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產業合理化本質分析

  我國學界幾無正面研究日本產業合理化的成果可能有各種原因，但理論束縛或為一大現實思想障礙。因此，多角度分析產業合理化的本質實屬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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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理化」一詞源自德國，率先提倡「合理化」政策、開展全民性「合理化運動」的，是20年代曾任德國政府復興部長和外交部長的沃爾德·拉蒂諾（Wahher Rathenau）。但若追溯這一名詞的出現，則至少要上溯到20世紀初。

  19世紀末20世紀初，德國著名社會學家、行為理論奠基人馬克斯·韋伯在其諸多著述中反覆強調，近代以前的社會是一種由亞洲式宗教統治的不合理的社會，近代社會則是尊重科學與效率、法律與理論的社會，是按照客觀主義和理性主義原則行事的合理的社會。[12]他同時認為：「雖然經濟理性主義的發展，部分地依賴理性的技術和理性的法律，但與此同時，採取某些類型的實際的理性行為卻要取決於人的能力和氣質。如果這些理性行為的類型受到精神障礙的妨害，那麼，理性的經濟行為的發展勢必遭到嚴重的、內在的阻滯。」[13]在其他場合，韋伯還闡述了理性社會是官僚制社會、「合理化」即「近代化」的觀點。[14]韋伯公然為資本主義的合理性辯護自不待言，但他的「理論行為取決於人的能力和氣質」「精神障礙」導致「經濟行為」「阻滯」等論斷卻是切中時弊的。德國社會矛盾的發展，終於使它鋌而走險，走上了內部矛盾外部解決、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道路。儘管無從考證韋伯的「理性主義」「合理化」論究竟對德國產生了多大影響，但是在一戰結束後的20年代，確是由德國率先開展了「合理化運動」。

  日本於20年代末「引進」合理化概念時，政府和財界形成的一種共識是，頻繁爆發的經濟危機及日益加劇的社會矛盾證明，自由經濟已行不通，國民經濟需要國家權力出面干預。商工省官員吉野信次認為，「所謂產業合理化，就是從國民經濟的全局考慮」。特許局事務官岸信介專程赴歐洲考察產業合理化歸國後，只強調了兩條合理化原則，即「降低成本」，「否定自由競爭」。[15]戰前被日本官方奉為產業合理化運動啟蒙思想家的太田正孝觀點更明了，他認為，「產業合理化意味著資本主義再不能像以往那樣生產者和消費者恣意妄為」。「資本主義經濟已經走到絕路。……按照現在的資本主義方式走下去，已得不到使資本主義經濟持續發展的力量」，「道路只有一條，那就是資本主義的修正，別名合理化運動」，而這種「合理化運動的目標，就是對生產、流通和消費實行某種意義上的統制」。[16]

  戰前的產業合理化隨著1929年經濟危機的爆發和侵華戰爭的升級而一再變形，並隨著二戰中日本的失敗而銷聲匿跡，留下了慘痛的教訓。在對這段歷史的反思中，日本政府得以從新的角度認識到戰後產業合理化政策的意義。通產省在1957年發表的《產業合理化白皮書》中指出，產業合理化的基本點是：「企業以最小費用獲取最大收益；從國民經濟的觀點出發，最有效地利用一定的生產要素，最大限度地保持構成要素間的平衡及以此為基礎的國民收入，追求經濟上的合理性。」[17]在通產省的有關文件中，還可見到如下內容，即「現在的企業合理化雖然要按資本主義方式進行，但卻不能走減少工資→合理化→降低成本→生產增加→利潤增加的路線，而是必須採取保證實際工資→合理化→生產增加→成本下降→利潤增加的方法」[18]。這表明政策當局在戰後民主化潮流的推動下，其思想意識和行政觀也發生了某種變化。基於上述認識上的變化，日本政府對戰後產業合理化的內容做了以下四方面的界定，即企業內部的合理化，企業外部條件的合理化，行業的合理化和產業結構的合理化，並把技術設備的現代化作為合理化的核心。

  與上述政策當局的觀點相對照，勞動階級的態度因時因地而不盡相同。在德國，工人階級主流曾響應合理化主張，採取了與政府、企業合作的態度。與此相反，在1926年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上，曾做出產業合理化「有助於資本改善其經濟，不能支持、也不應該支持」[19]的決議。在戰前的日本，除少數御用工會外，工人階級主流堅決反對合理化。而在戰後重新開展產業合理化時，工人運動出現了堅決反對與支持、合作兩種立場的分裂。

