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財投作用評價
2024-10-13 10:16:11
作者： 吳廷璆
資本主義經濟是一種商品貨幣經濟，貨幣通常可表示為一種資本存量並以貨幣資本的形式投入再生產過程；反過來說，資本主義的擴大再生產離不開貨幣資本即資金的持續性投入。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經濟因其自身固有的種種矛盾，無法從根本上擺脫經濟危機的困擾，而每次危機的爆發不僅對國民經濟造成極大破壞，而且會引起社會的動盪不安，乃至引發戰爭和革命。這就是資本主義經濟中的發展與穩定兩大基本問題。戰後日本經濟趕超期同樣面臨上述兩大基本問題。這就是，在經濟發展上，日本因長年戰爭拉大了與歐美先進國家本來就有的差距，必須奮起直追，同時又因資本積累不足，面臨著資金長期短缺的困擾；在經濟穩定上，日本必須吸取戰前的歷史教訓，努力延緩或減輕危機的破壞程度。
財投從資金供給方面對產業發展的支持，反映在對基幹產業的重點扶持、對弱小產業的救助、對夕陽產業的轉移以及對道路、港灣等公共基礎設施的整備等諸多方面。在經濟趕超期，財投對基幹產業發展的貢獻尤其值得一提。
所謂基幹產業，一般指對整個國民經濟影響最大的基礎產業和出口創匯的支柱產業。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日本工業技術裝備水平整體上落後於歐美先進國家10至15年，煤炭、鋼鐵、電力、造船等四大產業均屬於資本收益率最低的產業。且不說其現代化設備投資所需的巨大規模是民間無法承受的，僅從投資的效益原則考慮，其投資風險也足令投資者望而卻步。從經濟發展的長期戰略出發，甘冒風險，率先向這些產業大規模投資的正是政府的財政投融資。在1947至1948年推行「傾斜生產方式」時期，財投資金在上述四大產業設備資金貸款總額中所占的比率，分別高達98.1%、73.4%、92.9%和84%。[12]到50年代前半期，財投資金更集中地投向電力和海運業，煤炭、鋼鐵業則退居第二、四位。對此，日本學者指出，當時政府資金重點投向了資金需求量大、資本收益低的戰略部門，並且，這種資金供給量的變動與資本收益率的變動之間呈現了一種逆向關係，即資本收益率越低，獲得的財投資金越多；反之則越少。[13]
如此大力度的財投資金操作及其他相關政策的推行，使基幹產業在較短期間內大為改觀。50年代前期財投資金依賴率高達50%的「計劃造船」的實施，使日本造船業迅速完成現代化技術改造和設備更新，於1956年創造船舶下水量和出口量的兩個世界第一，其後便長期獨占世界鰲頭。與此同時，鋼鐵等基礎部門也於1955年前後「完成修復並實現現代化」，「戰時經濟的落後性初步改變了面貌」。[14]
由此看來，如果說戰後日本經濟的恢復、復興與高速增長是通過基幹產業的復興與發展啟動的，那就可以說財政投融資是使基幹產業得以率先復興、發展的重要啟動力。
財投的作用不僅在於其本身的直接性資金供給，還在於它同時具有一種「誘導功能」。據《經濟白皮書》披露的情況，「50年代中期向基幹產業貸款時，已普遍實行協調融資方式，出現了城市銀行追隨政府開發銀行向特定企業貸款的情況，兩者所提供的融資大體保持1:1的比例」[15]。進入60年代後，隨著「間接行政」向「誘導行政」的轉變，財投進一步改變了其「量的直接補充」方式，將重點放在「質的提高」方面，其「誘導功能」的作用更顯突出。
財投之所以具有這種「誘導功能」，除了政府及金融管理當局的指導外，重要原因是其本身能準確地向民間展示政府的產業扶持重點，而政府支持的事業可給人一種安全感，這種心理效果在具有濃厚「官強民弱」觀念的日本尤其不可忽視，即使從經營的角度考慮，經過通產省和開發銀行的雙重審查而獲得財投資金的企業，對商業銀行也是具有魅力的，因為它意味著政府方面已代行完成了極為煩瑣的融資調審，至少也可節約若干必不可少的費用。有些企業之所以「自豪地在本公司文件袋上印著『日本開發銀行客戶』字樣」[16]，無非是藉以宣示本身的實力和可信度，期待獲得更多民間貸款的GG效果。這個事例也是財投誘導作用的有力佐證。
此外，在實行協調融資的過程中，日本銀行的作用也不可忽視。日本銀行作為最高金融監督管理機關，經常居間斡旋，促使商業銀行追隨政府的財投共同行動。最近的研究表明，甚至在川崎制鐵千葉工廠的建設過程中，日本銀行的態度也並非以往所說的那樣消極，因為日本銀行不僅支持開發銀行向該公司融資，而且在其斡旋下，促成了以第一勸業銀行為首的協調融資團。[17]
下面再考察一下財投與實現經濟平衡、穩定之間的關係。
趕超期的日本經濟總體上說是一種短缺經濟，資金不足（特別是外匯不足）與過剩投資之間構成一種矛盾，經濟發展因這一矛盾的制約呈現走走停停的局面。在1949至1964年的15年間，日本經濟主要經歷了四次大的循環周期。[18]這些循環周期的形成，除了經濟發展自身規律的基本因素外，一定程度上與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有關，其中，財投是政府實現其宏觀政策目標的主要手段之一。
