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經濟運行機制的「轉軌」與「接軌」
2024-10-13 10:13:53
作者： 吳廷璆
近代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雖然在若干方面有別於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但也同樣建立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依靠市場機制使近代經濟獲得長足發展。但是如前所述，昭和經濟危機及侵略中國東北以後，自由市場經濟轉向國家壟斷的統制經濟，對外開放的經濟逐漸因其侵略戰爭的升級而被關閉了大門。可以說，1931年起日本連續發動15年侵略戰爭的過程，既是其政治上走向徹底孤立直到最後破產的過程，也是其內外經濟機制變形、脫離「常軌」的過程。直到實施道奇計劃的1949年初，這種「變形」「脫軌」的機制基本未動。
應該說，「經濟九原則」已明確提示了將封閉的日本經濟與國際經濟接軌的方向，其手段是制定穩定的統一匯率，使日元具有國際兌換性，並規定只有具備經濟穩定的前提條件後，方可實施統一匯率計劃。
為使日本經濟與國際經濟「接軌」，道奇從兩個方面展開行動。一是統一匯率，改變現行外貿體制；二是緩和、廢除經濟統制，恢復市場機制，使日本國內經濟機制與國際經濟的自由市場機制「接軌」。
首先，關於統一匯率和外貿體制的改變問題。1948年，美國政府曾派遣揚格使節團赴日調查匯率問題。使節團在回國報告書中指出，多重匯率是造成日本通貨膨脹的主要原因之一，為使日本擴大出口，實現經濟自立，必須統一匯率，並建議美元與日元比價為1美元兌換270—330日元。到1949年初，由於物價又有上漲，估計進出口匯率為1美元比330日元。但在同年4月確定單一匯率時，卻變成1美元兌換360日元。道奇是有意壓低日元比價的，一方面是考慮到通貨膨脹有使日元進一步貶值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就是要讓80%的日本商品在這一匯率下有出口競爭力。[23]重要的是，由於匯率的統一，不僅使日本外貿活動和結匯核算方便易行，而且通過把日元變成可兌換貨幣，密切了日本經濟與國際經濟的關係。
外貿體制轉變的核心問題是占領當局將日本貿易的管理權交還日本政府，變國營貿易為民間貿易。道奇蒞日不久，即責成日本政府成立外匯管理委員會，研究草擬新體制下外貿、外匯管理的法律、法規。1949年10月28日，占領當局宣布日本民間貿易進口於同年12月1日、出口於翌年1月1日全面放開。12月29日，又將外匯管理權及6700餘萬美元外匯結餘全部歸還日本政府。12月1日，日本政府頒布《外匯及外國貿易管理法》《外匯特別會計法》《外匯管理委員會設置法》及《閣僚審議會令》，通過這「三法一令（政令）」，確立了以民間貿易為主體、以國家外匯管理為基本特點的新外貿體制。在此前後，日本還頒布了《外資法》。統一匯率與外貿外匯管理權的轉移，相應法律法規的建立，意味著戰時以來對外封閉的日本經濟重新開放。以此為基礎，日本於50年代中期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關貿總協定，成為美國主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的一員。進入60年代以後，日本又走上貿易、資本全面自由化的道路。與這一經濟開放的過程相一致，日本經濟迅速完成復興，並進入高速增長時期。
其次，關於解除經濟統制、恢復市場機制問題。古典經濟學認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是通過自由競爭和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自發調節實現的。1929年的世界經濟危機雖使這種觀念得到一定改變，開始強調國家干預的作用，但並未否定自由競爭的「原理」和市場機制。相反，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勿寧說重新確立了市場競爭的「秩序」。
