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天皇進入大眾視線

  隨著皇權的衰落，從9世紀的嵯峨天皇開始到戰國時代，幾乎所有的天皇（只有後醍醐天皇是個例外）都不曾走出位於京都的御所（皇宮），江戶時代也僅有1626年（寬永三年）後水尾天皇的二條城「行幸」和1863年（文久三年）孝明天皇的賀茂神社及石清水八幡宮「行幸」，此兩位天皇「行幸」的地點，也都是離皇宮很近的地方。天皇「不外出」，百姓便「看不見」。明治新政權建立後，儘快改變天皇與世隔絕的現狀是當務之急。

  天皇「巡幸」各地 1868年1月，倒幕維新的核心人物大久保利通就在《大阪遷都建白書》中，批評天皇遠離大眾的現狀：「稱天皇居所為雲上，稱公卿為雲上之人，龍顏難以拜見，玉體不踏寸地，過於推尊，自認分外尊大高貴，終致形成今日上下隔絕之弊害。」[13]為了讓過去民眾看不見的天皇變成看得見的天皇，根據大久保利通的建議，明治天皇於1868年（明治元年）3月21日離開了京都，開始了為期50天的「大阪行幸」，這是數百年來天皇第一次見到京都以外的世界。在大阪期間，天皇召見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後藤象二郎等維新改革人士，了解時局，詢問海外諸國的情況，「布衣咫尺奉戴天顏之事數百年間不曾聞之」[14]。1868年7月17日發布《把江戶改稱東京的詔書》後，9月20日，在高知藩與岡山藩藩兵的護衛下，明治天皇率領文武百官隨從3300餘人從京都出發，於10月13日抵達江戶，當日宣布定江戶城為皇居。天皇親自進入德川幕府將軍的居城，樹立了天皇把民眾從舊體制解放出來的解放者形象，也向世人宣告天皇是包括東日本在內的全日本的統治者。在這次「東幸」途中，天皇訪問忠臣的遺蹟，參拜神宮，查看百姓從事田間勞動、捕魚的情況。同時向沿途33所神社奉獻幣帛料，獎勵各地孝子、節婦等152人，賑濟70歲以上老人10398人，救恤貧困者11807人，用資總額11370兩。[15]沿途百姓秩序井然，拜觀天皇車駕，感受「天皇看得見」的新時代的到來。進入江戶當日，數十萬東京市民前來觀看天皇入城。11月4日，為慶祝天皇「東幸」，天皇向東京市民按照大町三樽（釀酒用的圓筒型容器），中町兩樽，小町一樽的標準下賜「天酒」，總計2990樽，同時下賜下酒用的墨魚乾。東京市民飲酒、跳舞、唱歌，慶祝「天酒頂戴」，盛況空前。[16]此後，明治天皇前後近百次到各地視察和旅行，其中耗時最長、規模最大的有六次，史稱「六大巡幸」[17]，以此改變了「邊陬之民概皆習故見，泥舊習，知霸府而不知皇室，陛下亦不知邊陬人情景況」「上下隔離，聖旨不通」的現狀。[18]

  天皇巡視各地的根本目的是向世人宣布新時代的到來，彰顯天皇作為新的統治者的權威。在巡幸過程中，天皇視察學校、醫院、工廠、礦山、農村，了解百姓的生活狀況及辦教育、殖產興業等情況。通過這樣的「巡幸」，使百姓官民有了接觸天皇的機會，對於很多普通百姓來說，認識到了在此世界上還有天皇的存在。在天皇巡視過程中，還有御用記者隨行進行跟蹤報導，在「王政復古」後穩定社會秩序發揮了重要作用，也拉近了天皇與民眾的距離，一定程度上收到了「全國人民皆轉眼關注陛下舉措，瑣瑣紛議自然消歇」「固陋之人民漸進開明，僻陬土境遍被德化」[19]的效果。

  「御真影」的作用 長期與民眾隔絕，使民眾多不知天皇的存在。為了讓天皇從「雲上」走向民間，明治新政府乘文明開化之風，通過發布天皇照片（即所謂「御真影」）的形式，讓過去人們「看不見」的天皇變成「看得見」的天皇。西洋的攝影技術於19世紀40年代從荷蘭傳入日本，由於攝影具有繪畫無可比擬的描寫力，引起當時蘭學者的極大興趣，從而在日本迅速傳播，幕末至明治初期，攝影已經進入日本人的生活。[20]

