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幕藩體制下商人勢力的成長

  近世日本商人勢力的崛起及其在經濟生活中的地位日趨重要，某種意義上說是幕藩體制及身份制度的副產物。

  德川家康在江戶建立幕府後，總結了數百年來武家社會秩序混亂、主從關係鬆弛的教訓，為了避免重蹈覆轍，建立了以幕藩體制為中心的嚴格的統治體制。在中世社會曾經由武士、天皇、公家、寺社等分別所有的統治權力變成「由武士以排他的形式承擔」[1]。但在作為統治階層的武家社會內部，德川幕府雖然在軍事、經濟上無人能敵，卻無法徹底清除各地大名的割據勢力。基於這一現實，德川幕府依據大名與德川幕府將軍關係的親疏，把近270個藩分為親藩、譜代、外樣三種類型，等級嚴明，不得僭越。這種由幕府支配全國大名，大名坐鎮地方的「幕藩體制」，表面上是由大名的「藩」作為幕藩的屏障，但實際上是削弱地方而強大中央的手段。在德川幕府前期，幕府幾乎所有施政方針都集中在削弱地方大名的勢力上。如1615年，「大阪夏陣」結束，消滅豐臣秀賴後不久，幕府針對全國各地大名城堡林立的情況，發布「一國一城令」，從此，對大多數藩來說僅保留了唯一的城堡，武士們集中居住在當時以藩都為中心形成的城下町中。為了滿足武士們在城下町的各種消費需求，大批工商業者前來掘金，商人階層迅速壯大。對商人勢力的發展最有效的促進就是「參覲交代」制度。這一制度始於1615年，貫穿於整個江戶時代，大名們不得不往返於江戶和領地之間，並在江戶和本藩維持兩套機構，路上花費以及在江戶生活的開銷巨大。對於商人而言，參覲交代之路就是商路，以江戶為中心的道路網得以形成，以五街道[2]最為有名，沿途驛站後來都發展成為重要商業城市。由於參覲交代的實施，各地人員湧進江戶，使江戶的人口大幅增加，1724年，人口已經達到100萬，遠遠超過倫敦、巴黎等歐洲的大城市。[3]如此眾多的城市人口對商人的依賴可想而知。為了滿足參覲交代期間在江戶的消費需要，各藩不得不將大量生活物資運到江戶，或將徵收來的年貢米用船運到大阪等地出售以換取貨幣，從而促進了海上航路及金融和商業組織的發達。當初為了抑制大名勢力的參覲交代制度帶來的直接結果是讓大名武士苦不堪言，卻養肥了為他們服務的商人。

  身份制度造就了商人對工商業的壟斷。進入江戶時代，德川家康繼承了豐臣秀吉的兵農分離政策，在前三代將軍（家康、秀忠、家光）時期已經確立了嚴格的「士農工商」世襲身份制度。武士作為「三民之長」，凌駕於農、工、商上；農民身份地位僅次於武士，為武士的生活和城市建設提供夫役和技能的手工業者位列第三；商人販賣供領主與武士消費的商品等，由於不事生產，被認為無益於社會，位列最末。這種身份加職業的分工客觀上對經濟發展具有積極作用。在經濟領域，農民從此專務農業生產，由手工業者和商人組成的町人專門從事工商業。商人不事農桑，也沒有當官入仕的預期，只能服從身份制度的安排，在他們專屬的領域尋求自身發展。身份制度下各種身份不能互轉，這在客觀上為商人排除了競爭對手，使商人得以專心致力於本業。這種浸透了身份制度的職業體系與日本人的家制度及家業永續觀念結合在一起，刺激了人們發家致富的積極性，豪商巨賈應運而生。商人們既沒有中國「耕讀傳家」那樣的價值觀，也不羨慕徒有名利的武士，而是以自己的職業為滿足。如戰國末期豪商島井宗室就不把武士放在眼裡，當豐臣秀吉在一次茶會上問他「你認為武士與商人，哪一種人好？」的時候，島井宗室直截了當地回答：「不喜歡武士！」[4]在商人積累了財富，尤其是成為武士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存在後，更是感到自己生存的價值。如商人學者西川如見1719年在其所著《商人囊》中說：「以往商人位於百姓之下，然不知何時變成通用金銀之世，天下金銀財寶盡歸商人所有，於是時常出現於貴人面前，其品級不知不覺已在百姓之上。何況百年以來，天下成靜謐之世，故儒者、醫生、歌道者、茶道風流諸藝者，大多出自商人之中。水在萬物之下而滋潤養育萬物，商人位於四民之下，而作用於上五等人倫。生逢此世，生於此品，實乃此身之大幸也。」[5]西川如見還表示出對武士的不屑：「若生於武士之家，會很麻煩。一生小心翼翼侍奉主君，心力交瘁，以名利為第一，炫目於人前，總是一本正經。與武士相比，唯有商人才真正快活。」[6]可見，商人的發達正是拜幕藩體制與身份制度所賜，商人的自信來源於他們沒有與幕藩的主從關係束縛。

