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商人消極的處世哲學

  商人雖然擁有財富，但是在幕藩體制及身份制度下是無力的群體，甚至商人發財與他們的顧客及債務人——武士有著密切關係，所以，商人深知其中的利害，更不能與體制正面抗爭，只能對武家和幕府表示恭順，謹慎行事，嚴守身份秩序。江戶前期大阪有一豪商淀屋家，靠木材、米谷交易和對大名放貸獲得暴利，成為大阪首富，到第五代辰五郎的時候，有家產金12萬兩，白銀12.5萬貫，向大名貸款1億貫。[10]淀屋家生活奢華，排場堪比大名。他公然違抗幕府多次發布的禁止奢侈令，身穿印有醒目家紋標誌的名貴白絹衣服招搖過市。1705年，幕府對富可敵國、敢於藐視武士的淀屋辰五郎以「僭越商人身份」「生活過於奢侈」「違反儉約令」等罪名進行懲處，沒收淀屋家所有財產，並一筆勾銷其面向大名的貸款，淀屋辰五郎本人也遭流放。如此嚴重的懲罰，顯然「生活過於奢侈」「違反儉約令」是藉口。真實原因是淀屋家實力強大到能操控米市，對幕府與大名都是威脅，尤其那1億貫「大名貸」對大名是巨大壓力，而其高調、奢華的生活正為幕府提供了「僭越商人身份」的把柄。淀屋家的悲劇是對商人的嚴厲警告，促使他們服從幕府權威，牢記自己身份。不少近世商人家訓把遵守幕府及各藩的法度放在第一條或重要位置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如近江商人市田的《市田家家則》第一條就是「嚴守各種公儀法度，不可對町內管理者無禮」[11]；久留米商人林田家（手津屋）規定：「家中諸人需嚴守幕府法令；將軍為日本國之主君，需敬仰之；藩之主君亦與現人神無異，決不可做違背政道之事」[12]。

  當然，也有精明的商人能審時度勢，利用向幕府示好，來實現自己的目的。如赫赫有名的豪商三井家家訓要求族人「幕府每次頒布的法令，當主（家長）應當將其精神迅速傳達至手代（夥計）以下的使用人，並嚴格遵守」[13]。尤其是「不可馬虎應付幕府，應認識到服務於幕府和家業經營好比車之兩輪，切記荒廢任何一方都將產生不利影響」。事實上，在三井發達的過程中，從一介紀州商人把業務擴展至全國，獲得幕府支持至關重要。三井家在江戶開設越後屋不久，利用偶然機緣結交幕府第五代將軍德川綱吉的側用人牧野成貞，向其提供和服產品，逐步獲其信任。後經牧野成貞向將軍推薦，遂委任三井家作為吳服御用商人，專供幕府所需。在幕府支持下，三井名聲遠播，很快便躋身少數大吳服商行列。三井還利用與幕府的關係發展金融業務並大獲成功，從此奠定了其在全國商界的地位。

  對幕府如此，對藩主也是同理。在商人所在的各藩，遵守各藩的法規也是非常重要的。近世早期的博多商人島井宗室就囑咐家人對藩主家應隨時攜新鮮鮑魚、鯛魚等奉上，對藩中的家老也要偶爾前往拜訪之。其目的無非是藉此拉近與藩主的關係，表示恭順之心，以在經營中得到關照，至少不被找麻煩。加賀藩御用商人錢屋五兵衛特別強調「對藩之法令，需嚴加遵守，不可忘卻」[14]。三井家的出生地是紀州藩，三井家特別強調「紀州藩德川氏是我家領主，無論何時皆應尊重」，「須定額向紀州藩上繳貢金」，「對待紀州藩官吏，不可疏忽大意，應儘量服侍周到，結其歡心」[15]。殷勤忠順使紀州藩主對三井家頗為優待，特別在其創業初期，給予種種便利，加上自身經營實力，使三井很快成為藩內有力商人。

  由於1705年幕府對大阪豪商淀屋家的處罰影響巨大，商人們普遍把「戒奢」作為商人的本分，嚴禁在衣食住行等方面有違商人身份。如町人學者西川如見在《町人囊》中提醒商人：「如果町人裝束打扮超過身份，便可稱之為驕奢。卑賤的商人穿華麗的服飾游山，或可被劫財，以低下之身效仿武士領主的排場，會招致災禍。」[16]大阪商人鴻池家一直秉承家訓中的規定：「當今之世，要按身份而行，萬事不可譁眾取寵」，「婚喪嫁娶等，須按禮儀進行。席間所用菜餚，應與身份相當」[17]，鴻池家在江戶時代一直發展順利與其不忘本分，謹慎經營應有密切關係。攝於幕府的威嚴，加上町人的嚴格自律，自淀屋辰五郎之後很少再有商人受到相同的懲罰。

  處於士農工商末流的境遇，培養了商人隱忍的性格。商人們很清楚，唯有小心謹慎，奉公守法，其家業才有存在及獲利的可能。這是從嚴峻的社會現實中得出的教訓。石門心學者脅坂義堂在《忍德教》中是這樣強調忍耐之重要性的：

  忍為德，夫大矣哉。可以修身，可以治國。可以昌家，可以興國。學以之成，業以之盛。功以之立，名以之著。[18]

  在商人家訓中，也可以看到如「治家以忍耐為第一」（《矢谷家家訓》）[19]、「儉勤與忍耐乃貨殖之道」（《安田多七家家訓》）[20]、「勿多言，言多敗多；勿多事，事多患多」（向井家《家內諭示記》）[21]之類的教訓。作為商人，必須忍耐身份制度帶來的在社會地位上的不公平；為了自家的生存，必須忍耐各色各樣挑剔的顧客；為了家的利益，必須抑制個人的種種私慾。這些訓誡明顯體現出處於身份制度下的商人因無法與作為統治者的幕府與武士抗衡，只能安於現狀，以求家業穩定的心理。消極的忍耐反映出商人對社會現實的無奈，具體反映在家業的經營上，就是形成墨守祖業、小心守成、力求安穩的心態，規避風險重於開拓創新。如《伊藤松坂屋家憲》要求「守祖傳之家業，決不許從事投機事業」[22]；《若尾家家憲》規定「專一於家業，勿起徒銜虛名之念」[23]。如果要從事新的經營，也要謹慎小心，「欲在家傳之商賣之外新增業務時，須店中一統協議後方可實施」（《市田家家則》）[24]。這雖在一定程度上維護和實現了家業的穩定，但過分強調遵守先規先例，實際上是故步自封的表現。正因如此，在幕末和明治初期的變革之際，許多老店由於長期固守陳舊的業種和經營方式而趨於沒落，只有那些敢於冒險的商人發展起來，如攝津國川辺郡鴻池村以釀造清酒起家的鴻池家不僅將經營範圍擴展至大阪，經營業種也擴展至農業、海運業和金融業。「日本之富七分在大阪，大阪之富八分在今橋」（今橋即鴻池兩替店所在）之說表現了鴻池家「日本第一富豪」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