  隨著攝影技術的傳播，西方國家把一國之君的標準像作為國家主權象徵的做法對日本產生了影響。1872年2月，正在美國考察的岩倉使節團正使岩倉具視利用副使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臨時歸國的機會，向宮內省請求提供天皇的肖像，以便在駐國外的公館懸掛。可當時天皇還沒有照過標準像[21]，於是，由在東京淺草開設照相館的攝影師內田九一於1872年4月給明治天皇拍攝了第一張和裝照片，隨後送達在英國的遣歐使節團正使岩倉具視手中，同時，決定在所有駐外公館懸掛天皇肖像。11月，派駐義大利公使中山讓次出發之際，首次將天皇照片交付駐外使節。此後，對西方國家已經有所了解的大久保利通等人提出，歐美國家有在官方正式場合懸掛元首或國王照片的習慣，以此作為主權國家的標誌及外交活動場合國家間友好與平等的象徵，建議天皇拍攝符合近代國家元首形象的著洋裝的標準像。1873年3月，明治天皇剪掉發髷，蓄西式髮型，當年10月，再次由內田九一拍攝了明治天皇穿新製作的法式軍服坐在洋式座椅上，兩手撫劍的照片。這是明治天皇唯一正式拍攝的洋裝照片，用於駐外公使館懸掛，也對來訪的外國元首、皇族、駐日外交官作為贈答，以此顯示是文明國家日本的君主。

  既然駐外公館懸掛天皇肖像，以象徵獨立國家之主權，那麼，在國內的官廳也不應例外。1873年6月，奈良縣令四條隆平捷足先登，向宮內廳提出申請，如能在新年、天長節[22]等節日在官廳「奉揭」天皇照片，令縣官及管內人民禮拜，則「僻陬之民也愈益感戴皇恩之一視同仁，可成就治教開化之大端」[23]。宮內廳批准了此申請，是為日本人對天皇「御真影」進行禮拜的開端。各府縣聽說此事，也競相向宮內省申請，11月，天皇剛剛拍攝的軍服照被製作成45cm×30cm的大型照片下發到全國所有府縣的官廳。各地方政府在固定的節日組織民眾來官廳拜謁，其宣傳效果如當時的報紙報導：「往時天皇在九重之深宮，國內人民絕不得見龍顏」，「今根據府縣之願，下賜至尊之寫真，府縣之人民俱前往拜觀，吾等當感謝天皇無量之聖恩。」[24]在國內官廳懸掛天皇照片的做法凸顯了天皇是國家最高統帥及一國之中心的政治意義，具有強烈地把天皇權威視覺化的效果。

  「御真影」的運用，對發揮明治天皇的表率作用，推進文明開化效果明顯。明治初年，政府推動的文明開化首先從「散發」（剪掉男人頭頂的發髷）開始，但1871年8月頒布的《斷髮脫刀令》並沒有強制實施斷髮，因此未能得到及時而廣泛的響應。1873年3月，21歲的明治天皇剪掉發髷，蓄新式髮型，東京的《新聞雜誌》專門對此進行了報導。同年11月，明治天皇著軍服的照片下發到全國所有府縣的官廳，令民眾禮拜。此舉對推動斷髮效果極佳，「斷髮乃西洋文明諸國之風，天子且為之，況四民乎？」[25]於是官員百姓紛紛斷髮，作為文明開化象徵的「散切頭」自此開始大流行。

  明治中期開始，隨著天皇專制主義意識形態的逐漸加強，懸掛天皇照片的範圍逐漸擴大。在官廳之外首先實施的是軍隊，1880年（明治十三年），根據擔任海軍卿的榎本武揚的建議，首先在剛剛建成的軍艦「磐城」號上懸掛天皇照片，到《軍人敕諭》頒布的1882年，在兵營中懸掛作為軍隊統帥的天皇的肖像已成定式。伴隨著1889年《大日本帝國憲法》和1890年《教育敕語》的頒布，明治天皇及皇后的「御真影」[26]與《教育敕語》被下賜到全國各中小學，各學校要舉行隆重的「御真影」奉迎儀式，在四方拜（元旦）、紀元節（2月11日）、天長節等祝祭日都要舉行隆重的儀式，在面對「御真影」施「最敬禮」[27]後，奉讀《教育敕語》。按照文部省1891年發出的對「御真影」及《教育敕語》謄本「要在校內選擇一定場所最尊重的奉置」的訓令，各個學校最初將「御真影」及《教育敕語》放在校長室認真保管。1898年，發生了長野縣上田高等小學「御真影」毀於校舍失火，校長久米由太郎引咎切腹的事件，此後，逐漸改為在校園內修建專門的設施——用鋼筋混凝土建築的防火防震的「奉安殿」存放「御真影」及《教育敕語》，這種「奉安殿」在戰前日本普及到幾乎所有中小學。保護好「御真影」及《教育敕語》是學校校長與教師最重要的政治任務，不僅發生多起因對「御真影」「不敬」而受處罰的事件，[28]也有為保護「御真影」而殉職的「美談」，[29]「御真影」重於生命的氛圍由此形成。「御真影」已經從最初的讓民眾認識天皇蛻變為對國民進行忠君愛國教育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