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積極的儉約哲學

  近世日本，社會地位最低的商人成為經濟生活中最具勢力的階層。面對幕府的打壓、武士的嫉恨，艱難生存的商人們只能律己，並完成了由奢入儉的轉變。他們或著書立說，或撰寫家訓，闡述自己的儉約主張。以下簡介其中若干作品，從中得見商人積極的儉約理念。

  井原西鶴的《日本永代藏》與「長者丸」

  井原西鶴（1642—1693）是著名町人文學家，俳諧詩人，出生於大阪商人家庭。其創作活動主要在經濟繁榮、社會崇尚享樂之風的元祿時代。他的系列「好色物」小說，描寫了商人在積累了財富後如何追求享樂及奢侈頹唐的城市生活。而其反映町人生活的作品《日本永代藏》（1688年刊行），因強調「始末、才覺、算用」等積極的經營倫理而廣泛流傳，被譽為「元祿時代紀念碑式的作品」[25]。熟知町人生活甘苦的井原西鶴在作品中強調商人的價值：「與貴人高人、一切文藝人全然不同，普通町人唯有靠擁有金錢才能揚名世上。」「俗姓、門第皆無妨，唯金銀是町人之系圖也。」在此之上，他鼓吹金錢至上，「世上唯有金錢最有價值」，有了錢，「既能有成佛之心，又能為後世造福，令萬人羨慕」[26]，可以說西鶴的儉約觀是建立在金錢本位的價值觀之上的。既然金錢如此重要，那麼作為商人自然應把致富作為目標，即成為積累資產1000貫以上的「長者」（富翁）。如何才能成為富翁？西鶴在《日本永代藏》中以幽默的筆調，開了一副「長者丸」（意為致富藥方）：「早起5兩，家業20兩，夜作8兩，始末10兩，健康7兩。將此50兩細細研磨，準確計量，仔細配方，早晚服用，定能成為富翁。」[27]「始末」即儉約，在「節儉」之外，也包含在經濟活動中對計劃的一貫堅持，預算和決算要平衡，避免無用耗費。[28]這味「藥方」中儉約的分量僅次於家業，甚至超過了健康，說明在井原西鶴心目中儉約的重要。

  但是，僅僅服了「長者丸」是不夠的，為了使「長者丸」有「療效」，井原西鶴進而提出必須遠離以下涉「毒」行為：「貪美食、淫樂、穿著絹織服裝；女眷坐轎出門，讓女兒玩撫琴和歌骨牌，男子沉迷樂器；涉足蹴鞠、射箭、香道之會，耽於連歌；熱衷宴請、茶道、賞花、舟游、白日入浴；喜好夜間遊樂、賭博、以町人之身練習劍術與兵法；參詣神社佛閣，寄託來世；充當糾紛調解人、保證人；開發新田、礦山；飲酒、抽菸，無目的地上京；出資主辦相撲比賽為神社佛閣化緣；嗜好與家業毫無關係的手藝活，與藝人交際，出入妓院；借高利貸。」[29]西鶴認為這些是比砒霜還要可怕的毒藥，想要發家致富的人一定要極力避免。可以想像，上述這些被視為有「毒」的行為，在奢華成風的當時一定相當流行，並致使其中的一些人歸於破產，讓商人在致富路上功虧一簣。井原西鶴實際上在提醒人們，商人在發家的同時，也伴隨著突然沒落的危險。這是井原西鶴從許許多多因奢敗家的現實中總結出來的教訓。《日本永代藏》作為井原西鶴代表性「町人物」小說，一反此前「好色物」小說特點，積極的町人倫理滲透其間，在當時及後世都作為商人的教訓書而具有廣泛影響和現實教育作用，其「藥方」式的教訓也被許多商人家訓採用。在江戶時代，「始末」始終被置於「商人三法」（即始末、才覺、算用）的首要位置。

  三井高房《町人考見錄》中商人衰敗的教訓

  三井家是伊勢商人的典型代表。三井家起源於17世紀初年，到第三代當主三井高房（1684—1748）時期，已經在京都、大阪、和江戶擁有了十幾家分店，成為當時的強勢豪商。作為掌門人，三井高房經歷了元祿、享保時代，耳聞目睹不少商家一代創業，二代享受，三代敗家的現實，深有感觸，於1728作《町人考見錄》。該書記載了以京都為主的50家商人的興衰史，並加以評說，作為三井家家訓教訓子孫。

