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未來戰略：方針明確，理性務實

  在考慮今後的中日關係時，能否從更高的宏觀視野出發制定出新的長期戰略至關緊要。所謂宏觀視野，是把兩國間關係置於區域關係乃至國際關係的大框架中考慮；所謂長期戰略，是指雙方能夠順應地區和世界的發展潮流，以前瞻性的、發展的觀點調整本國的發展戰略和對外政策目標。當前，對中日兩國來說，前者需要進一步明確和完善既定的戰略方針和目標，後者則面臨著調整並制定新的發展戰略的緊迫任務。

  （1）作為戰略選擇前提的三個基本相互認知。在調整和制定新的發展戰略及其相互間外交方針之際，中日兩國有必要在三個基本層面上確認現狀及其發展趨勢。

  第一，對正在變化的對象國的相互認知。一個必須面對、不容選擇的事實是，中日兩國一衣帶水，是「搬不走」的近鄰，近鄰關係搞好了勝似遠親，搞不好則會被攪得心神不寧。

  中國是當今世界的人口大國、政治大國，並且正在以驚人的發展速度走向經濟大國；日本是當今世界的經濟大國，並且急欲走向政治大國。兩國的這種發展趨勢都具有一定客觀依據，因此簡單地把對方的發展視為威脅並設法加以阻攔並不足取；製造事端、惡化關係，只能兩敗俱傷。中日兩國應該以平和的心態，掌握「強強」合作與競爭的藝術，實現共同發展和共同繁榮，進而為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做出貢獻。

  第二，對區域合作中兩國作用的相互認知。如前所述，隨著東亞地區政治、經濟關係的日趨緊密，今後的中日關係已不單純是中日兩國間的關係，區域內國家或地區間的問題也勢必直接或間接地觸及到中日兩國的利益。作為東亞最具實力和影響的兩個大國，中日兩國在處理雙邊關係問題時要兼顧周邊利益乃至地區利益，而在中日單方處理與周邊一國或地區的關係時，也應注意與另一方保持溝通協調，儘量避免中日兩國在地區事務中形成摩擦、爭奪和對立局面。在近年的APEC會議、東亞領導人會議、朝核問題六方會談等主要活動中，中日合作初顯成果，今後這種合作大有深化擴展的空間。在廣泛的地區框架內思考中日兩國未來的發展戰略，進而構建新型的中日關係，對中日雙方乃至整個地區的發展無疑都具有積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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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對世界範圍內兩國地位的相互認知。冷戰已告結束，但冷戰思維尚未被徹底扔進歷史垃圾堆。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在改革開放的方針政策下，開始了新的發展道路。幾十年來不僅實現了經濟高速增長，政治體制、社會、文化、生活方式等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崛起的中國必將在今後的國際社會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另一方面，經過戰後60年的和平發展，日本成為世界上最具實力的發達國家之一，希望徹底摘掉戰敗國帽子而成為普通國家的心情變得更加急躁。但是，在極為複雜的國際關係中，兩國面臨的一個共同問題是如何贏得國際社會的信任，讓世界相信中日兩國是維護和平、發展和穩定的可靠力量。再就是兩國在制定新的發展戰略時，必須把如何處理與超級大國美國的關係放在一個特殊的位置考慮，只有構建一個平衡的中美、中日和日美關係，才能使中日兩國新的發展戰略具有現實可行性。

  （2）中日兩國新發展戰略的定位及其本質。以上述思考為基礎，中日兩國在制定今後的發展戰略時，還應該從自身的歷史發展中總結經驗教訓，因為「歷史是最好的老師」。

  回顧漫長的古代史，東亞地區發揮領導作用的是擁有輝煌文明的中華帝國。以自我為中心的中國歷代王朝統治者，是通過以「仁」和「禮」為核心的「王道」確立其地區最高權威的，從而締造了使四鄰臣服的「華夷秩序」。但是，鴉片戰爭後，在歐美列強和日本的侵略下，「華夷秩序」徹底崩潰。此後的百年間，中華民族為了維護國家獨立而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抗爭。1949年新中國建立後實行了社會主義制度，外交上推行「打倒一切帝國主義」「反對修正主義」的路線，內政上「以階級鬥爭為綱」，推行計劃經濟，結果導致社會經濟發展嚴重滯後。

  反觀日本，並非一些人所說的「沒有戰略」。古代日本暫且不論，近代以來日本的發展戰略可清晰地總結為：通過明治維新，制定了「脫亞入歐」的戰略，從而成為亞洲唯一保持了國家獨立完整並資本主義化的國家；昭和初期，日本發生戰略轉變，把「脫亞入歐」變成「脫歐主亞」，並為充當「東亞盟主」推行「霸道」政策，接連在東亞發動了一系列侵略戰爭，戰爭期間還在建設「大東亞共榮圈」的招牌下主持召開了所謂的「大東亞會議」；日本戰敗後，其戰略方針改為「脫亞入美」，結果在美國的特殊「關照」下，很快又成為發達國家的一員。近代以來非此即彼的戰略選擇表明，日本雖然是個推崇儒學的國家，但還沒有真正領會「中庸之道」的價值，或者本來就不願接受「中庸」的說教。