然而，戰後直到傾斜生產方式時期的日本經濟已經遠遠脫離自由市場競爭的常軌，而若繼續保持經濟統制，無疑不能與國際資本主義經濟對接。也就是說，國內經濟運行機制必須適應對外開放的需要而改變。
不過，「經濟九原則」並未明確要求日本廢除經濟統制，從其指令的內容看勿寧說相反。因此可以認為，是道奇在執行經濟穩定計劃時，靈活地把內外經濟機制的銜接問題統一起來加以處理，推進了廢除統制的進程。此外，有證據表明，重新執政的自由黨政府在廢除統制方面也採取了與道奇合作的積極態度。
在道奇的監督指導下，廢除統制工作急速展開。貿易統制緩和已如前述，民間貿易放開後，國家主要通過外匯管理制度實行目標管理，原則上不限制民間貿易行為。資金統制的廢除主要是通過停止復興金融貸款業務進行的，由於堵住了財政融資的主渠道，並提倡商業貸款，資金統制大為緩解。物資統制的廢除進展也很快，1949年4月，指定生產資料為233種、生活資料57種，一年後，分別減少到49種和16種，廢除率為79%和72%。價格統制在1949年4月時按中分類多達10715種商品，一年後即減至941種，廢除率91%。[24]由於廢除統制，專事統制業務的15個政府統制公團先後結束了自己的使命。到1950年4月，有8個統制公團被解散，餘下的4個統制公團到1951年3月也銷聲匿跡。
道奇對經濟統制的否定，事實上也就是對1947年以來日本政府全力推行的傾斜生產方式政策的否定。因為諸項統制措施的相繼廢除，終使完全仰賴統制的傾斜生產「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難以為繼。迫於這種形勢，日本政府於1949年9月13日正式作出《關於產業合理化》的決議，它意味著一項新的產業政策的誕生。
從1949年2月到1950年韓戰爆發的一年多時間，可視為廣義的道奇計劃實施期。在此期間，道奇多次來日，親手幫助日本政府制定了兩個年度的財政預算，並推行了上述的諸項政策。那麼，其效果如何，意義何在呢？
其一，「通脹經濟」向「穩定經濟」的轉變。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日本經濟是坐在一輛搖搖晃晃的破車上走過來的」[25]，通貨膨脹一直像惡魔一樣纏擾著日本。但是，實施道奇計劃僅一年，便基本控制了通貨膨脹。國家財政預算，1949年度首次出現黑字；貨幣發行量，比之於上年度增加43%，1949年度減少0.4%；貨幣流通量，比之於上年度增加40%，1949年度僅增加5.7%[26]；國民儲蓄，緊縮之年反而由上年的6.5%（與國民收入之比）增加到8.3%[27]；物價上漲率，生產資料價格1947、1948年為130%和99%，同期生活資料價格為128%和50%，而到1949年則驟降至18%和-10%；公價與黑市價之比由1948年度的1:2.8降至1950年初的1:1.3左右；工資增長率，1948年度為159%，1949年度僅14%[28]；工業生產，1949年度比上年增長25%，國民生產總值亦增長7%。[29]這樣，便出現了通貨、物價、工資、生產相對穩定的局面。
之所以說相對穩定，是因為這種穩定中還存在著許多學者業已指出的「危機」。即失業增加，庫存滯貨已高達1000億日元以上，經濟危機大有從流通領域向生產領域蔓延之勢，是隨後爆發韓戰的「天助神佑」，吹散了籠罩日本經濟的陰霾。
不管怎麼說，以道奇計劃為轉折點，日本經濟走上了穩定復興、自立與發展的道路。道奇確定的平衡財政原則，雖然也時有偏差，但卻被日本政府一直堅持實施到1965年「國債財政」為止。
其二，封閉經濟向開放經濟的轉變。封建末期以來，日本人為的鎖國和開國各有兩次。德川幕府的鎖國被歐美列強用「商品加大炮」打開後，日本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二戰期間因日本的侵略擴張，日本被反鎖國門，嘗盡苦頭。道奇計劃的實施，使日本重新回到美國主宰的國際經濟社會，得以推行其「貿易立國」政策，進而實現經濟高速增長。從這個意義上說，道奇計劃可稱為日本的第二次「開國」計劃，而「開鎖」者便是道奇。
當然，「鎖國」之門被打開之後，並不意味著日本經濟已經全面開放，而只是走出了第一步，其後的路程還很長，但這卻是向經濟全面開放轉變所邁出的決定性一步。