  三井高房在《町人考見錄》的序文中說：「京都、江戶、大阪的商人之先祖或來自鄉下，或經過給別人幫傭才擴大了買賣，將財富傳於子孫。」「而那些商人的子孫，生於富貴之家而不知生計艱難、金銀珍貴。受不良世風影響，驕傲自大，不事家職，度日漫不經心。」其結果，「京師有名商人，多有二三代即敗家者」[30]。雖然這些商人衰敗的原因大部分是向大名放貸無法回籠資金（共有30家），但其中也有不少是因奢敗家。例如越前國米商出身的系屋十右衛門，發了財後便講究華麗排場，耗資千枚大判（橢圓形金幣）購買名貴茶器，為了付錢大白天用車拉著錢幣招搖過市。系屋家還建立禪院，安置佛像的幃幔都用金箔絲緞製成，如此燒錢導致不到第三代就耗盡家財。三井高房評價系屋十右衛門是「以町人之身，與公卿交際，忘卻本分，終至破產」[31]。曾經是京都兩替（貨幣兌換）業巨頭的兩替善六家本來生意興隆，但到第二代時沉迷遊藝，經常出入茶道樂舞等場所，揮金如土，再加上向大名放貸無法回收，結果連房屋都賣掉抵債。[32]還有三井家一個分家三井六右衛門，繼承了江戶兩家分號，卻不事經營，在京都西郊的鳴瀧建立號稱「龍宮」的華麗山莊，每日在此逍遙，最終破產，不僅賣掉家屋，連女兒也不得不去別人家幫工。[33]三井高房在總結這些因奢破產的商人的教訓時指出，「天下之奢有兩種，即身之奢與心之奢。很多情況下是因心生奢念，才追求外表華美」。系屋十右衛門等人正是由於奢從心生，才有那樣危險的行為。三井高房告誡族人：「為政者因奢失國，庶民因奢喪身。先祖艱難創業，殫精竭慮積累資財，即使不能增益產業也應常思前人蔭佑，守住家業。然極盡驕奢，家業終將敗盡。」[34]

  三井高房所處的時代，正是三井家事業發達的時期，其祖三井高利、其父三井高平奠定了三井家繁榮的基礎。他出於強烈的危機意識作《町人考見錄》，提醒家人吸取教訓，避免三井家重蹈二、三代而亡的覆轍。此後三井家經過二百多年而不輟，與族人秉承《町人考見錄》中的教訓不無關係。《町人考見錄》雖然是為教訓子孫所作，但由於其教育意義深遠而超出了家訓的範圍，在社會上具有廣泛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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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田梅岩《儉約齊家論》的儉約道德化

  石田梅岩（1685—1744）是把「儉約」這一理念闡述得最為詳盡的庶民思想家。與前述井原西鶴、三井高利都是商人出身不同的是，石田梅岩生於農家，但有著很長時間的從商經歷——在商家從學徒做到管家。或許因為他不是純粹的商人，僅僅是商家的「打工者」，所以他具有超越商人的更廣闊的視野。石田梅岩一生經歷了元祿時代的繁榮、幕府以厲行儉約為重要內容的「享寶改革」，晚年又遭遇「享保大饑饉」，這一切都對他的經濟思想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他針對當時社會對商人專事投機、道德低下的詬病，提出作為商人應該具有「正直」「儉約」的德行，由此構成其商人倫理的核心。石田梅岩晚年寫作的《儉約齊家論》於其去世前四個月刊行。書中從道德的層面論述儉約的意義，其影響遠遠超出此前商人的節儉之訓。

  相對於此前井原西鶴、三井高利等有識之商人對勤儉持家、禁止奢侈的提倡，石田梅岩賦予儉約更深的內涵。「世間對儉約之事多誤解為吝嗇，其實非也。儉約乃節用財寶，合乎身份，不過分無不及，不浪費不亂棄用，因時隨法，則所做之事可成。」[35]在石田梅岩看來，儉約是一種合理利用財產，量入為出的生活方式，並且吃穿用度的標準，要合乎自己的社會地位。但儉約不等於吝嗇，梅岩認為吝嗇是出於一己貪慾，貪慾是有害於社會的。而商人厲行儉約是有利於社會的高尚行為，是出自天理，應當提倡。他視儉約為商人的「齊家之本」，強調「須知當今儉約乃治家之本，其本立，則奢止，家可齊」[36]。

  石田梅岩還把儉約提到更高的層次，即儉約不僅可以齊家，而且可以治國。「治世之道，儉約為本。」[37]這裡的「世」，除了庶民家庭，還包括上自幕府，下至四民的各個社會階層。他在《儉約齊家論》中說，「余雲儉約，非僅在於服裝財器之事，而志在教化民眾存正直之心」。「士農工商職分有異，而道理相通，士之道與農工商相通，農工商之道亦與士相似。四民之儉約無須分別論述，所謂儉約並非他儀，乃是復歸與生俱來的正直而已。」[38]他強調作為統治者的武士要與作為庶民的農工商同樣遵守儉約的原則。「治國者應節用愛民。節約財寶的行為也蘊含愛民之理。欲愛人若無財用則不能。故而儉約乃治國之本。」[39]

