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亞太區域化過程中日本的作用

  在亞太區域化的進程中，日本作為東亞地區的經濟大國，其舉手投足對亞太區域化的進程有重要影響。

  翻開近代以來的歷史，可以清楚地發現日本的世界戰略經歷了由「脫亞入歐」到「脫歐入亞」的幾番轉變，但其著眼點卻始終是盯住亞太、特別是東亞不放的。具體說來，日本自明治以後奉行「脫亞入歐」政策，並很快成為近代東亞唯一的資本主義國家。與此同時，隨著國力的增強，由來已久的東洋霸主夢想亦烈，繼發動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終於從30年代起，與英美決裂，在「大東亞共榮圈」的幌子下，發動了長達15年的亞洲太平洋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後，日本再次回到「脫亞入歐」的軌道，戰後50年來追隨美國「搭便車」的結果，是使日本經濟重新崛起，跨入發達國家行列。進入80年代以後，日本公然開始對美國說「不」，回歸亞洲、「脫歐入亞」論接踵而至，中曾根的「政治大國」論道出了日本政、官界壓抑已久的心聲。最近，一再對美國說「不」的強硬派代表人物石原慎太郎當選東京都知事，不能不讓人為日本政治的走向憂慮。

  儘管如此，目前乃至今後的相當一個時期，日美合作仍將是日本外交的基軸，遠東地區中、俄兩大國的存在以及對朝鮮的擔心，恐怕是日本不能拋開美國盟友而獨往獨來的基本原因。

  但是另一方面，作為東亞地區的國家之一，冷戰結束後，日本的外交重點也在西移。

  東南亞是日本的傳統市場，是日本在海外投資最多的地區，隨著該地區經濟力量的壯大及區域內合作的加強，以及美國勢力滲透的加快，日本越來越感受到壓力，對東南亞外交將以經濟外交為核心並加大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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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韓關係在去年金大中總統訪日後有所改善。日韓兩國有較深的歷史糾葛，領土爭議、慰安婦等問題的懸而未決，加上由來已久的厭日民族情緒，會對兩國關係產生一定影響。但這些問題不致影響兩國關係的大局，畢竟日韓都是被牽引在美國東亞戰車上的盟友，從長遠的戰略觀點看，日本也不會把韓國視為自己的強大對手。

  相比之下，日本對朝鮮的一舉一動卻到了神經過敏的程度，現實看不到兩國關係根本性轉機的跡象，最近日本政界對朝「先發制人」論甚囂塵上，這是一種既危險又錯誤的對朝高壓外交，很不明智。對一個積弱積貧的鄰國採取這種態度，只會激化矛盾，缺乏長遠的戰略觀點，同時也有損於日本的國際形象。

  日俄關係在橋本訪俄後有所進展，但兩國改善關係的動機和目的有相當距離。俄國需要日本的資金和技術，日本則急切地希望收回北方四島。圍繞領土歸還的拉力賽還將繼續下去，短期內日本政府似乎找不到打開局面的根本性辦法。

  對中國的外交無疑也是日本外交的重點之一。去年兩國迎來了友好條約簽訂20周年，總體上說兩國保持著一種正常狀態。但是這種關係本來有進一步加強的餘地。如所周知，中俄之間是「戰略性協作夥伴關係」，中美之間是「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而在去年11月江澤民主席訪日期間兩國發表的聯合宣言中，對中日兩國關係的定位是：「致力於和平與友好發展的合作夥伴關係」。與前兩者的「戰略夥伴」關係相比，日中關係的定位值得玩味。

  日本是亞太地區的經濟大國，其GDP占世界GDP的12%，僅次於美國；海外債權8000億美元，是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日本人手中持有的美國股票、債券等金融資產3200多億美元，從理論上說，有朝一日日本人若將這筆債權收回（拋出），可能導致美國股市的大崩潰；日本擁有1200萬億日元（約10萬億美元）的個人金融資產，是世界上最大的儲蓄國；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外匯儲備國，現有外匯儲備為2400億美元；日本是最大的貿易順差國，經常性貿易收支黑字已連續數年超1000億美元。再一點是，東證指數現在在1.5萬點左右徘徊，與泡沫經濟高峰期相去甚遠，但是倘若經濟恢復，股價回升到2萬點以上在理論上說完全可能，不良債權問題這一拖累日本經濟啟動的沉重包袱也許會迎刃而解。這些因素表明，作為亞太地區最大的富國，日本的實力不容忽視，它應該同時也有能力為亞太經濟區域化的發展做出貢獻。

