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正朔本乎夏時——日本曾長期使用中國曆法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發明曆法的國家之一，對周邊國家產生過重要影響，日本也是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使用中國曆法的國家。在中國古代，曆法除了科技含量之外，還有複雜的政治特徵。曆法的制定與改革最重要的目的是要證明帝王的統治權力來自「天命」，具有極其重要的政治意義。歷史上新政權建立之初，往往要通過改正朔、定曆法等方式，來表示革故鼎新的姿態，希望通過變革曆法，達到政治統一的目的。司馬遷在《史記·曆書》中說：「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正朔中的「正」，即一年之始，「朔」即每月之始，所以人們常用「正朔」來代表曆法或皇帝的年號。奉正朔即遵從奉行王朝的年號和曆法，表示對王朝的效忠和擁戴。周邊民族若尊奉中國王朝的正朔，即被認為在政治上表示臣服，在空間上可以將其納入統治體系，並允許其在朝貢的名義下進行交往。古代日本使用中國的曆法，不僅是為了滿足人們生產生活的需要，更是為了表達對中國的慕化及嚮往。與日本對唐代戶籍制度、班田制度、科舉制度始行終棄一樣，古代日本對中國的曆法也經歷了從採納到放棄的過程。

  在尚無文字的日本古代早期，前言往行靠「貴賤老少，口口相傳」。通常認為上古時代的日本使用的是以日月和物候為參照的自然歷[1]。在大和時代，通過與中國及朝鮮半島國家的交往，日本人已經對曆法的重要性及與人們生活的關係有所了解，並希望自己的國家也使用曆法。在《日本書紀》中就有6世紀中期的欽明天皇時期，百濟向日本派遣歷博士的記載。《日本三代實錄》清和天皇貞觀三年（861）六月條對當時使用曆法的情況做了較為詳細的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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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日己未，始頒行長慶宣明歷經。先是，陰陽頭從五位下兼行歷博士大春日朝臣真野麻呂奏言，謹檢，豐御食炊屋姬（推古）天皇十年十月，百濟國僧觀勒始貢歷術，而未行於世。高天原廣野姬（持統）天皇十年十二月，有敕始用元嘉歷，次用儀鳳歷。高野姬天皇（稱德）天平寶字七年八月，停儀鳳歷，用開元大衍曆。厥後，寶龜十一年，遣唐使錄事故從五位下行內藥正羽栗臣翼貢寶應五紀曆經雲，大唐今停大衍曆，唯用此經。天應元年，有敕令據彼經造曆日，無人習學，不得傳業，猶用大衍曆，已及百年。真野麻呂去齋衡三年申請用彼五紀曆。朝廷議雲，國家據大衍曆經造曆日尚矣，去聖已遠，義貴兩存，宜暫相兼不得偏用。貞觀元年，渤海國大使烏孝慎新貢長慶宣明歷經雲，是大唐新用經也。真野麻呂試加復勘，理當固然，仍以彼新曆比較大衍五紀等兩經，且察天文，且參時候。兩經之術，漸以麁疏。令朔節氣既有差。又勘大唐開成四年、大中十二年等歷，不復與彼新曆相違。歷議曰，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新曆錯者。方今大唐開元以來，三改歷術，本朝天平以降，猶用一經。靜言事理，實不可然。請停舊用新，欽若天步，詔從之。

  根據這段文字，再參照其他史書的記載，我們可以大致了解古代日本使用中國曆法的情況。

  中國曆法傳入日本最早的記錄是公元602年（推古天皇十年），這一年，百濟的僧人觀勒來到日本，帶來曆本及天文地理書，朝廷專門派書生向觀勒學習曆法。[2]成書於11世紀初期的《政事要略》記載，推古天皇十二年（604年）「始用曆日」，但具體實施情況不得而知。日本實施曆法的確切記載是持統天皇四年（690年），《日本書紀》記載，是年11月，「奉敕始行元嘉歷與儀鳳歷」[3]，這兩部曆法是日本最早正式使用的中國曆法。

  這裡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即古代日本戶籍制度（690年）的建立、班田授受法的實施（692）和中國的曆法的使用（690年）都是在持統天皇時開始的，這並不是一種偶然，而是日本人在與中國王朝的交往中已經形成了對中華文明的認同感及對唐王朝的歸屬感。此時距大化改新已經40多年，日本人已經逐漸加深了對中華文明和中國的典章制度的了解，認識到要改變本國的落後局面，就要學習中國的制度，同時，還要積極向唐王朝靠攏，在向唐朝派遣臣朝貢的同時，使用中國的曆法，即「奉正朔」也是十分重要的。於是，在持統天皇時代，各方麵條件比較成熟之後，便開始模仿唐朝制度實施一系列建立中央集權體制的措施。顯而易見，對於當時的日本來說，曆法與戶籍、班田同時實施的目的和意義並不僅在於其科技層面，而是以「奉正朔」的形式，表現對唐王朝的歸同。實際上，唐代中國人在考察當時的日本時也是首先看其是否「奉正朔」的。如唐代官員、大詩人王維在遣唐留學生阿倍仲麻呂（唐名「晁衡」）歸國時曾賦詩《送秘書晁監還日本國》送別，在其詩序中這樣寫道：