在50年代的韓戰時期，日本經濟受「特需」刺激而出現繁榮局面，甚至在韓戰結束、歐美進入調整階段而轉向蕭條的1953年，日本仍通過積極的財政金融政策而將「繁榮」局面延至年底。但是，同年10月，由於國際收支狀況急劇惡化，日本政府終於決定「後退一步，打好基礎」，實行經濟緊縮，當時的主要措施便是實行高利息政策和壓縮財投規模。在1954年度的財政決算中，一般財政支出大體維持了與上年度相當的規模，財政投融資卻比上年度減少516億日元，降幅15.3%，從而有力地煞住了進口過猛、投資過大之風，僅一年時間，便改善了國際收支狀況，迎來了「戰後經濟最好」的「數量景氣」之年。這次調整，又被稱為「人為把握景氣變動」[19]的最初的成功嘗試。
在1955至1957年6月的數量、神武景氣時期，財投顯示了逐年增長之勢，而當1957年夏政府決定延緩實施財投計劃16%，翌年的財投計劃再降低財投增長率（與上年度比，財投增長率由21.4%降至7.2%）時，日本經濟遂轉向蕭條。
同樣，在岩戶、奧林匹克景氣的始點上，財投曲線上揚，在兩次景氣從高峰轉向低谷的前後，財投曲線恰好呈下降趨勢。
上述四次經濟循環周期中財投與景氣變動間所展現的驚人一致性絕非偶然，它如實地反映了財投對加速經濟發展與促進經濟穩定的兩面作用。日本學者在評述這一時期的日本經濟時，往往用「庫存循環」或「庫存調整」來強調經濟循環的特點，有些學者甚至指出：「與其說財政金融操作是根據景氣變動變化的，毋寧說景氣變動正是通過財政金融操作的變化而推進或延緩經濟增長的結果。」[20]在研究傳統的危機理論與現代資本主義經濟循環的特徵時，這種觀點是值得尋味的。
不過，隨著經濟趕超任務的基本完成，影響經濟的內外條件發生變化，1965年以後，日本經濟進入「結構轉型期」。經濟基礎的變化，相當程度地影響制約了財投的操作方式及其實施效果。這種情況從伊奘諾景氣及其後的景氣變動與財投的變動曲線間展示的非一致性中，也可窺知一斑。
最後還應指出，儘管經濟趕超期的財投曾發揮過如此重要的作用，並不能否認其本身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作為一種政府行為，財投運作中既出現過對煤炭等「費用遞增」產業過度保護的失當[21]，也曾為權錢交易提供過溫床，1954年的造船業行賄受賄醜聞即是一例。因此，圍繞縮小財投規模、排除「官主導」的議論始終未斷。這些都是有待深入研討的問題。[22]
注釋
[1]如金明善：《現代日本經濟問題》（遼寧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中採用了「財政投資性貸款」的表述方法。此外，還可見到諸如「財政貸款」之類的澤法。
[2]遠藤湘吉：《財政投融資》，岩波書店，1974年，第2頁。
[3]大內兵衛、內藤勝編：《日本財政圖說》，岩波書店，1965年，第116頁。
[4]參見正村公宏《圖說戰後史》，築摩書房，1989年，第87頁。
[5]經濟企劃廳調查局編：《資料·經濟白皮書25年》，日本經濟新聞社，1972年，第20頁。
[6]參見拙著《日本戰後復興期經濟政策研究——兼論經濟體制改革》，南開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15、114—117頁。
[7]岡崎哲二、奧野正寬編：《現代日本經濟體系的源流》，日本經濟新聞社，1994年，第51頁。武田隆夫、林健久編：《現代日本經濟的財政金融》第1卷，東京大學出版會，1982年，第50、55頁。
[8]竹原憲雄：《戰後日本的財政投融資》，文真堂，1988年，第184頁。
[9]遠藤湘吉：《財政投融資》，岩波書店，1974年，第175、179頁。
[10]經濟企劃廳編：《戰後經濟史》（經濟政策編），大藏省印刷局，1960年，第175頁。
[11]遠藤湘古：《財政投融資》，岩波書店，1974年，第119、136、161頁。
[12]通商產業省編：《產業合理化白皮書》，日刊工業新聞社，1957年，第53頁。
[13]安藤良雄編：《日本經濟政策史論》下，東京大學出版會，1976年，第349頁。
[14]通商產業省編：《產業合理化白皮書》，日刊工業新聞社，1957年，第68頁。
[15]經濟企劃廳：《經濟白皮書》（1954年度），至誠堂，1954年，第14頁。
[16]橋本壽朗：《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的日本政府、行業團體和企業》，見日本《社會科學研究》第45卷第1號，1994年。
[17]參見岡崎哲二《戰後經濟復興期的政府與企業間關係》（論文手稿，1994年）。
[18]筆者將1949—1954年的日本經濟視為—個循環周期。詳見拙文《從戰後復興到高速增長的道路——1953、1954年經濟調整的再探討》，愛知大學《經濟論集》，1990年。
[19]遠藤湘古：《財政投融資》，岩波書店，1974年，第122頁。
[20]武田隆夫、林健久編：《現代日本的財政金融》第1卷，東京大學出版會，1982年，第9頁。
[21]參見小宮隆太郎等編《日本的產業改策》，東京大學出版會，1991年，第38頁。
[22]原文刊於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編：《日本的金融體制及其變革》，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