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復興期日本政府的經濟政策

  對日本政府經濟政策的考察是在第四章至十章進行的。

  第四章考察了復興期的10個「經濟計劃」，論證了計劃與政策間的表里關係。即計劃源於對現實經濟形勢的判斷及對未來的展望，受過去及現實政策實踐的影響，並一定程度地反過來規制政策行動。這一時期「經濟計劃」的特徵是：數量多，計劃的「趨勢加速」，隨機性，對美趨從性，落後性，以及均未作為正式計劃實施等。關於計劃的意義，直接影響了現實經濟政策的制定實施，為正式經濟計劃的出台積累經驗等。

  第五、六章考察了復興期的產業政策，重點是1947至1948年推行的傾斜生產方式和50年代上半期的產業合理化。

  通過對傾斜生產方式的產生及其實施過程的實證考察，論文對這一政策的評價持客觀而審慎的態度。一方面指出它是在特殊歷史條件下產生並適應當時日本國情的產業政策，也是一種被動的、無可奈何的選擇，其意義或許只在於揭示了一種解決經濟問題的思路，絕不意味其方法可以照搬。另一方面指出它並非是現代產業政策，因為從其政策對象看，對煤炭產業的扶持，雖具有以基礎產業帶動相關產業發展的積極意義，但卻違背了產業結構優化原則；從政策手段看，是以物資、物價、資金、勞動的全面統制為前提，這種對市場機制的否定在正常的經濟發展狀態下本不足取；從政策思想和目標上看，限制技術更新，是以增加勞動投入的方式實現增產的數量第一主義。

  第六章以較大篇幅論述了產業合理化的由來與本質，政策的形成變化過程，產業合理化時期的產業行政與「官民合作」方式，產業合理化的政策體系及其實施效果。以此為基礎，指出了產業合理化在日本戰後產業政策史和經濟發展史中的位置。

  從產業政策史的角度分析，在優先發展基礎、重點產業及傾斜配置資源的思路和完成經濟復興的即期目標等方面，產業合理化與傾斜生產方式間存在著政策上的連續性和類似點。但是，從產業合理化強調生產技術與設備的現代化，著眼於培養國際競爭力和「貿易立國」的觀點出發，它的特點更在於一種對「質」的追求，而非量的實現。其政策扶植對象並非僅以是否為重點產業劃線，還要看經營效益上是否屬於「優秀企業」。其扶植手段的變化則在於放棄水平式財政補貼，大力推行有償財政融資和傾斜稅制。因此，從本質上說，產業合理化已構成日本戰後產業政策的原型。

  從日本戰後經濟發展史的角度來分析，復興期制定的產業合理化政策，在高速增長時期全面推行，迄今仍有重大影響，所不同的只是深度和廣度。從經濟現代化的意義上看，復興期的產業合理化雖然還停留在「點」與「線」的規模上，但卻決定了戰敗後的日本經濟不僅實現了量的恢復，而且發生了質的改造，從而在經濟的自然恢復力「基本耗盡」的同時，又為經濟起飛儲備了更大能源，正式揭開了戰後經濟高速增長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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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業合理化本身是一種「無色的」「技術性的」「手段性的」存在，這一點決定了它的科學價值和普遍意義。而從另一個側面看，在階級社會裡，沒有「無色的」政策。日本的產業合理化便顯示了以微觀領域資源分配的某種「不合理」來換取宏觀經濟的「合理」，以短期經濟的「不合理」來謀求長期發展的「合理」，以社會公正的某種「不合理」來換取經濟上的「合理」等種種特徵。此外，正如「保護費用遞增產業」煤炭業的衰落那樣，日本在推行產業合理化政策過程中，也不是沒有事與願違的失敗教訓。

  第七章為復興期的貿易政策，追述了戰後貿易體制的變動及對外貿易的展開過程，指出日本涉外經濟政策的顯著特點是積極引進外國先進技術，消極對待外資（外國投資領域限制和控股比例限制）。後者反映了維護經濟自主性的自我保護意識，同時也構成對外經濟壁壘狀況長期不能改變的一個原因。

  第八章為復興期的財政、租稅、金融政策。本章較為詳細地考察了戰後十年財稅金融制度及其政策運作的過程，重點分析了財政投融資和租稅特別措施的結構與作用，從而闡明日本政府在資本積累及產業資金供給方面所進行的大力度、傾斜性政策操作的實態。

  第九章為復興期經濟循環與調整，重點對「1954年經濟調整」進行實證考察，作為主要收穫，一是指出這次調整或曰「1954年經濟危機」處於戰後經濟循環第一周期與第二周期相交位置。認為戰後日本的經濟循環始自道奇計劃時期，其標誌是巨額庫存滯貨的出現，它表明危機已在流通領域發生，只是由於韓戰「特需景氣」的出現才中止了流通危機向生產危機的蔓延。「1954年危機」是繼道奇「危機」和「特需景氣」之後出現的，它意味著前一循環周期的結束和新的循環周期的開始。二是指出「1954年危機」的基本動因雖然源於資本主義經濟固有矛盾，直接導火線卻是國際收支狀況惡化，很大程度上是日本政府人為的經濟調節所致。這種調節加速了危機的爆發，但也緩衝了危機可能給國民經濟帶來的更大破壞。正是在這一意義上，特將「1954年危機」稱作「經濟調整」。三是這次經濟調整的意義在於，它是戰後以來首次由日本政府獨自進行的效果顯著、影響深遠的成功的調整。其直接效果是進一步理順了經濟發展中的矛盾關係，使調整翌年出現了無特需收入的國際收支平衡、無通貨膨脹的經濟增長、無超貸現象的資金供給等所謂「三種理想的發展」[5]，從而完成了經濟復興到高速增長的歷史性過渡。這次調整在戰後經濟政策史上的意義還在於，它重新恢復了道奇計劃後一度動搖的「平衡財政」原則並使之貫徹到後十年，揭開了以政府貼現率操作為主手段的金融政策新階段。此外，正如其後的經濟發展所呈現的「走走停停」局面那樣，日本政府根據國際收支的晴雨表反覆進行的「緊縮」或「緩和」的宏觀政策操作，可以說直接源於1954年經濟調整的經驗。

  第十章為復興期的政策思想及其論戰，考察了國際上經濟學流派及戰前日本經濟學在戰後的影響，復興期不同階段中日本經濟學者的政策見解、思想論戰及其與經濟決策的關係。指出日本的經濟學及其政策思想同其文化上的多元性一樣，兼容並包，呈現出較強的混合性和實用主義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