  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商人並非這樣輕鬆與瀟灑。置身於身份制度之下，他們所有的自信都是有限的、相對的。商人是幕藩體制下身份制度及重農抑商政策與無法阻擋的商品經濟發展的矛盾體制的產物。在日益捲入商品貨幣經濟的情況下，沒有土地、不事勞作的武士在生活上已經離不開商人。眼見商人的財富日漸增加，武士對商人只剩下羨慕和嫉恨。他們依仗手中的權力，時常侵害商人的權益。最常使用的手段是向商人借錢不還。當時，「諸侯不論大小，皆俯首向町人借錢，依賴江戶、京都、大阪及各地富商之援助度日」[7]，不少趨利的商人經營向大名融資的「大名貸」。「大名貸」風險巨大，往往有賴帳不還者或因為窮困而無法償還者。為了維護武士的利益，幕府也常以「德政」為名一筆勾銷大名、武士的欠債，對商人所受損失置之不顧。1719年，幕府針對日益增多的借貸糾紛，頒布「相對濟令」，宣布幕府不再受理因借貸糾紛引起的訴訟，而是轉為在當事者之間自行解決。這個法令雖不否認債權，但陷無權之商人於不利地位，為武士賴帳開闢了方便之門。在商人三井高房1728年所做的《町人考見錄》里記載的京都、大阪等地50家敗落的商人中，因「大名貸」破產的就有30家。後來，幕府在寬政改革中，為救濟貧困的旗本、御家人，於1789年還曾發布「棄捐令」，強令廢除六年以上的武士債務，對五年以內的借款也勒令將利息下調至6%，僅這一次被廢除的武士債務就高達118萬兩，[8]使商人蒙受重大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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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些商人隨著財富的增加開始忘乎所以，尤其是在經濟繁榮的元祿時代（1688—1704），社會盛行奢侈之風，有的建造豪宅，有的追求著裝華美，有的出入花街柳巷。當時曾流行著木材商人奈良屋茂左衛門與紀伊國屋文左衛門這「一對豪男」鬥富的段子：奈良屋茂左衛門以一夜千金的價格包下吉原（東京著名的妓院）賞雪，紀伊國屋文左衛門則在吉原的庭院中向雪中拋金如豆，引來人們哄搶。富商一擲千金的豪奢，使作為統治者的武士受到強烈的心理衝擊。幕府試圖遏制豪商們的奢華之風，不斷發布禁止奢侈令。在江戶時代不到270年裡，共發布禁止奢侈令258次，最多的是在第五代將軍德川綱吉時期，在任29年中竟然發布了59次。[9]面對作為統治者的武士與幕藩的壓力，以及不少暴富商人因奢敗家或受到處罰的教訓，商人們開始對自身定位進行反思，消極的處世哲學和積極的儉約觀得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