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經濟調整的現實效果

  1954年經濟調整的現實效果，可以從對外經濟和國內經濟兩方面來考察。

  一是國際競爭力的增強。這主要是通過基本消滅與國際市場商品之間的價格差及改變國際收支不平衡狀況表現的。價格差的消滅主要依據兩種因素。首先，從歐洲開始的世界性景氣回升，使1951年下半年以來不斷下跌的世界物價，在1954年裡保持不變或有所上漲，為日本商品接近國際價格提供了有利時機。其次，1954年經濟調整使國內生產規模相對縮小，物價下跌，特別是與輸出有關的商品價格，年內內銷品下降率為9%，輸出品下降率為5%。[28]內外銷商品間一直存在的二重價格現象基本消失。國際國內市場價格的一升一降，使1953年時還高於國際市場20%的國內物價，到1955年3月僅比美、英高出1%和2%。[29]與國際間物價差的消失，也為其後放手推行「貿易第一主義」剷除了一大障礙。

  國際收支狀況的改善經歷了如下過程。調整使經濟由景氣轉入蕭條，導致市場疲軟，產品銷售難。內需的「不振」，迫使流通部門不得不到外需上尋求出路，而政府的輸出優惠政策恰好為擴大外銷開放了綠燈。在這種既打又拉的調整政策下，1954年的對外貿易根據歷年和會計年度兩種統計方法，輸出比上年增加4.76億美元或3.57億美元，輸入減少1.39億美元或4.75億美元。同年特需收入雖然減少了3.13億美元或1.71億美元，仍然實現了綜合國際收支1億美元或3.44億美元的黑字。[30]這意味著僅經一年調整，國際收支實現了3億美元（歷年）或6.57億美元（會計年度）的改善。

  1954年世界貿易的回升也是日本改善國際收支狀況的有利因素。但是有關統計表明，同年世界輸出額僅比上年增長3.7%，而日本的輸出增長率卻高達29%。顯然，根本原因只能從日本經濟內部尋找，換言之，它不外是經濟調整的結果。

  二是國內經濟環境的改善。首先，財政金融的運營走上正常化的道路。關於財政金融在調整時期發揮的重要作用不再贅述，這裡強調的是，由於制定緊縮預算及實行財政稅收政策的一系列調整，道奇以來財政收支必須平衡的政策思想再次成為財政運營的指導方針。同樣，金融運營取得明顯的改善，與上年度增發186億日元、增長率2.6%相比，年內銀行券發行量減少39億日元，實現了0.7%的負增長。[31]值得提出的是，經過調整，銀行放款過多現象基本得到解決。1953年9月，全國銀行貸款率平均104.9%，11大銀行貸款率為117.4%。超貸資金主要是依賴日本銀行的貸款籌措的，當時城市銀行對日本銀行貸款的依存率是，全國銀行平均14.8%，11大銀行為21.9%。顯然，這是一種不正常且不穩定的運營。但是，調整後的1955年3月，全國銀行的放款率降至95.4%，11大銀行降至102%，對日本銀行貸款的依存率也分別降至8.5%和13.2%。[32]其次，推進了合理化運動向縱深發展。對一般企業來說，經濟調整帶給它們一種「像戰前那樣的危機來臨感」[33]以及生產停滯、投資減退、利潤減少的客觀效果，要想在蕭條期謀生存求發展，唯一出路是加強企業自身的調整和改造。結果，經過調整期的考驗，從生產方面看，企業的設備效能、勞動生產率、產品質量都有較大提高。如造船業，1954年實施的第十次造船計劃同第五次計劃相比，所用工時減少30%—40%，節省鋼材10%。再如軸承加工業，也取得了提高加工精度30%、降低工作噪音20%的成績。[34]從經營方面看，企業改變了以往過分依賴銀行的態度，更加注意充實自有資本，依靠自己的實力，慎重地擴大事業規模。在第三次資產評估時，企業顯示了很高的積極性，評估率由上次評估時的75%提高到99%。此外，調整期企業內部普遍進行了精簡管理機構、節儉開支的行政、財政整頓，在調整的前半期即實現一般經費開支比上年同期減少15%。[35]產業卡特爾加速重建，是調整期合理化運動的顯著特點。戰後初期的經濟改革，解散了財閥，制定了《禁止私人壟斷法》和《經濟力過度集中排除法》，並成立公正交易委員會監督實行。韓戰期間，上述法律經過兩次修改，有關限制開始緩和。進入1954年經濟蕭條期，產業卡特爾特別是商業部門的企業大聯合加快了步伐。1954年7月，不二商事、東京貿易、東西交易三大商社合併，成立新三菱商事。稍後，舊三井系統的商社大合併也得到批准。同期，硫安、煤炭、纖維、機械製造方面的企業合併或聯合也在加緊進行，並一直持續到1955年。最後，調整對國民消費的影響。在調整時期，國民是經濟蕭條的最終承受者，失業的增加，收入增長的遲滯，以及心理上的巨大壓力，使國民消費發生了兩個明顯變化。即消費水平停滯和儲蓄率提高。據統計，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增長率1953年為25%，1954年降至9%，消費增長率由1952、1953年的16%和12%，降至1954年的2%。[36]人均儲蓄與收入的比率，由1953年的5.1%增加到6.5%[37]，這種增長是在收入增長比上年下降14%的前提下實現的。消費上的這種變化，起到了直接為通脹經濟降溫的作用，並且為擴大再生產增加了本源性資金。