其三，統制經濟向自由市場經濟的轉變。通過實施道奇計劃，「各種有形的限制被一個個解除，市場手段和自由企業體制開始發揮作用」[30]。以此為契機，日本經濟繼戰後初年的民主改革後，又進入一個新的重建市場機制、調整乃至改革經濟體制、制度的重要時期。具體說來，除這裡論及的外貿制度、體制外，產業組織及財政、稅收、金融制度的改革和調整也是在50年代初期進行的，從而在實現經濟復興的過程中，又逐步建立了適應經濟高速增長的「機制」。[31]
注釋
[1]淺井良夫：《道奇計劃的歷史意義》，日本《土地制度史學》135號，1992年4月。
[2]通商產業省編：《通商產業政策史》第1卷（總論），通商產業調查會，1994年，第204頁。
[3]外務省特別資料部編：《日本占領及管理重要文書集》第1卷（基本篇），東洋經濟新報社，1949年，第136—138頁。
[4]小宮隆太郎等編：《日本的產業政策》，東京大學出版會，1985年，第29頁。
[5]經濟安定總部1952年度《經濟白皮書》，至誠堂，1952年，第7表。
[6]經濟企劃廳編：《戰後日本的資本積累與企業經營》，至誠堂，1957年，第19頁。
[7]經濟企劃廳編：《資料·經濟白皮書25年》，日本經濟新聞社，1972年，第20頁。
[8]經濟企劃廳編：《戰後經濟史（經濟政策編）》，大藏省印刷局，1976年，第100、102頁。
[9]正村公宏：《圖說戰後史》，築摩書房，1989年，第65頁。
[10]大藏省財政史室編：《昭和財政史——從終戰到媾和》第17卷（資料1），東洋經濟新報社，1981年，第64—66頁。
[11]飯田經夫等：《現代日本經濟史》上，築摩書房，1976年，第22頁。
[12]大藏省財政史室編：《昭和財政史——從終戰到媾和》第17卷（資料1），東洋經濟新報社，1981年，第79—81頁。
[13]大藏省財政史室編：《昭和財政史——從終戰到媾和》第17卷（資料1），東洋經濟新報社，1981年，第83頁。
[14]池田勇人：《平衡財政》，實業之日本社，1952年，第215—216頁。
[15]經濟企劃廳編：《現代日本經濟的展開——經濟企劃廳30年史》，大藏省印刷局，1976年，第56頁。
[16]豬木正道：《吉田茂的執政生涯》，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6年，第297頁。
[17]大藏省財政史室編：《昭和財政史——從終戰到媾和》第18卷（資料2），東洋經濟新報社，1982年，第38—39頁。
[18]通商產業省編：《通商產業政策史》第2卷（第1期戰後復興期1），通商產業調查會，1991年，第404頁。
[19]通商產業省編：《通商產業政策史》第2卷（第1期戰後復興期1），通商產業調查會，1991年，第415頁。
[20]經濟安定總部1952年度《經濟白皮書》，至誠堂，1952年，第7表。
[21]中村文隆：「道奇路線至朝鮮動亂期工業化政策的展開」，明治大學政經研究所《政經論叢》52卷2、3號。
[22]通商產業省編：《通商產業政策史》第2卷（第1期戰後復興期1），通商產業調查會，1991年，第417頁。
[23]大藏省財政史室編：《昭和財政史——從終戰到媾和》第3卷（美國的對日占領政策），東洋經濟新報社，1976年，第429頁。
[24]有澤廣巳、稻葉秀三編：《資料·戰後二十年史》2（經濟），日本評論社，1966年，第49頁。
[25]道奇語。見有澤廣巳、稻葉秀三編《資料·戰後二十年史》2（經濟），日本評論社，1966年，第71頁。
[26]經濟企劃廳編：《戰後經濟史（總觀篇）》，大藏省印刷局，1958年，第249頁。
[27]前揭《現代日本經濟的展開——經濟企劃廳30年史》，第580—581頁。
[28]前揭《資料·戰後二十年史》2（經濟），第75頁。
[29]前揭《資料·經濟白皮書25年》第52頁。《現代日本經濟的展開——經濟企劃廳30年史》，第578—579頁。
[30]大來佐武郎：《發展中經濟類型的國家與日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1年，第114頁。
[31]原文刊於《南開學報》1995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