  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可能性不等於現實。日本要發揮其應有的作用，還必須解決好其國內問題，調整好其亞太政策。

  1991年以來，日本經濟轉入低潮，迄今一蹶不振。這中間既有結構轉型期蕭條的規律在起作用，也有政策操作上的失誤。所謂結構調整與結構性蕭條，是說日本的經濟體制已不適合當今的經濟發展，必須做徹底的改造。在日本學界有「1940年體制」說，即太平洋戰爭時形成的國家總動員體制被運用於戰後，其特徵是官主導、封閉性和計劃色彩濃厚。因此便有了橋本內閣的「金融大爆炸」等六大改革。然而，改革的艱難和經濟的慢性蕭條超出了人們的預想。這一期間日本政府在政策上的失誤表現在，80年代中期以來的金融自由化放鬆了政府監管，資金大量流向投機性的房地產領域，導致了泡沫經濟及其泡沫的崩潰；繼而在1995至1996年經濟好不容易回升時，又推行了「休克療法」式的金融改革和緊縮財政，給有所恢復的景氣潑了冷水。結果不良債權越改越多，由當初的40萬億日元增至現在的80萬億日元，經濟增長率連續三年負增長，創下了戰後以來經濟發展業績最差的紀錄。這說明日本沒有把握好經濟改革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90年代初，日本經濟的泡沫確實到了膨脹的界限，但是如果採取軟著陸的辦法，讓過高的房地價和股票逐步降下來，就不會使經濟糟糕到如今的程度。

  在不斷減稅、貼現率降得不能再低的情況下，日本經濟近期要想有較大的起色，最現實的景氣刺激辦法可能是採取適度的膨脹政策，因為消沉已久的日本經濟當前更需要的是一種恢復的動力和刺激。日本的景氣，不僅是自身的需要，也是東亞的需要，如此則可能帶動整個東亞的景氣恢復。

  日本若處理好國內經濟問題，以其龐大的經濟基礎和實力，可以對東亞經濟的發展做出大的貢獻。1997年9月泰國發生金融危機後，日本曾提出過建立「亞洲貨幣基金」的建議，因美國的堅決反對而擱淺。不過，從IMF在東亞金融危機中的局限性及其表現來看，不妨考慮設立這種基金，若此，則日元應成為這一基金的基礎之一，這裡有日本大力發揮作用的餘地。但是另一方面，人們的擔心也不無根據，東亞發生金融危機時，日本的做法是，一面緊急撤資，搞釜底抽薪；一面日元貶值，事實上對困難重重的東亞出口實行關門主義，未能發揮其亞洲最大市場的「吸收器」作用。同時，與石原慎太郎等人反對美國當世界金融霸主（把亞洲作為其金融奴隸）一樣，日本也必須放棄當亞洲金融霸主的想法。

  日本與東亞各國的經濟合作是沿著「雁行發展序列」進行的水平分工，而今這一格局正在變化，因為經濟全球化的進展，使東亞國家有可能以更便捷的途徑從其他發達國家獲得資金和技術，而日本仍然抱著對「飛去來器效應」的恐懼，在與東亞國家的投資合作中左顧右盼、疑心生暗鬼，就會失去更多的機會。日本的選擇只能是不斷開發新技術和新產業，並加快向東亞技術轉移的速度，否則就會失去充當「頭雁」的資格。

  日本要在東亞發揮作用，還必須解決意識上的一些問題，即對侵略亞太各國的歷史做誠懇反省，放棄稱霸東亞之夢，真誠與東亞諸國合作，堅持和平發展經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