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奇計劃的出籠

  日本戰敗初期，美國占領當局在非軍事化和民主化的總方針下，對日本進行了廣泛涉及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及社會等領域的一系列重大改革，而對日本的現實生產活動與戰後經濟復興，雖非像《基本指令》中規定的那樣「不負任何責任」和「義務」，[3]但也未將其作為占領政策的重點。

  為度過經濟混亂與生產衰退的難關，打破原材料奇缺，開工不足、物資供給匱乏，通貨膨脹日烈的惡性循環，日本政府在1947至1948年間推行了著名的傾斜生產方式，集中力量增加煤炭、鋼鐵等基礎產業生產，從而使國民經濟重新進入再生產循環的軌道。到1948年，工業生產指數已由戰敗初年的30%左右回升到60%以上，嚴重的經濟混亂、生產滑坡局面已經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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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傾斜生產時期的經濟恢復，是在一種極不正常的體制庇護下實現的，各種不穩定的因素仍極大制約著日本經濟的復興，這主要表現在：

  其一，對外經濟的封閉性與依賴美援。近代以來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一個特徵是嚴重依賴海外市場，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的對外侵略擴張，又招致美國及其他對日作戰同盟國實行貿易封鎖，使日本受到致命性打擊。日本戰敗投降後，盟國的對日貿易限制仍未解除，日本的外貿、外匯業務處在占領當局的直接管理監督之下，除少量生活必需品外，工業設備及生產原料的進口被控制在最小限度。在生產原料匱乏，工業生產面臨無米之炊的困境中，日本政府被迫採取了以開發國內資源為重點的傾斜生產方式政策。正如日本學者香西泰所言，這是一種「因貿易封鎖而被迫實施的進口替代政策」[4]。但這種政策歸根結底只是權宜之計，因為煤炭這種「唯一可以利用的」有限資源遲早耗盡，屆時還必須通過對外貿易和國際分工尋求生路。

  限制進口導致原料緊缺，開工不足，生產下降，物資匱乏，進而又使出口大為萎縮。據統計，1945至1948年間，進出口額為15.14億美元比5.35億美元，赤字額為9.79億美元。這筆巨額貿易虧空是靠美國對日援助彌補的。同一時期，美國對日援助物資總額已達到10.58億美元，占日本進口總額的69.9%。[5]

  顯然，只要對日貿易限制的大門不被徹底打開，日本經濟便沒有出路，也就無從談論真正的穩定、復興、自立與發展。

  其二，對內嚴厲的經濟統制。日本的經濟統制始於昭和初期經濟危機時期，全面侵華後根據「總體戰」的需要全面付諸實施。戰後初期，雖廢除了部分戰時統製法，解散了各種統制會，但因經濟狀況惡化，從1946年初起又全面恢復統制，傾斜生產方式的實施，實仰賴於經濟統制的庇護。這種統制的主要方式有：

  物資統制。統制範圍包括煤炭、鋼鐵等幾乎所有生產資料物資，以及糧食等主要生活資料。統制物資從生產到配給均處於政府的計劃和嚴格管理監督之下。

  物價統制。根據《物價統制令》，幾乎所有商品均被強行規定公定價格，統製品種按分類計，最多時達萬餘種。為控制物價總體水平，日本政府指定煤炭、鋼鐵、糧食等為穩定線物資，要求這些物資按政府公價配給，其虧損部分享受財政補貼，時稱價格調整費。同期，日本政府還向進出口貿易提供了巨額補貼。兩項合計，財政補貼費在歷年國家財政總支出中占20%以上。[6]

  資金統制。長年對外侵略戰爭的結果，使戰敗初期日本的「國家財政、重要企業及國民家庭開支皆為赤字」[7]，再生產投資資金告急。為保證傾斜產業的資金需求，日本政府設立復興金融公庫，兩年間通過復金投放了1260億日元政府貸款，約占全國設備貸款總額的70%，其中煤炭、電力、海運、鋼鐵四大產業接受的政府貸款，分別占其貸款總額的98.1%、92.9%、84%和73.4%。[8]可以說，重點產業的生產，基本是靠政府財政資金啟動的。

  勞動統制。勞動管理與勞動力供給，本來是依靠市場的自動調節和私人企業的自主行為，但是在統制體制下，政府多方面介入。最典型的實例是國家管理煤礦，即私有國營，煤礦生產全面按政府計劃進行。與此同時，國家還直接插手解決礦工的生活、待遇、住房問題，制定勞動規章制度，派遣政府官員到工作現場監督指揮生產等等。