  鑑於過去的歷史，中國吸取了「失去的30年」的教訓。鄧小平復出後，大膽改變戰略，提出了「改革開放」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國策。於是，中國發生了巨大變化。在此基礎上，以胡錦濤為首的中國政府又加入了「和平發展」、構建「和諧社會」、做「負責任的大國」「全方位外交」「與鄰為善、與鄰為伴」等新內容，使既定的發展戰略內容更豐富，體系更完善。

  再看日本，泡沫崩潰後儘管進行了十餘年的改革和調整，卻還看不到在國家發展戰略上出現值得讚許的新變化，戰後以來奉行的「脫亞入美」戰略總體上說仍在繼續。但這已是一種落後於時代發展的「陳腐戰略」。日本應該是認真考慮採取「連美歸亞」新戰略的時候了。

  所謂「連美歸亞」，是指日本與美國繼續保持盟友關係的同時，作為地區大國應與東亞各國改善關係，為本地區的和平與發展發揮積極重要作用。誠然，戰後日本選擇了「入美」的國策，從而盡享「搭便車」的利益並再次崛起，而今美國依然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這是多數日本人傾向維持日美特殊關係的理由。但是，新戰略中的「連美」不應是迄今為止的「對美一邊倒」和「只要和美國保持良好關係就能解決一切問題」的含義，而應是一種平衡的戰略。「歸亞」也不應是以領導者或統治者姿態的復歸，而是作為亞洲人、亞洲地區的一員，與區內各國平等相處。一言以蔽之，採取「連美歸亞」戰略，日本將會起到一種聯繫超級大國美國和東亞的橋樑作用，進而為對本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及安全做出特別貢獻。若此，日本將贏得東亞各國的信賴，反之恐將成為亞洲的孤兒。

  日本回歸亞洲，有利於其本國和整個地區的發展，但對近代以來率先實現現代化而習慣了在東亞高人一頭的日本人來說[10]，有必要從根本上調整心態，否則就無法與周邊各國攜手並肩，共同發展。

  還應指出，「王道」的「華夷秩序」也好，「霸道」的「東亞新秩序」也罷，在以自我為中心謀求地區支配權這一點上有相似之處。中日兩國在構築新的發展戰略時，必須徹底擯棄這些陳腐的觀念。抓住歷史機遇，以地區一員的身份積極參與開放性的合作，共享合作的利益，讓對方及周邊各國安心，這才是中日兩國新的戰略定位的本質。

  （3）新發展戰略下中日合作的必要途徑。當前，中日關係中存在的問題錯綜複雜，對這些問題，日本學者做了利益、權利和價值等三種性質的分類[11]，但無論解決何類性質的問題，中日雙方繼續本著「求同存異」「面向未來」的態度是必不可少的前提。

  對中日雙方來說，今後在處理兩國關係的有關問題時，應該從長遠觀點和戰略高度出發，基於理性的判斷而排除感情色彩，以務實的態度和不懈的耐心去處理各種棘手難題。

  作為全面推進兩國關係的必要途徑，以下諸點應予重視並期待實施。

  第一，拓寬政治對話渠道，強化政府間的溝通合作機制。與恢復邦交前的政治環境不同，兩國不僅可以通過正常的外交途徑交換意見，處理糾紛，而且可以通過首腦互訪以及出席各種國際會議的機會實現首腦會談。目前，政府部門間的合作機制正在逐步建立，一個多層次、交叉性的中日政府間交流合作網絡有望形成，不斷強化和完善這一機制，可以確保兩國關係的健康、有序發展，取得更多實質性的合作成果。此外，為了應對中日間可能發生的突發事件，兩國應該協商制定一種突發事態下協調行動的程序和規則，以免事態發生後步調不一，以致過多地受到外界環境的干擾。

  第二，擴大合作交流領域，以積極因素化減消極因素。近年中日兩國摩擦增多的原因複雜，但交流擴大引起的摩擦增多也是客觀原因之一，這是一種正常現象。中日間的交流與合作至少包含兩個層次，一是兩國的雙邊合作。目前經濟合作與民間交流基本正常，在經濟全球化的大潮流下，兩國經濟、文化領域交流與合作不斷加深，業已形成某種程度的相互依存關係，這種關係的發展將使傳統意義上非此即彼的利益關係變得模糊，從而構成兩國關係穩定發展的堅實基礎。政治安全領域的合作關係急待修補和推進，安倍訪華時發表的《中日聯合新聞公報》已經明確了這一方針。以經濟合作和民間交流促進政治關係的改善，以政治關係的改善促進經濟文化合作與交流的深化，將使中日關係進入彼此互動的良性循環。二是中日兩國在地區及國際事務中的合作，這種合作已經顯得極為必要和緊迫。例如，在解決令地區乃至世界緊張的朝核問題上，中日合作尤為必要，在六國協商框架下，中日都應該發揮積極、建設性的作用，為地區的穩定做出貢獻。自不待言，在反恐、反毒、反海盜、反跨國犯罪問題上，在解決貧困、保護環境等區域發展所面臨的許多問題上，中日兩國理應攜手合作的領域還相當廣泛。