  具體看一下反對產業合理化的代表性觀點。

  早在1930年，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有澤廣巳就曾著書揭露了產業合理化的本質。他引用了馬克思的一段名言：本來，從機械本身看，它可以縮短勞動時間，但若被資本家所利用，卻會使勞動日延長；它可以使勞動簡單化，但若被資本家所利用，卻會使勞動強度增加；它本身意味著人類戰勝自然，但若被資本家所利用，卻會使人類處在自然的奴役之下；它本身可以增加生產者的財富；但若被資本家所利用，卻會使生產者貧困化。[20]據此，有澤給產業合理化所下的定義是：「所謂產業合理化，就是增加剝削程度的諸措施。」[21]

  戰後，仍有許多進步學者對產業合理化進行了無情的批判。戶木田嘉久尖銳地指出：「資本主義的合理化，不外是進入全面危機階段的壟斷資本主義在經濟領域的階級防衛運動，是直接在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體系化的政策支持下，以攫取高額壟斷利潤為目的的壟斷資本的超剝削方法。」[22]

  從上述關於產業合理化的截然相反的觀點中，應該怎樣確認產業合理化的本質，認識其歷史及現實的意義呢？

  首先，從階級分析的觀點看，資本主義的合理化具有以國家權力為背景、強化剝削和維護壟斷資本利益的本質，是所謂「泰羅制」及「科學管理法」的延續和發展。每當資本主義發生經濟危機之際，往往也就是資方在「合理化」的名義下，向勞動者轉嫁危機之時。對勞動者而言，「合理化」意味著勞動強化、工資減少和失業將至。對力量單薄的中小企業主而言，它甚至也是個意味著企業將被兼併或破產的不詳之詞。至少戰前的合理化已經深深地留下了這種陰影。從這個意義上說，有澤、戶木田等人的批判，正確地揭露了資本主義合理化的本質，擊中了要害，富有革命性意義。

  其次，從社會發展階段論的角度看，產業合理化作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必然過程，也相對存在合理性。資本主義是個尊重科學、講求效率、強調資本積累的社會，正因如此，它取得了人類歷史上最輝煌的物質繁榮，這是以前的任何社會所無法比擬的。但是，一直視「自由放任」為準則而發展起來的資本主義，在進入壟斷階段後，不斷暴露出其固有的破綻，連統治階級自身也公開承認自由放任已行不通，要求政府干預經濟，產業合理化正是適應這種時代要求出台的。這一政策既有強化勞動等消極的側面，也存在著強調現代科學技術，追求國民經濟發展整體平衡等積極的側面，特別是在戰後推行的產業合理化政策過程中，以所得分配等為代表的社會公正問題也逐漸引起重視。因此，從有利於社會經濟發展進步的角度而言，沒有必要一口否定產業合理化的正面意義。

  第三，從政策論的角度分析，產業合理化雖然是在資本主義國家首先興起的，卻不能因此斷言它只是資本主義的專利，也不必視其為洪水猛獸。政策本身只是人類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智慧、手段和方法，它確實會因政策制定與推行者的政治立場而染上某種色彩，但不能因此否定其本身固有的方法手段上的、技術上的特有價值。正如前述馬克思的精闢論斷那樣，機械作為近代工業革命的產物，只有當其被資本家所利用時，它才成為強化剝削的工具，但機械本身並不具有階級性；它作為科學進步的產物，同樣也能成為勞動者征服改造自然、為自己謀幸福的工具和手段，無產階級也絕不會在砸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同時，將進行生產的工業機器一同砸爛。事實上，關於這樣的問題，社會主義制度的締造者列寧早就做出了令我們現代人頓徹頓悟的精闢分析。