  1954年調整為期僅一年，成效是值得評價的。但是同其他事物一樣，舊的矛盾不可能一下子解決，即使暫時解決了，新的矛盾也還會產生。經濟本身是個極其複雜的過程，一次調整既不能一舉成功，更不能一勞永逸。1954年經濟調整也是如此，它依然留下一系列問題。

  其一，部分解決而未從根本上解決的問題。最具代表性的例證是企業體質的脆弱性。企業自有資本構成低、外部資金依存度高的狀況沒有因調整而根本改變，現代化企業與落後企業間技術及組織規模上的差距沒有縮小，毋寧說正在拉大，企業生產成本高、效益低的老大難問題也只是在個別產業的部分企業中得到了改善，產業合理化—工業現代化的路程還很漫長。

  其二，暫時解決但無法根本解決的問題。例如，國際收支雖然出現順差，但那是在有6億美元特需收入的前提下實現的。如果考慮到國際經濟景氣回升及農業豐收的有利因素，那就更不容樂觀。放款過多現象的消失也只能視為經濟緊縮期的一時性效果，並沒有根本避免它在經濟高漲期死灰復燃的制度保證。

  

  其三，經濟膨脹期被掩蓋、調整期表面化的問題。這表現在僱傭狀況惡化與失業的增加。隨著經濟蕭條的深刻化，從流通、紡織部門開始，大批中小企業破產或裁減職工，年間離職人數超過110萬人，離職率達14%，為戰後以來最高點。純失業人數47萬人，失業率為5.1%。[38]看來，調整對中小企業及一般國民來說不啻一場惡運降臨，這也是自由競爭體制下追求經濟合理性與維護社會公正的兩難命題。

  其四，調整後出現的新問題。一個較好的例子是，調整後金融調節的主要政策手段已經不再靈驗。這是因為，在1954年調整中，高利率政策作為日本銀行金融調節的主要手段，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它迫使城市銀行一方面節制從日本銀行的貸款，甚至全部還清以往的貸款；一方面努力增加自有資金，增強經營的獨立性。結果，日本銀行放款過多的問題雖然解決了，但是由於城市銀行經營獨立性的加強，高利率政策喪失了以往的有效性，日本銀行對城市銀行的金融調節能力大為降低，此後的金融調節必須依靠別的政策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