  經濟統制只是特殊時期應付特殊問題的極端手段，存在種種弊端。無論在何種社會制度下，只要是正常發展時期，統制決不是理想的方法。廢除統制，恢復市場機制的功能，是當時面臨的嚴峻課題。

  其三，通貨膨脹的持續發展。日本戰敗不久即爆發了惡性的通貨膨脹，經過一陣徘徊，日本政府在通貨穩定優先還是生產恢復優先之間選擇後者。在推行「生產第一」的傾斜生產期間，儘管通過多種手段控制物價上漲，通貨膨脹率仍居高不下，兩年間消費物價上漲七倍，與戰敗至1946年間的上漲率匹敵。[9]除了供給絕對不足的根本原因外，造成通貨膨脹的直接原因，在於日本政府的財政金融政策。一是前述的巨額貿易、物價補貼，它使國家預算連年赤字；二是政府的財政貸款，當時赤字運營的政府財政本已拿不出餘裕資金，然而為保證傾斜產業的資金供給，政府還是放出巨額財政貸款，其資金來自政府公債收入（復金公債），而認購70%復金公債的日本銀行除增發紙幣外別無他途。所謂「復金通貨膨脹」就是這樣發生的。

  通貨膨脹的惡果最終只能嫁禍於國民。由於工資的上漲趕不上物價上漲的速度，勞動者生活維艱，工人運動此伏彼起，經濟不穩定又引起社會的不穩定。這就是實施道奇計劃前日本社會、經濟的實況。

  另一方面，就在1947—1948年兩年間，國際政治格局及遠東地區的形勢巨變。1946年底至1947年初，美蘇兩個二戰時的盟友分道揚鑣。冷戰的序幕一經揭開便愈演愈烈，在此過程中，美國徹底改變了對日占領政策。

  美國對日政策的轉變首先表現在非軍事化、民主化改革的停頓方面，再就是從1947年起一再放寬日本賠償計劃，同時增加對日物資援助。到1948年初，美國陸軍部部長羅亞爾索性發表聲明，公然聲稱要把日本變成對抗共產主義威脅的堡壘。[10]同年，中國的革命形勢迅猛發展，人民解放軍轉入戰略反攻階段，美國政府意識到「中國正迅速落入共產主義統治之下」[11]，加緊了調整其遠東戰略的步伐，於是日本這顆棋子的作用更顯重要。與此同時，美國國內在野的共和黨在1947年中間選舉中獲勝，抨擊政府的援日政策加重了美國公民的納稅負擔。在「冷戰理論」和「納稅者理論」的鼓譟下，美國政府走馬燈似地派遣陸軍部副部長斯特萊克和道萊帕，國務院企劃部長凱南、聯邦儲備制度理事會調查統計局副局長揚格等要員赴日考察，並根據其建議，最後完成政府內部對日政策的意見調整。1948年10月7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正式做出《關於對日政策的勸告——極秘NSC13-2》決議，決定停止在日本的一切改革，「今後對日政策的主要目標是經濟復興」[12]。12月10日，美國政府又以「中間指令」形式，向占領當局部署了《日本經濟穩定計劃》，這是繼「NSC13-2號」決議後有關對日經濟政策的綱領性文件。

  這份俗稱「經濟九原則」的計劃，要求日本政府「採取堅決果斷而綜合性的政策」，制止「全面而持續的通貨膨脹」，以「保證儘快準備能夠確定單一匯率的各種條件」。為達此目的，必須實現預算平衡；加強稅收；控制金融貸款；穩定工資；加強物價統制；加強外貿外匯管理；改善配給制度；增加生產；提高糧食配給效率。[13]如果對「經濟九原則」的內容略加分析則可以看出，這一計劃的實施步驟是先實現穩定，再統一匯率，解除貿易限制，使日本回到國際經濟社會。而實現穩定的重要手段，是進—步加強統制、計劃與管理。這裡，計劃本身忽視了對內經濟機制與對外經濟機制的銜接問題，即對日本正在實行的經濟統制，與其說是儘快使其緩和乃至廢除，倒不如說是嫌其統制不夠，效率不高。這說明「經濟九原則」規定的政策體系尚欠完整性。

  但是，受命來日本推行經濟穩定計劃的約瑟夫·M·道奇卻根據自己的豐富經驗，靈活地把握美國政府提示的「原則」，對日本經濟進行了一場大刀闊斧的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