以來，大批歐美國家的軍人、商人湧入日本，在與這些外國人的外交交涉及通商談判過程中，日本人已經深深體會到在曆法與時間方面的差異帶來的不便。雖然澀川景佑編的《萬國普通曆》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對比上的方便，但在實際使用中仍然很麻煩，如在與各國簽訂的條約中，必須用兩種曆法加以記載：

  《日美和親條約》：嘉永七年三月三日，千八百五十四年三月三十日

  《下田條約》[11]：日本國安政四巳年五月二十六日，亞米利加合眾國千八百五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日美修好通商條約》：安政五年午六月十九日，即千八百五十八年、亞米利加合眾國獨立之八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明治維新後，新政府奉行積極的開放政策，致力於吸收歐美文明，從歐美國家聘請很多技術專家，與外國人的交往日益增多，往往因為兩種曆法並用帶來麻煩。所以，儘管根據太陰太陽曆法制定的《天保歷》能精確地反映天候季節的變化，但與公曆存在一個月至一個半月的時間偏差給人們日常生活帶來諸多不便。因此，放棄舊有曆法，使用新曆，已成必然趨勢，而且，在明治新政府看來，改行西曆就是塚本明毅在改歷建議書中所說的「革舊習」，是「使國民進入文明之域」的必經途徑。

  第三是現實的原因。明治改歷出於日本人實現文明開化、向西方社會靠攏的願望是毫無疑問的，在與外國人交往中深感不便也是實情。但當時的日本正處於非常時期，即政府主要領導人都隨岩倉使節團赴歐美考察（1871年11月12日出發，1873年9月13日歸國），國內只有留守政府負責日常事務。出於國內穩定考慮，在岩倉使節團出發前，曾與留守政府就國內政務做出一系列約定，其中有「內地事務以大使歸國後進行大改正為目標，其間儘可能不要進行新的改革，如有萬不得已之事，則應照會派出的大使」[12]。但實際上，留守政府就改歷這樣的大事的實施事先並未徵求使節團的意見，此次改歷因有強制實行之意而被稱作「粗暴的改歷」。何以如此？在當時擔任明治新政府參議、主管財政事務的大隈重信於1895年（明治二十八年）出版的回憶錄《大隈伯昔日譚》中，披露了當年急切改歷的內幕，原來，解決明治政府財政困難是改歷的主要原因。

  在明治時代以前，官吏的薪俸都是以年度來計算和發放的，稱「年俸」，而在維新以後，改為按月發放，成為「月俸」或「月給」。由於太陽太陰曆是以朔望立月，每隔幾年就會有一個閏月，有閏月的年份就要按十三個月發放官吏的薪俸，這對政府財政來說是個很大的負擔。即將到來的1873年將有閏6月，按照大隈重信的說法：「當時的國庫因種種事情痛告窮乏，連平年的支出額也甚難滿足，絕無餘地。與平年支出額相比，在有閏月之年份，還要增加十二分之一，明年（明治六年）已迫近，去掉此閏月以濟財政困難，唯有斷然變更歷制。」[13]當時的財政狀況確如大隈重信所言，新政權建立後，面臨著近代化工廠的建設，舊工廠的改造，建立學校與軍隊，對士族發行秩祿公債等一系列重要任務，每一項都需要巨額資金，國庫空虛可想而知。正在此時，權大外史塚本明毅提出了改歷建議，恰好為苦於財政緊張的留守政府解決實際問題提供了一個現實的辦法，在明治六年已迫近的情況下，留守政府顧不得與遠在歐洲的政府首腦商量，當機立斷實施改歷。就這樣，塚本明毅的建議被迅即採納，在冠冕堂皇的「文明開化」的口號下，兜售了明治新政府的見不得人的「私貨」——不僅明治六年（1873年）由舊曆的13個月變成了新曆的12個月，為政府節省下一個月的諸經費，而且只有兩天的明治五年12月份也被抹去，使1872年成為歷史上唯一的只有11個月的一年。改歷的結果是為政府省下兩個月的財政支出，對政府來說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財政困難。

  諸種因素促成了明治改歷。根據久米邦武撰寫的《特命全權大使米歐回覽實記》的記載，正在法國訪問的岩倉使節團通過英國倫敦弁務公使的電報得知了日本改歷的消息，他們「如晴天霹靂，委細之情實難判定」[14]。震驚之餘，使節團成員平靜地接受了本國改歷的現實，或許他們在此次歐美之行中已經深深體會到本國舊曆與西曆不同帶來的不便。1873年元旦，使節團一行前往凡爾賽宮，與其他各國使臣一同聆聽法國總統祝賀新年的「萬里同風之祝詞」（伊藤博文語）。在他們心中，改歷肯定是意味著日本向歐美「先進國家」靠近了一步，是值得慶幸的事情。

  在國內，由於改歷實施突然，1872年11月9日發布《改歷詔書》，僅僅20多天就要實施新曆，1872年12月僅有兩天就結束了，各方面都缺乏足夠的準備，出現混亂可想而知，尤其是習慣於舊曆的民眾很不適應。然而，一時的不便與國家的發展大計相比畢竟是小事，大多數國民還是服從並支持了政府的決定。在明治政府實施改歷之際，一些知識分子也參與其中積極推行新曆，如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聞聽改歷決定後，為促使民眾理解曆法改革的意義，及時撰寫了《改歷辯》，支持政府的改歷決定，闡述陰曆與陽曆的不同以及使用陽曆的便利之處，指出舊曆中占卜日子吉凶的弊病，並介紹了西方社會的日、月、鐘錶時刻等知識。福澤諭吉在《改歷辯》中還旗幟鮮明地指出，通過對改歷的態度可以區分兩類人：「懷疑改歷必是目不識丁的愚蠢之人，不懷疑者必是平生留心學問的有識之士。」這部由慶應義塾出版的小冊子在改歷引起的混亂中成為暢銷書，很短時間內發行了十多萬冊，起到改歷啟蒙作用。此後，大量介紹新曆知識的啟蒙讀物相繼出版，民眾也在實踐中習慣了新曆。當初為避免改歷帶來混亂，採納了塚本明毅提出的在日曆上新舊曆並記的建議，到1909年（明治四十二年），舊曆被完全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