  海東國日本為大，服聖人之訓，有君子之風。正朔本乎夏時，衣裳同乎漢制。歷歲方達，繼舊好於行人；滔天無涯，貢方物於天子。[4]

  可見，在王維及他所代表的唐朝朝野人士眼裡，當時的日本之所以被評價為「服聖人之訓，有君子之風」，主要是因為「正朔本乎夏時，衣裳同乎漢制」，這兩點的意義等同於「貢方物於天子」，甚至還要重要。作為與唐朝交往密切的日本人對這一點定是十分清楚的。

  698年（文武天皇二年），日本廢除了南朝何承天編撰的《元嘉歷》，僅實行《儀鳳歷》。公元735年，在唐朝留學18年的吉備真備（695—775）學成歸國，帶回大量典籍，其中就有《大衍曆經》及《大衍曆立成》。當時由於日本缺乏通曉歷學的人才，對《大衍曆》這部當時非常先進的曆法還不能全部理解，經過多年的研讀，直到763年（天平寶字七年），朝廷才下令停用《儀鳳歷》，並依據《大衍曆》編制新曆，翌年開始施行，這是古代中國的曆法第一次直接傳入日本，並被採用。

  《大衍曆》實施了10多年後，778年（寶龜九年），遣唐使成員羽栗臣翼歸國，帶回《五紀曆》（郭獻之762年編制），並報告說唐朝已經用《五紀曆》取代了《大衍曆》，建議採用《五紀曆》。也是因為當時「無人習學，不得傳業」而被擱置下來。又過近80年時間，歷博士大春日朝臣真野麻呂於857年奏請使用《五紀曆》，朝廷答曰：「國家據大衍曆經造曆日尚矣，去聖已遠，義貴兩存，宜暫相兼不得偏用」，允許《五紀曆》與《大衍曆》於翌年開始使用。但在唐朝，早在建中四年（783年）已經用《正元歷》取代了《五紀曆》，並於822年起使用徐昂編撰的《宣明歷》了。

  日本自858年開始實施《五紀曆》一年後，渤海使臣烏孝慎於859年抵日本，獻上唐朝正在使用的《宣明歷》，歷博士大春日朝臣真野麻呂再次奏請使用《宣明歷》，遂於862年停止使用《大衍曆》和《五紀曆》，開始使用《宣明歷》。

  《宣明歷》是日本歷史上最後使用的從中國輸入的曆法，到江戶時代的貞享二年（1685年）使用澀川春海編制的《貞享歷》為止，在日本一直使用了823年。關於八百多年未改歷的原因，一是895年（寬平七年），宇多天皇根據被任命為遣唐正使的菅原道真的奏請，停派遣唐使，其理由為「大唐凋敝」，從此，日本中斷了與大陸王朝官方的聯繫，宋元時期的中日交往僅限於民間貿易層面，未能取得中國後來編撰的新曆法。二是平安時代後期，隨著皇權衰落，朝廷的官職與官廳都由特定的貴族包攬，官職家業化的傾向日趨嚴重，專門培養人才的大學寮名存實亡，學問研究也走向門閥化、世襲化，天文、歷學變成安倍家（天文）、賀茂家（曆法）的家學，人才匱乏，因循守舊，精通曆學者越來越少，遠未達到日本人獨立編制曆法的水平。室町幕府三代將軍足利義滿時期，曾經有過參照明代曆法改歷的想法，但是遭到墨守舊套的賀茂家的反對而未能實現。也有人以這樣做有奉明朝為正朔之嫌而加以反對。[5]三是在鎌倉、室町幕府時期，戰亂頻繁，武士尚武粗野而疏於文道，科技文化事業進入空白期。總之，「正朔本乎夏時」——日本人通過使用中國曆法，向唐王朝表示了慕化、歸同之意，也積極模仿實施唐朝的官制、土地制度、戶籍制度、科舉制度等。而隨著唐王朝衰落及日本中央集權制度的瓦解，中國曆法對日本已經喪失了政治上的意義，曾經實施過的唐朝制度也在日本幾近全部付之東流。長期使用過時的中國曆法並不是出於日本人對唐文化的熱愛（見表2-9），只不過是在自己還沒有能力造出新曆情況下的無奈選擇而已。不得不承認，日本的「入歐」始於明治以後，而「脫亞」—「脫華」實際上在平安時代末期就已經開始了。

  表2-9 日本歷史上實施過的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