  泰羅制（又譯「泰勒制」）是20世紀初風靡資本主義世界的一種經營管理制度，它將近代科學技術與近代經營管理結合起來，通過推廣標準化操作、定額勞動、現場監督、獎懲工資等手段，力求最大限度地提高生產率、降低成本、增加生產利潤（或「剩餘價值」），列寧曾痛斥它是一種「榨取血汗的『科學』制度」[23]。但是，列寧在指出資本主義的泰羅制所具有的「榨取血汗」的階級實質時，並未把這種制度中蘊含的「科學」、合理的成分一併否掉。他在1918年的《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一文中寫道，泰羅制「也同資本主義其他一切進步的東西一樣，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資產階級剝削的最巧妙的殘酷手段；另一方面是一系列的最豐富的科學成就，即按科學來分析人在勞動中的機械動作，省去多餘的笨拙的動作，制定最精確的工作方法，實行最完善的計算和監督制等等。蘇維埃共和國在這方面無論如何都要採用科學和技術上的一切寶貴成就。社會主義實現得如何，取決於我們蘇維埃政權和蘇維埃管理機構同資本主義最新的進步的東西結合的好壞。應該在俄國研究和傳授泰羅制，有系統地試行這種制度，並且使它適應下來」[24]。從這段較長的引文中，60年前的列寧怎樣辯證地分析泰羅制，肯定其科學和進步的一面，怎樣把在俄國「試行」和「適應」泰羅制、「同資本主義最新的進步的東西結合」提到社會主義能否實現的高度，已經躍然紙上，無需多餘的解釋。

  令人回味的是，「泰羅制」「科學管理法」和「產業合理化」等所固有的這種可以超越經濟制度和體制而適用的中性特點，甚至連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及其代言人也頗知其妙。在日本，曾在人事院擔任要職並享有「日本的泰羅」之名的上野陽一就是一例。上野認為：「產業合理化的原理與技術，無論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在任何經濟體制下都是必要的。」「蘇聯式的社會主義經濟的國家也好，日本式的資本主義經濟的國家也罷，生產管理的原則別無二致。資本主義利用生產管理的原則，將帶來資本主義的繁榮；社會主義利用生產管理的原則，也會帶來社會主義的繁榮。」[25]

  由此看來，辯證地對待資本主義的產業合理化是一種科學態度，以往在理論上存在的某些禁區應該徹底打破。

  歷史是面鏡子，也是最好的老師。在對日本戰前、戰後的產業合理化政策進行如此的考察之後，重新審視幾十年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和20世紀世界風雲的變幻，真可謂感慨萬千。

  20世紀世界歷史的變化驚天動地。本世紀初，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進入帝國主義階段，該制度所固有的國內階級矛盾、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矛盾和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間的矛盾空前尖銳，其結果是釀成了人類史上的兩次世界大戰，並在戰後形成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陣營。因此，資本主義由盛轉衰，社會主義從無到有、蒸蒸日上構成本世紀前50年的基本特徵。

  然而，當後半個世紀即將結束的時候，人們卻看到了另一番情景，本已呈現「壟斷、腐朽、垂死」等種種衰兆的資本主義垂而不死，衰而不亡，經濟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穩定發展，而以蘇聯的解體和東歐的「轉向」為代表，社會主義遇到了重大挫折。

  這近百年的歷史變化向人們昭示了什麼呢？

  社會主義的興起和資本主義的「復生」互為對方提供了一個深刻但卻有益的啟示。這就是：以私有制為基礎、以自由放任為準則的市場經濟及其資本主義制度，如不進行調整和改革，終必為經濟不平等所引發的社會革命所毀滅；同樣，在現實生產力水平制約下，發展經濟也是社會主義的首要任務，如果不能在這方面取得與資本主義的比較優勢，社會主義的前途也將陷入困境。

  從後半個世紀的歷史進程看，毋寧說資本主義較好地接受了社會主義這個「先生」的教示，正如前文論述的日本所推行的產業合理化政策那樣，資本主義國家也效仿社會主義的某些做法，對國民經濟進行了種種「計劃性」的干預，避免了大的經濟波動，基本實現了社會穩定。

  反觀社會主義的進展，毋寧說教訓是深刻的，原因不一而足，但主要原因之一是沒有把經濟搞上去。不按經濟規律辦事，甚至完全否定市場機制的作用。回顧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就不難發現，文革十年「政治掛帥」的失誤姑且不論，僅在經濟建設上就不知幹了多少違背科學、不講「合理性」的蠢事。直到今天，如何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合理配置資源等種種問題仍未得到解決，經濟改革的任務尚任重道遠。從這個意義上說，在經濟發展方面，現在是虛心接受資本主義某些教示的時候了，而日本的產業合理化恰好提供了這樣的實例。當然，中國的產業合理化須根據國情進行，要有自己的特色，因此既是一次「補課」，也是一個「創新」過程。這個過程可能很漫長，但是只要解放思想，堅定不移地走下去，中國必將以嶄新的姿態出現在21世紀，為人類做出更大貢獻。[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