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賠償計劃的挫折

  對日索賠計劃歷經磨難大體確定後，離實施賠償計劃尚有一段艱苦歷程。問題倒不在於實施賠償時需要大量複雜的技術性工作，也未必在於日本政府如何狡辯陳情，而是由於在賠償物的分配問題上，各索賠國意見不一，爭吵不休，遲遲不能達成協議。這是其一，其二，問題的根本癥結則是以冷戰為背景的美蘇間的爭奪，結果使這一問題錯綜複雜，以致貽誤了時機。

  賠償問題的焦點之一，是日本在中國東北資產的處理。蘇聯出兵打敗日本關東軍後占領中國東北，隨後蘇軍將該地區日本留下的重要機械設備盡行拆除，運回國內。蘇聯的做法引起許多國家不滿，美國政府也於1946年二三月間接連續向蘇方提出抗議，要求蘇聯在有關各方達成協議之前不得擅自行動，但蘇聯置之不理。到鮑萊受命於同年4月再次赴中國東北視察時，蘇軍的拆除工作已經完成，所到之處一片狼藉。據鮑萊估計，被蘇聯運走的機械設備價值約8億美元。[13]蘇方堅持認為，日本在滿洲的資產系蘇軍的戰利品，不能視為賠償，並要求實施日本賠償計劃時，蘇聯應獲得日本國內賠償物的一定份額。美國及一些盟國則認為，蘇聯在中國東北的「戰利品」只應限於武器，其他機械設備應引渡給對東北擁有主權的中國。該問題雖經長期爭論，最後仍然不了了之。日本在中國東北資產的歸屬問題長期懸而未決，直接影響了索賠國之間賠償分配額談判的進程。

  美蘇間在賠償問題上的對立，只是戰後兩個政治大國間展開冷戰的一個側面。早在對德國的戰後處理問題上，美英等國便與蘇聯出現嚴重分歧。1946年3月5日，英國首相邱吉爾訪美時發表了「事前無疑得到杜魯門總統支持」[14]的「鐵幕演說」，影射蘇聯實行警察專制。進入1947年後，由於美國推出對共產主義實行「封鎖」的杜魯門主義，實施援助歐洲、旨在抵禦共產主義浸透的馬歇爾計劃，蘇聯封鎖柏林，美蘇冷戰已由唇槍舌戰變為劍拔弩張。與此同時，中國內戰爆發後革命勢力的迅速增長及日本國內工人階級的發展壯大，亦使美國政府坐臥不安。在美國國內，在野的共和黨在中期選舉中獲勝，抨擊政府對共產主義抵制不力，對日占領加重了美國公民的負擔，一時間，所謂「冷戰理論」和「納稅者理論」甚囂塵上。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美國逐步改變了對日占領政策，其證據之一就是出爾反爾，無視由自己提案並經遠東委員會審議通過的日本賠償計劃，單獨行動，減輕日本的戰爭賠償。

  1947年1月28日，美國將陸軍部副部長斯特萊克為首的日本賠償特別委員會派往日本，以「重新研究整體賠償計劃」。一個月後，該委員會便向美國陸軍部及日本占領軍總司令遞交了一份報告（即「第一次斯特萊克報告書」）。報告書從「日本是資本主義的民主主義與共產主義決戰的戰場，美國如不能在這場決戰中取勝，將永遠失去在遠東的有利地位」[15]的觀點出發，建議徹底修改鮑萊賠償計劃，大幅度緩和日本賠償，1947年4月3日，在日本賠償問題上已另有他圖的美國政府，運用其手中掌握的對日占領「中間指令權」，單方面宣布立即實施30%賠償計劃（後述）。這一行動的公開理由，一方面是迫於多數索賠國的壓力，一方面則是出於儘快解決賠償問題以便讓日本放手復興經濟，進而減輕美國的財政壓力。實際情況則是，美國此時已抱定「不搞大規模賠償」[16]，部分實施賠償計劃，只是為了作出姿態，掩人耳目，暗地裡正在為進一步緩和賠償作準備。

  果然，同年7月末，第二次斯特萊克賠償調查團再赴日本，但調查報告卻秘而不宣，遲遲不予發表。1948年初，美國陸軍部長羅亞爾在舊金山的長篇演說中聲稱，美國的對日占領目的已經實現，今後的目標是加快日本經濟復興，使其成為「對付遠東今後可能發生的其他極權主義威脅的屏障」[17]。這表明美國的對日占領方針已經轉變。在這種背景下，美國已不需要在日本賠償問題上遮遮掩掩。1948年2月18日，「第二次斯特萊克報告書」發表。報告書「從正面否定了鮑萊方案的基本原則」[18]，將日本賠償計劃規模一下降到原鮑萊賠償計劃的67%。

  但是，大大倒退的「第二次斯特萊克賠償計劃」仍不能滿足美國的遠東政策及對日政策的需要。1948年3月20日，名義團長為民間人士瓊斯頓、實際是以另一位美國陸軍部副部長道萊帕為首的使節團又被派往日本。5月18日，「瓊斯頓報告書」發表，由此日本賠償計劃再降至鮑萊方案的26%。

  

  有關研究資料表明，根據鮑萊的最終賠償計劃方案，日本的賠償總額為24.7億日元（1939年價格），「第二次斯特萊克賠償計劃」總額降至16.5億日元，「瓊斯頓賠償計劃」總額再降至6.6億日元。[19]由於美國政府於1949年5月12日單方面下令停止「中間賠償」，日本的實際賠償額比「瓊斯頓賠償計劃」額還要少得多。

  無需諱言，圍繞日本賠償問題，各索賠國間的分歧延緩了賠償的進程。但最根本的原因則在於兩個大國的爭奪。一個大國的自私行為和消極態度，影響了索賠談判的進展，另一個大國實際掌握著對日索賠的主導權，但卻同樣不顧各索賠國的利益，出爾反爾，把緩和日本賠償當做扶植日本復興、對抗共產主義的一個砝碼。結果，只有蒙受日本侵略巨大災難的索賠國被剝奪了對日索賠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