  從儉約齊家，到儉約治國，石田梅岩看得更高更深。幕藩社會，身份等級森嚴，而儉約是四民相通的美德。在石田梅岩的學說里，儉約不僅是一種生活方式，更是修身的方式，不僅是為一己之私利，更是為天下之公益。因此，儉約不僅能夠齊小家，而且有益於治天下。對於儉約的對立面——奢侈，梅岩引用《論語》中的「禮，與其奢，寧儉」，指出奢侈不只是導致敗家的原因，還是不仁的表現，即「奢為不仁之本」[40]。「仁」是儒學的核心思想之一，不仁，就是不愛人，這是從道德上對奢侈進行譴責。總之，無論儉約還是奢侈，在梅岩這裡都不僅是作為生活方式而存在，而是被賦予了道德含義，使其成為「商人道」的核心，從而具有廣泛社會影響，其儉約齊家思想被許多商人發揚光大，並寫進家訓世代相傳。儉約的生活方式由此受到商人社會的普遍提倡。

  本章第一部分原載《學術月刊》2014年第1期，原題《中日兩國古代社會的差異——社會史視野的考察》；

  第二部分原載《古代文明》2012年第3期；

  第三部分原載《古代文明》2015年第1期；

  第四部分原載《日本學刊》1996年第3期；

  第五部分原載《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1期；

  第六部分原載《外國問題研究》2015年第2期。

  注釋

  [1]笠谷和比古：《近世武家社會の政治構造》，吉川弘文館，1994年，序論第1頁。

  [2]以江戶日本橋為起點向外延伸的東海道、日光街道、奧州街道、中山道、甲州街道。

  [3]北島正元：《江戸時代》，岩波新書，1966年，第108頁。

  [4]吉田豊：《商家の家訓》，徳間書店，1973年，第33頁。

  [5]中村幸彥等校註：《日本思想大系·59·近世町人思想》，岩波書店，1975年，第88頁。

  [6]中村幸彥等校註：《日本思想大系·59·近世町人思想》，第115頁。

  [7]太宰春台：《経済録》，笹山晴生等：《詳說日本史史料集》，第212頁。

  [8]大石慎三郎、津田秀夫等：《日本経済史論》，御茶水書房，1967年，第154頁。

  [9]蔵並省自：《日本近世史》，第265頁。

  [10]宮本又郎等：《日本経営史——江戸時代から21世紀へ》，有斐閣，1995年，第16頁。

  [11]吉田豊：《商家の家訓》，第90頁。

  [12]足利政男等：《商売繁盛大鑑 日本企業の経営理念》第3卷，同朋舍，1984年，第244-245頁。

  [13]足利政男等：《商売繁盛大鑑 日本企業の経営理念》第5卷，同朋舍，1984年，第238頁。

  [14]足利政男等：《商売繁盛大鑑·日本企業の経営理念》第1卷，同朋舍，1984年，第256頁。

  [15]足利政男等：《商売繁盛大鑑·日本企業の経営理念》第5卷，第266頁。

  [16]中村幸彥等校註：《日本思想大系·59·近世町人思想》，第90頁。

  [17]足利政男等：《商売繁盛大鑑·日本企業の経営理念》第4卷，同朋舍，1985年，第30-31頁。

  [18]京都府編集兼發行：《老舗と家訓》，京都府，1969年，第42頁。

  [19]京都府編集兼發行：《老舗と家訓》，第42頁。

  [20]同上，第45頁。

  [21]同上，第54頁。

  [22]北原種忠：《家憲正鑑》，家憲制定會，1920年，第396頁。

  [23]北原種忠：《家憲正鑑》，第362頁。

  [24]吉田豊：《商家の家訓》，第93頁。

  [25]吉田豊：《商家の家訓》，第258頁。

  [26]野間光辰校註：《日本思想大系·48·西鶴集》，岩波書店，1971年，第185、122、91頁。

  [27]吉田豊：《商家の家訓》，第260頁。

  [28]吉田豊：《商家の家訓》，第15頁。

  [29]吉田豊：《商家の家訓》，第261頁。

  [30]中村幸彥等校註：《日本思想大系·59·近世町人思想》，第176頁。

  [31]中村幸彥等校註：《日本思想大系·59·近世町人思想》，第181頁。

  [32]中村幸彥等校註：《日本思想大系·59·近世町人思想》，第182頁。

  [33]中村幸彥等校註：《日本思想大系·59·近世町人思想》，第201頁。

  [34]中村幸彥等校註：《日本思想大系·59·近世町人思想》，第181頁。

  [35]柴田実校註：《日本思想大系·42·石門心學》，岩波書店，1971年，第24頁。

  [36]柴田実校註：《日本思想大系·42·石門心學》，第13頁。

  [37]柴田実校註：《日本思想大系·42·石門心學》，第24頁。

  [38]柴田実校註：《日本思想大系·42·石門心學》，第26頁。

  [39]柴田実校註：《日本思想大系·42·石門心學》，第23頁。

  [40]柴田実校註：《日本思想大系·42·石門心學》，第2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