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士族的最後出路

  明治維新是一場改革，而對於武士來說，則是被革命的過程。不管他們願意與否，都必須面對一個嚴酷的現實：作為普通人，告別過去，從頭做起，自食其力。時代的變化迫使武士認清形勢，改變觀念，棄舊圖新。為了生存，在新的社會條件下大致選擇如下出路。

  第一，擔任中央、地方政府官吏。

  官吏，即政府官員，相當於如今的國家與地方公務員。對於武士階級瓦解後已經失業的士族來說，政府官員是最具魅力的職業。因為官員有較高社會地位，有穩定的薪俸，與依靠俸祿生活的舊武士有相似之處，故成為士族就業的首選。在推翻幕府統治，建立了以天皇制為中心的中央集權國家之後，中央與地方政權的運轉需要大批官員。由於德川幕府時期非常重視武士教育，除了幕府設立的學問所，各藩也都開設藩校，武士都受過教育，有文化，尤其是從江戶時代中期以後，越來越多的藩校在教育內容上增加了醫學、算術、洋學等內容，使武士文化素質大大提高。又經過幕末維新的薰陶，能較快接受新事物，更養成了讓子女接受教育的傳統。幕府時代的武士教育客觀上成為人才儲備，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明治維新以後對人才的需要，也為士族進入政府任職提供了機會。

  從幾組數字可以看出士族擔任官職的情況：

  士族擔任中央政府官員的數字 日本學者園田英弘等人根據修史局編集的《明治史要附表》及《日本帝國年鑑》，對1874—1899年間中央官吏的出身進行了調查。在這段時間裡，擔任敕任、准敕任、奏任、准奏任、判任、准判任[30]以上的中央官員從14315人增加到54060人。其中士族出身官員的比率，1872年高達81.4%。以後隨著教育的發展及「四民平等」的逐漸實現，平民任官者增加，士族任官者遞減，但是到1899年，仍然超過半數，達57.9%。在敕任與奏任級別的高等官僚中，士族更是壓倒多數（見表2-5）。

  表2-5 中央官員出身表（判任官·准判任官以上）[31]

  士族擔任地方政府官員的數字 在中央政府官員之外，地方官員中士族也占很大比例。如表2-6所示，擔任地方區郡長官、文書的都是士族占大多數，唯有最下層的戶長以平民居多。而且從比例上看，1882年（明治十五年）士族出身者為20.8%，1888年為42%，不但沒有降低，反而大幅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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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6 地方官吏出身統計（1882—1888）[32]

  此外，園田英弘利用《日本帝國統計年鑑》等資料，對1888年士族任官的情況進行了詳細調查。其結果是，在當年中央及府、縣道的78328名官員中（文官、武官、司法官、警察官、監獄官、技術官等），有士族52032人；在90266名區、郡町村官吏中，有士族15524人。即士族在所有官職中占約40%，在中央及府縣、道層更高達約70%，從士族階層來看，在當年425658戶士族中，有官職的占16%。[33]

  士族在高等文官考試中合格比例 根據1893年頒布的《文官任用令》和《文官考試規則》，從1894年開始，日本實施高等文官考試，合格者進入政府各省及官廳任職，所有階層的人都能平等地參與競爭。研究日本政治的學者秦郁彥曾就1894年到1947年高等文官考試合格者的所有人員出身、學歷、職歷等進行調查。從調查結果可以看到，一直到1917年（大正六年），對每個合格者都記載其出身是華族、士族還是平民。[34]如表2-7所示，從1894年（明治二十七年）到1911年（明治四十四年），士族出身合格者最多的年份占58.5%，最少的年份為27.8%，大多數在30%—40%。從絕對數值上看，平民合格者超過了士族，但如果從士族人口比例只占全國人口5.1%[35]這一點來考慮，士族任官的比例還是遠遠超出平民的，這一點當與士族的教育水平有直接關係。

  表2-7 高等文官考試合格者出身統計[36]合格者出身（人）

  （續表）

  以上數字可以說明，在武士階級瓦解後，其中很多優秀的個人能夠順應時代的變化，實現自我更新，用自己的知識與才能從原來侍奉主君轉變為服務國家和社會，成功實現社會角色的轉型。

  第二，變身警察與軍人。

  在中央與地方官吏之外，警察與軍人是最受士族青睞的職業。這兩種職業都具有「武職」的特色，有薪俸，尤其適應武士的「名譽意識」，與武士有某種天然的聯繫。從近代國家軍隊與警察建設的角度來說，士族具有尚武傳統、服從意識、勤奮精神，正是警察與軍人這兩種職業所需要的。

  明治新政權建立以後，社會秩序並不穩定，暴徒事件、襲擊外國人、暗殺政府官員等各種治安事件時有發生。為維護社會安定，1870年12月，東京府向太政官提出設立警察的申請。1871年7月實施「廢藩置縣」僅僅兩個月後，新政府就決定首先在東京設立維護社會治安的「邏卒」，任命薩摩藩出身的川路利良（1834—1879）為邏卒總長。最初的「邏卒」共3000人，其中有2000人來自薩摩藩（鹿兒島縣），1000人來自勤王的其他府縣，這就是日本近代警察的開端。1872年，在司法省設置了警保寮，統一指揮全國警察事務。1874年1月，司法省警保寮劃歸內務省，由內務卿統一指揮，同時建立了東京警視廳和分布於全國各府縣的警察網。1875年，「邏卒」被改稱為「巡查」。