  第三，在處理中日摩擦的具體問題時，要按照規則辦事，避免感情化。例如，在經濟層面，可以預見雙方的摩擦還會發生甚至增多，只要雙方共同遵守世貿組織原則，就可以把問題限定在經濟的範疇內解決。歷史問題及日本首相的靖國神社參拜問題雖然與現實利益無關，但在中國看來卻是個無法讓步的原則問題。甲級戰犯是遠東國際法庭裁定的，不是中國強加的。承認國際審判是戰後日本重返國際社會的前提條件，同樣，承認歷史上對中國的傷害也是中日兩國恢復邦交的政治基礎。因此，在今後的交往中，避免在歷史問題上刺激對方是兩國政府、政治家的重大責任。領土歸屬及東海劃界問題也是原則問題，在處理方法上需要更高的政治智慧和耐心。對於兩國民眾過激的民族主義情緒及其某些過激行為，應該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加以疏導，不能聽之任之，使事態失控或擴大化。

  強化媒體管理，發揮主流媒體作用。信息化時代大眾傳媒的形式、手段和傳播速度非同以往，多元化民主社會的發展則為大眾傳媒提供了更加廣泛多彩的內容，要使具有雙刃劍作用的媒體服務於中日關係的改善，政府負有不可推卸的監管責任。事實上，這種做法即使在西方發達國家也照行不誤，言論自由是相對的。為了構築新型、良好的中日關係，主流媒體不應只考慮新聞的「賣點」，而應該本著客觀、公正的原則和識大體、顧大局、面向未來的態度分析報導中日關係的各種事件。[12]

  注釋

  [1]以下根據新華社北京10月8日電。

  [2]參見人民網2006年10月9日樊永明文「破冰之後仍需奮力」。

  [3]法國《回聲報》評論語。參見人民網日本版2006年10月8日文「中日領導人會晤開啟改善關係的希望之窗」。

  [4]東亞共同體評議會：《東亞共同體的現狀、背景與日本的國家戰略》，2005年8月。

  [5]伊藤憲一：「東亞共同體的夢想與現實」。。

  [6]詳見2003年10月13日「中日韓推進三方合作聯合宣言」。

  [7]詳見2004年11月27日「中日韓合作進展報告」。

  [8]關於東亞共同體的構建，可以看到推進論、慎重論和否定論等不同觀點。積極的推進論觀點暫且不論，慎重論者所列出的一般性理由首先是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該地區有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也有最貧窮的國家，國與國人均GDP的兩極差距高達100倍左右。其次是本地區的文化差異很大，多種語言並存，世界各種宗教的信徒應有盡有。再次是從政治體制上看，本地區既有民主制國家，也有向民主制轉型的國家，有共產黨領導的國家，也有軍人獨裁政權。從上述客觀情況看，的確與歐盟的形成條件大相迥異，構建共同體的條件遠未成熟。基於上述理由，慎重論者強調在缺乏共同的區域價值觀、主權讓渡困難、民族主義高漲的現實條件下，應從推進區域經貿合作入手，優先考慮建立區域自由貿易區，進而逐次推進其他經濟領域的合作。慎重論者中的相當一部分人在構建東亞政治安全及社會文化共同體問題上態度悲觀。

  [9]根據南開大學教授薛敬孝課題組所進行的計量分析，在各種自由貿易區方案中，最適合於中國的依次為中日韓+東協、中國+日本+韓國、中國+日本、中國+東協、中國+韓國；對日本來說，經濟效益最好的方案依次為中日韓+東協、日本+東協、日本+中國+韓國、日本+韓國、日本+中國；對韓國而言，經濟效益最好的依次為中日韓+東協、韓國+中國+日本、韓國+東協、韓國+中國、韓國+日本。這裡最值得注意的一點是，中日韓+東協FTA對於中日韓三國而言，都是比區內其他安排總體經濟效益更好的選擇。該研究報告還指出，中日韓中的任何一方無論置身於本地區的任何一種FTA之外，都將會給本國經濟帶來負面影響。參見薛敬孝、張伯偉論文「東亞經貿合作的比較研究」（收於楊棟樑編《東亞經濟合作的現狀與課題》，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

  [10]曾是外交官的谷口誠指出：「日本人仍是躋身精英的『脫亞入歐』的精神構造。」原經濟產業省官員津上俊哉曾說：日本「有蔑視落後的亞洲的傾向」。引自平川均論文「經濟一體化與東亞共同體構想」，載於愛知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紀要》第126號，2005年10月。

  [11]見毛里和子《日中關係——從戰後走向新時代》，岩波新書，2006年，第207頁。

  [12]原文刊於加加美光行編《中國內外政治與相互依存》，日本評論社2008年。此處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