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制定法令

  首先是針對大名進行嚴格的法律約束，「武家諸法度」因此頻頻出台。

  德川幕府建立後，舊主豐臣秀吉之子豐臣秀賴仍據守大阪，有些大名依然私下擁戴豐臣秀賴為盟主，是為德川幕府的心腹之患，德川家康一直在等待滅亡豐臣家的機會。為加強對西日本大名的控制，削弱和孤立豐臣氏勢力，1611年（慶長十六年）德川家康在京都二條城對小倉藩主細川忠興、播磨藩主池田輝政、廣島藩主福島正則、熊本藩主加藤清正等西日本大名下發「誓文」，要求各大名集體簽名。「誓文」由三條組成：遵守自源賴朝以來幕府的法式，不得違背幕府發布的各種政令；各藩不得隱匿違背法度與違抗將軍命令者；不可包庇家臣中之叛逆者及殺人犯。[1]這一名義上大名對將軍表示效忠的誓詞，實際上是德川幕府發布的最早的法令，只不過形式上是通過大名簽名表示服從而已。

  1614年11月至1615年5月間，德川家康在「大阪冬之陣」「大阪夏之陣」的兩場大戰中，徹底消滅了關原之戰後苟延殘喘十餘載的豐臣家勢力，至此，德川家康統一日本的大業終告完成，長達近一個半世紀的戰亂時代落下帷幕，史稱「元和偃武」。

  1615年閏6月，大阪夏陣結束後不久，幕府針對全國各地大名用於防禦而城堡林立的情況，發布「一國一城令」，即在一個令制國[2]由數個大名分割領有的情況下，各大名只可保留一個城池作為大名的居城；一個大名家領地跨越數個令制國時，可在各令制國建一城，其餘的城必須全部廢除。根據這一法令，戰國時代三千多座城池被一舉拆除，只保留170座，由此成功削弱了大名的軍事力量。緊接著，在德川家康的幕後策劃下，幕府第二代將軍德川秀忠在京都伏見城召集全國大名，發布「元和令」（1615年7月從「慶長」改元「元和」），是為德川幕府頒布「武家諸法度」之始。

  《元和令》共有13條，基本內容為：[3]

  1.專心修煉文武弓馬之道，文左武右，古之法也，需兼備之。

  2.不可聚飲游佚。

  3.各國不可隱匿違背法度之人。

  4.諸國大名小名及諸侍從、士卒，發現叛逆或殺人者，應速追捕法辦。

  5.自今以後，本國之外，不得與他國之人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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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諸國居城，即使修繕，亦當呈報，新城之建嚴令停止。

  7.鄰國若有生事或結徒黨者應速呈報。

  8.不可擅自締結婚姻。

  9.有關諸大名江戶參覲的規定。

  10.衣裳品級，不可混雜，君臣上下，各有其別。

  11.雜役者不可坐轎。

  12.諸國諸侍應節儉。

  13.國主當選政務之良才任之。

  《元和令》作為德川幕府首個面向全國大名的法令，繼承了鎌倉幕府以來武家法律的基本精神，又體現了新的治國理念，如強調治國之本在於文武兩道，增加了習文的要求，這是出於治天下的需要給武士增加的新任務。除此之外的條文，多是為了防止「下克上」重演，對大名定下的規矩，如不可破壞身份秩序，不得結黨營私，不得修繕及新建城池，顯然也是防止大名藉機擴充軍力。

  《元和令》頒布後，德川前期各代將軍多次進行了修改。1635年（寬永十二年），第三代將軍德川家光就任將軍後，由儒官林羅山主持對《元和令》進行修改，並頒布《寬永令》。《寬永令》的內容由原來的13條增加到19條，如不許建造500石以上的大船；禁止私設關卡；禁止私鬥；各藩均要遵守幕府法律；等等。有的內容進一步具體化、制度化，如規定大名參覲交代的具體時間，對衣裝明確規定了身份等級的不同。《寬永令》成為後世「武家諸法度」的藍本，在這一法令下，幕府以完善法度為名，對大名實施高壓政策，針對外樣大名的改易與轉封都達到頂峰，因此，這段時間也被稱作「武斷政治」時期。1663年（寬文三年），第四代將軍德川家綱時期發布《寬文令》（21條），又增加了禁止基督教和對不孝之子科以處罰的條文，同時禁止殉死習俗，廢除令大名與重臣的人質居住江戶的制度。1683年（天和三年），第五代將軍德川綱吉時期頒布了以和漢文混合體撰寫的《天和令》（15條），其中不再有《元和令》《寬永令》《寬文令》中都強調的「專心修煉文武弓馬之道」這樣的條文，增加了「厲行忠孝，重視禮儀」，表明隨著幕藩體制的穩定，幕府放棄了「武斷政治」，開始向重視以儒學為指導的「文治政治」轉變。1710年，第六代將軍德川家宣頒布了由儒學者新井白石用和文撰寫的《正德令》（17條），增加了嚴禁官員收受賄賂的條文。1717年（享保二年），第八代將軍德川吉宗在頒布《享保令》時，宣布恢復1683年《天和令》的內容，此後一直使用到幕末。「武家諸法度」就是武家憲法，每代將軍更替，便把諸大名集中到江戶向其發布法令也成為定例。大名唯有嚴格遵守，如有違犯，則要受到懲處。

  表1-3 德川幕府頒布的「武家諸法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