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穩定經濟措施

  以往的研究大多存在一種傾向，即道奇計劃是以財政緊縮為重點的全面經濟緊縮，經濟穩定正是通過諸種緊縮措施實現的。這種觀點無疑有正確的一面，但是並不全面，甚至存在錯誤的偏向，許多重要的史實也被忽略了，因此極有必要澄清。

  筆者認為，道奇為實現日本經濟的穩定可謂機關算盡，但其採用的手段和方法卻不可用「緊縮」一詞所概括，實際上是有「緊」也有「緩」。簡單地說即「三緊四緩」。

  「三緊」措施具體表現在：其一，編制「超平衡緊縮預算」。道奇認為，國家財政預算不平衡是導致通貨膨脹長期化的總禍根，因此，解決日本的通貨膨脹問題，一不能搞蘇聯式的物資統制，二不能像西德那樣貨幣貶值，只能通過財政平衡來實現。[14]結果，道奇親自主持編制的1949年度日本國家財政預算自戰後以來首次出現黑字，黑字額為1569億日元。若與1948年度的1419億日元赤字相比較，則更能感覺到1949年度預算確是個緊縮預算[15]，這個預算無疑對整個國民經濟帶來緊縮性效果。

  其二，強化稅收是經濟緊縮的又一重要手段。1948年，日本中央及地方稅收總額占國民總收入的25.9%，已創戰後新紀錄，實施道奇計劃的1949年，這一比例被提高到28.5%，創下「明治、大正、昭和年代以來」日本稅收率的「最高」紀錄。[16]強化徵稅不僅支撐了超平衡財政的實現，而且直接影響到企業利潤和國民消費，使社會資金供給更為吃緊。

  其三，停止復興金融公庫貸款業務。如前所述，復金財政貸款是傾斜生產方式時期重要產業資金供給的主渠道，它一方面支撐了重點產業的生產恢復，一方面又助長了通貨膨脹的蔓延。道奇認為，政府投資很難產生民間投資那樣的良好效果，「會進一步助長通貨膨脹」[17]，因此斷然下令停止復金新增貸款，並限期收回放款。結果僅用一年時間，復金的千餘億日元債務便全部還清。

  應該說，以財政預算為主的上述三項措施，構成了道奇計劃下經濟緊縮的主格調。對此，以往的研究者已有較為充分的論述。問題在於下述的四項緩和措施尚未引起應有的重視，有些論者甚至囫圇吞棗地將之列入「緊縮」名單。這四項措施是：

  其一，維持財政補貼。1949年3月，道奇在記者招待會上發表了對日本經濟的看法，他闡述的一個重要觀點是，「現在（日本）採取的國內方針政策，既不合理，也不現實。日本經濟如同踩高蹺（竹馬）一樣兩腳不著地，高曉的一條腿是美國援助，另一條腿是國內補貼金。如果這兩條腿抬得過高，就有跌倒而折斷頸骨的危險，因此有馬上斬斷之必要」[18]。這就是道奇有名的「日本竹馬經濟論」。許多人只是鑑於道奇這番話，便把斬斷這兩條「竹馬」之腿也視為道奇計劃的主措施之一。然而史實並非如此。

  

  在1949年度財政預算中，各種補貼金總額破紀錄地達到2149億日元，占財政總支出的25%。據載，大藏省最初的方案是，新年度價格調整費僅700億日元，但經道奇修改後，一下子提高數倍。當然，道奇的補貼金預算中包含了貿易補貼金。儘管如此，該年度的貿易、價格補貼費仍比上年度的兩項支出總和多出46億日元。[19]在補貼金問題上，道奇所做的只是將以往「看不見的」貿易補貼正式編入預算，並未使出「馬上斬斷」的絕手。

  其二，增加對日援助。這一點與國內補貼金的處理方法類似。道奇計劃實施前，美國政府的有關部門確曾表示過日本經濟若不實現穩定便停止對日援助的強硬態度，但同時也許諾只要日本經濟穩定，援助行將繼續。看一下美國對日援助的變動情況便知，其具體數額是：戰敗至1946年1.93億美元，1947年4.04億美元，1948年4.61億美元，實施道奇計劃的1949年5.35億美元。[20]顯然，事實與道奇的有關言論相反。

  儘管如此，並不能因此說道奇在補貼金和美援問題上立場模糊。從長遠觀點看，其本意確要砍斷這兩條「竹馬」之腿，而現實的首要任務是實現穩定。在此意義上說，暫時保留乃至加長這兩條「竹馬」之腿雖屬權宜之計，但亦與實現穩定的目標並行不悖。這裡體現了一種即期目標與長期目標、政策與策略的關係，或許可以認為，這正是道奇的經驗之所在。

  其三，設立美國對日援助回頭資金。實施道奇計劃前，美國對日援助已逾10億美元，但是這筆收入多未回收，有限的回收款也被納入貿易資金特別會計中，既不明確，使用上亦多不當。1949年，在道奇主持下特設美援回頭資金特別帳目，規定該項資金用於「直接而迅速地償還政府債務及作為經濟重建發揮作用的資本投資」[21]。同年，該項會計的千餘億日元資金一部分用於償還政府債務，另有數百億日元用於產業投資，從而實際上一定程度地彌補了復金貸款停止後財政投資的空白。

  其四，金融緩和。道奇計劃下貨幣供給與資金流動狀況的特點是財政緊縮、金融緩和。黑字預算與復金國債的還付，造成841億日元財政資金還流，社會流動資金減少，企業普遍感到資金難，怨嘆之聲日甚。如果任其下去，勢必影響生產，進而引起就業減少、社會不穩。結果，從1949年6月起，在財政緊縮的同時，金融政策大為緩和，日本銀行利用政府還付的大筆復金債，通過城市銀行擴大對民間的貸款，並多次降低放款條件（如緩和高利率限制、降低貼現率等），積極參與國債、公司債的市場買入操作，組織協調融資等。同年日銀新增放款額達829億日元，與財政還流資金額大體持平。應該說，在道奇計劃的緊縮之年，之所以仍能保持一定的工業生產增長率，與這種「財政還流資金通過金融渠道再次放出」[22]的金融緩和政策直接相關。

  對當時的金融緩和措施，道奇似乎沒有發表什麼公開言論，是否得到他的同意尚無從考證。但可以判斷他至少採取了默認態度。不過，當1949年底至1950年初銀行普遍出現放款過多現象時，道奇及對日占領當局終於向日本政府提出了警告。

  上述「三緊」措施也好，「四緩」措施也罷，都是道奇根據日本經濟的具體情況開出的處方。即根據「病人」的諸多症狀，有的「一刀割除」，有的緩而治之，但中心目標是明確的，即一切為了實現經濟穩定。

  但是，道奇計劃的意義不僅在於實現經濟穩定的即期目標，更大的意義在於要改變日本的經濟運行機制和體制，實現經濟機制及體制上的「轉軌」與「接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