  日本的警察從一開始就是以武士為基礎建立起來的。由於《廢刀令》頒布以後允許巡查佩刀，這一點頗能滿足士族的「名譽意識」。警察最低可以領到6—10日元的月俸，雖然收入不高，但與沒有收入來源的情況相比是難得的生存之道，更何況警察還有制服穿。從警察選拔的角度來看，除了身體條件、年齡條件外，還要求有一定的經驗，要求能寫字，能讀書，有的地方如群馬縣還要通過算術考試。[37]在這些條件面前，士族顯然具有優勢。所以，警察這份職業吸引了大量士族。1874年東京警視廳成立時，警官被分為17個等級，第4等少警視以上的敕任官、奏任官全部士族出身，巡查中的90%來自士族。[38]到1884年，日本已經有1951名警官，23786名巡查，總計25737人[39]，其中80%出身於士族。[40]

  與警察相比，軍人這個職業對於武士來說更具有吸引力。本來，「武職」就被武士壟斷，明治維新以後，通過頒布《徵兵令》，實現了國民皆兵。實行徵兵制，意味著武士壟斷軍事的特權被廢除，但並不意味著士族不能當兵，而是從此所有成年男子都有當兵的權利。實際上，在實行徵兵制初期，不僅遭到士族的怨恨，也遇到平民的反抗。士族自信地認為除他們之外別人不會打仗、作戰，「土百姓，素町人，安能作戰？」[41]不滿自己從此與庶民為伍。過去長期與軍隊及武裝絕緣的平民則擔心軍隊的生活艱苦，不願當兵，想各種辦法逃避服兵役。士族出身者當兵反倒比較踴躍。如1874年日本出兵侵略台灣時，各地踴躍報名參軍的都是士族出身的青年[42]，石川縣士族齋藤定之報名出征，因身體檢查不合格，失望之餘，寫下一句「吾心寒白如霜露，今朝染紅似楓葉」後切腹自殺。[43]此事一方面說明武士具有好戰性，同時也說明士族能夠接受徵兵制，與平民規避兵役形成反差。據《陸軍省統計年報》的統計，19世紀70年代的軍官中，華族與士族出身者要比平民出身者高出4—5倍，這個數字直到20世紀20年代才發生逆轉，士族與平民的比例變為2:3。[44]從具體數字上來看，1899年，在職軍官共有8704人，其中士族共5060人，平民3562人；1903年，在全部11062名軍官中，有士族6024人，平民4930人，[45]士族出身的軍官仍然超過半數，顯示出士族對軍人這一職業的熱衷。

  第三，擔任教師。

  江戶時代數百年和平，武士之職能從戰爭移到治世，為加強自身修養，兼備文武兩道，學問成為統治者的必備素質。由於幕府與各藩非常重視武士的教育，武士因此都具備一定的文化素養，很多武士蛻變為知識分子，有的成為著名的學者。江戶時代中期以後，隨著平民教育機構寺子屋的增加，很多俸祿微薄的下級武士為了貼補家庭生計而開設寺子屋，或到寺子屋當師匠，在江戶後期，武士師匠已占寺子屋教師總數的28.09%。[46]明治以後，寺子屋大都變為近代小學，過去的師匠則成為學校教師。如表2-8所示，1882年，全國的中學校長、教師中78%以上都是士族出身，只有小學教師隊伍中士族才少於平民。如果從人口因素來考慮，在10000人口中，士族有167人擔任教師，平民只有12.1人，仍然是士族出身的教師多於平民。

  表2-8 全國國、公立學校職員出身構成表（1882年）[47]

  第四，成為僱傭勞動者。

  這是大多數武士的最後出路。在武士的政治經濟特權被廢除之後，除了一部分人成為政府官員、學校教員、軍人和警察外，大多數人沒有職業，也無生活技術，不知如何營生。當時有媒體報導：靠金祿「立於穩定生意者，千中不得其一，多數失敗於不習慣之商法，或沉醉於花柳，竭財破產陷於貧困者比比皆是」[48]。除了一小部分上層士族將手中的公債用於投資外，大部分生活貧困的士族將公債抵押或以低於面額的價格出售。有些武士把手中的公債用來經商，大多因自視不凡，不擅經營而失敗，世間譏諷為「士族的商法」（武士的買賣），這些昔日威風凜凜的武士，在巨大的生活壓力面前，只得面對現實，從生計考慮，成為僱傭勞動者。

  貧困的士族成為僱傭勞動者大都走三條路。第一種是士族的子女進入官營工廠做工，成為僱傭勞動者。如官營的群馬縣富岡制絲廠和信州松代的六工社制絲廠的女工大部分都是士族出身。還有一部分年少之士族懷著從工業中尋求立身之路的志向，進入變則學校（職工學校），經過技術培訓成為工廠的基層技術人員。第二種是從小生產者變為僱傭勞動者。1877年爆發的西南戰爭等一系列士族叛亂使明治政府感到貧困的士族對其統治構成了威脅，遂於1878前後年實施了「士族授產」政策，撥出資金用於資助士族從事養蠶、繅絲、棉紡、生產火柴和香菸，試圖使之成為獨立的小生產者。1881年，政府實施的財政緊縮政策導致經濟停滯，「士族授產」也畫上了句號，這些從事家庭手工業的士族逐漸破產，成為手工工場中的僱傭勞動者。第三種是變成日僱工和雜工。如宮城縣的貧困士族「無謀生之業，所以什麼活都做，或為小工，或搓米，或拉車，或從商，日夜奔走，至今僅能餬口而已」[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