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財投」運營的特點

  經濟趕超期的財政投融資活動，客觀上受經濟發展內外環境、經濟發展戰略及現實經濟體制等多組變量的制約和影響。對這些變量，這裡只作間接論述，而擬正面進入財投自身活動的考察。

  首先，關於財投的數量變動。據表6-11可知，1946至1965年20年間，隨著國民經濟的恢復和增長，國民總支出規模擴大了69倍，中央財政一般會計支出規模擴大32倍。中央財政一般會計支出在國民總支出的比率，由1946年度的24.3%降至1951年度的13.7%，其後逐年穩步下降。到1965年度，穩定在11%左右。這表明1949年推行道奇計劃時確定的平衡財政原則基本得到貫徹，它是戰後經濟趕超期日本財政運營的基調。

  表6-11 戰後日本的財政支出與財政投融資（1946—1965）（單位：億日元）

  資料來源：武田隆夫、林健久、今井勝人編：《日本財政要覽》，東京大學出版會，1977年，第50、95頁統計表。大藏省編：《昭和財政史——從終戰到媾和》第12卷，東洋經濟新報社，1976年，第644頁。本表中若干項比率為筆者設定並測算。

  相比之下，同期的財政投融資活動波動性明顯。總的趨勢則是「財投」在中央政府年度綜合開支中所占的比重逐年增大。如以各年度的一般財政支出為基準（指數為100），則財投對一般財政支出的比率是，40年代後半期為20左右，50年代為30以上，60年代前半期為40以上，1965年以後，「財投」與一般財政支出之比已上升並保持著50比100的規模。

  很顯然，戰後20年間，一般財政支出規模的逐漸縮小與財政投融資規模的不斷擴大，恰好構成一種逆動關係。僅此足以提醒人們，在考察日本的財政政策時，應把財投作為重點分析對象。

  表6-12 財政投融資原資的構成（1946—1965）單位：億日元

  

  資料來源：遠藤湘吉：《財政投融資》，岩波書店，1974年，第86—87、118、133、159頁。大藏省編：《昭和財政史——從終戰到媾和》第12卷，東洋經濟新報社，1976年，第677—680頁。

  其次，關於財投資金的構成即原資籌措。這個問題不僅與一國的經濟穩定密切相關，僅從財政學的角度來看，其資金籌措的途徑、手段和方法也具有重要的操作性借鑑意義。

  由表可知，財投資金源於七條渠道，即一般會計撥款，美國對日物資援助回頭資金會計，產業投資特別會計，資金運用部資金，簡易保險資金，剩餘農產品資金，公債與國外借款。其中，剩餘農產品資金所占比重極小，日本只在兩個年度中使用過，故分析時略而不計。

  財投原資的籌措方式在經濟趕超期經過多次變動，具體說來，經歷了三個階段和兩次大的調整。

  第一階段自1946年8月復興金融部開始貸款業務，到1949年3月「復金」停止貸款，歷時兩年余。此間財投原資依靠一般會計撥款和「復金」公債收入兩條渠道。其中公債收入占原資總額的87%，問題是「復金」公債的68.8%是由日本銀行購買的。由於日本銀行並不具備認購如此巨額公債的資力，只能通過擴大信用、增發紙幣，結果導致「復金通貨膨脹」，延長了經濟不穩定狀態。

  第二階段始自推行道奇計劃的1949年初，終於1954年度。這也是戰後日本經濟恢復與重建市場經濟體制、經濟走向正常化的重要時期。此間復興金融公庫解散，新設美援回頭資金會計和產業投資特別會計。1953年，正式實施財政投融資制度。同期的財投原資主要來自美援回頭資金、資金運用部資金和一般會計撥款。此外，國外借款從無到有，也成為財投資金的新來源。

  第三階段從1955年度到1965年度，此間財投原資結構的變化是，一般會計撥款停止，美援回頭資金會計被取消，財投原資的籌措被定型為依靠資金運用部資金、簡易保險資金、產業投資特別會計、國內外借款等四大支柱，這種原資籌措結構迄今仍無大變。

  通觀20年間財投原資的構成，大藏省資金運用部資金顯然居於原資籌措主來源位置，其資金供給量占原資總額的60%左右，如將1952年起獨立的簡易保險資金也包括在內，其比率高達70%以上。資金運用部資金是以巨大的國家權力為背景籌集的，由於國家掌握著這項龐大資金的管理和使用權，因而實際上也就將其自身置於一種特殊的超級國家銀行的位置。可以說，這既是日本式財政運營的一大特色，也是一種創造，它成為日本政府得以通過財政金融政策干預國民經濟的重要依據。

  最後，關於財投的運營特點。這主要從財投的運營方針及財投對象入手進行考察。自不待言，其方針和對象前後曾發生過重要變化。

  在1947至1948年的「傾斜生產方式」時期，經濟政策的重點是優先恢復生產，方法是以煤炭等個別基礎產業的增產來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恢復。財投作為實現上述政策目標的主要手段，承擔了向煤炭、鋼鐵、電力、海運、化肥等基礎產業傾斜地供給資金的任務。問題在於運營上忽視了對原資的保護和經營核算性，在「數量第一主義」的思想指導下，凡屬政策上劃定的傾斜產業及企業，一律予以資金供給上的優惠，因此實際上是一種不正常的運營狀態。當然，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當時的特殊經濟環境決定的。

  1949至1954年，日本經濟走向穩定，在產業合理化政策下，財投的運營方針發生顯著變化。財投重點對象雖然仍是煤炭、鋼鐵、電力和造船等基幹產業，但已重視對原資的保護和資金投放的效益性。在選擇具體的融資對象時，已不僅看其是否屬於重點產業，還要嚴格審查其經營狀態和能力，挑選「最優秀的」企業了。[10]

  1955年後，隨著經濟復興任務的完成，日本經濟進入高速增長時期，重化學工業化全面展開。由於前述的煤炭、鋼鐵等基幹產業經過前期扶植已具備一定的國際競爭力，民間隨著資本積累水平的提高也掀起設備投資的高潮，財投的運作方針及對象亦進入新的調整過程，這種調整反映了一種從「數量的補充」向「質的加強」的變化。這表現在：其一，財投領域由窄變寬。過去的財投主要集中於電力、造船、煤炭、鋼鐵等所謂四大產業，此後的十年間則轉向多產業，形成多重點。機械、電子和石油化學等產業也被增加進來。其二，財投對象由以往的以大企業為主，變成大企業與中小企業並重。統計數字表明，1946至1949年度，財投對大企業和小企業的資金供給為41:0，1955年度兩者首次持平，為14:14，其後便一直保持這種大體平衡的比例。[11]這也意味著該時期的財投已具有某種社會政策的意義。其三，間接性財投比重增加。財投的資金投向面對民間（含大企業、中小企業及改善國民生活設施資金）、國營及准國營事業、公共事業和地方公共團體等四大領域。1946年起的20年間，財投對民間的資金供給，除個別年度外，大體穩定在財投總額的50%左右。相比之下，對道路、港灣、水電供給等公共基礎設施的投融資卻逐年增長，該項投融資在財投中所占的比率，1955年度以前為0，此後由1955年度的1%躍至1965年度的10%，11年間增長九個百分點，絕對額增加45倍。這表明，在經濟趕超時期，儘管日本政府在社會基礎建設投資方面仍嫌力度不夠，但也並非無所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