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占領時期美國的對日經濟政策

  1945年8月日本投降至1952年4月《舊金山和約》生效的近七年時間為美國對日軍事占領時期。論文第二、三章分別對占領前、後期美國的對日經濟政策進行了實證考察。這種「兩個階段」的分期是根據美國對日占領政策的變化確定的，以1949年初的道奇計劃為界，前期占領的總方針是非軍事化、民主化，為此目的所推行的所謂戰後改革，廣泛涉及到政治、思想、文化、經濟乃至社會的各個領域；而後期的占領方針是以經濟穩定、自立和復興為重點，同時又是前期非軍事化、民主化政策某種程度倒退的過程。

  第二章探討了美國對日占領政策的形成、特點與變化，占領前期的經濟改革（農地改革、勞動改革、解散財閥與排除經濟力量過度集中、財政金融制度改革），賠償政策及其對日本經濟復興的態度。鑑於國內學界對該時期的經濟改革等問題已多有闡述，這裡僅擬敘述論文中關於美國對日占領政策轉變的觀點。

  在美國對日占領政策是否發生過轉變及何時轉變問題上，中外學者間存在分歧。筆者的看法是，這種轉變確曾發生，但它是個漸變而非突變的過程。美蘇冷戰的展開，美國國內的反納稅負擔和日本國內進步運動的壓力，是政策轉變的初始原因。這種轉變的跡象首先反映在增加對日援助和緩和日本戰爭賠償問題上。1948年初美國國防部長羅亞爾的聲明，標誌著美國政府決策層在對日占領方針的轉變上已經取得認同，但在如何轉變，如何協調各種關係上尚未形成總體規劃。例如，在排除經濟力量過度集中問題上占領軍總司令麥克阿瑟與本國政府的步調不一致便發生在羅亞爾聲明之後。前者出於削弱競爭對手和「對抗社會主義的最為有效的替代手段」[1]考慮，主張「排集」，以避免「通過革命暴力的流血來掃除經濟力量集中的事態」。[2]後者的判斷卻是「排集」「損害了日本的產業製造能率，延緩了日本自立的進程」[3]，不利於占領目標的實現。結果，前者臣服上命，「排集」半途而廢。是年，美國政府先後派遣陸軍部長斯特萊克和道萊帕，國務院企劃部長凱南，聯邦儲備制度委員會要員揚格等分別率團赴日考察，回國後遞交了龐大的調查報告和政策性建議。以此為基礎，美國最高決策機構國家安全委員會於1948年10月7日做出決定，即《關於對日政策的勸告——極秘NSC13-2號》文件。決定的核心內容是，「今後對日政策的主要目標是經濟復興」[4]。兩個月後，對日占領當局又向日本政府發出《日本經濟安定計劃》的指令。這表明，美國的對日占領政策，已由1948年初的認識、方向性轉變，發展到同年底的完成總體協調而付諸全面行動的實施階段。

  第三章考察了道奇計劃、夏普稅制改革和美日經濟合作問題。這裡著重敘述關於道奇計劃的分析和觀點。

  以往的研究普遍把關注點放在道奇通過什麼緊縮手段使日本經濟「一舉穩定」，以及這種穩定是否為「真正的穩定」問題上。

  

  筆者在分析中強調了兩點，一是道奇計劃使日本由「通脹經濟轉向穩定經濟」，但其政策手段並非一味地「緊縮」，而是有「緊」也有「緩」。超平衡財政、強化稅收、停止復興金融公庫貸款業務屬於經濟緊縮措施，並構成道奇計劃下經濟政策的主格調。但增加美國對日經濟援助，維持財政補貼和擴大商業銀行金融貸款等緩和措施卻不甚為人重視，甚至被籠統地打入緊縮措施名單。這不只是實證研究方面的疏漏，而且可能導致理論上的錯誤結論。道奇計劃的實施過程體現了一種政策與策略的辯證法，無論是「緊縮」措施還是「緩和」手段，都不外是實現經濟穩定的首要目標。正因如此，推行道奇計劃的「緊縮」之年，日本經濟才得以在實現「一舉穩定」的同時，繼續保持了工業生產的較高恢復增長率。道奇的這些旨在使日本經濟穩定的做法，不僅具有實踐意義，也為政策學研究提供了一個範例。二是道奇計劃構成了戰後日本統制、封閉型經濟向自由開放市場經濟轉換的出發點，它直接促進了舊體制向戰後型新經濟體制的「轉軌」，以及戰後型經濟體制與國際經濟體制的「接軌」進程。其證據是，僅在推行道奇計劃的一年左右時間裡，便廢除了物資、物價領域的大部分統制，十餘家政府統制公團相繼解散，市場經濟在新的制度框架下開始恢復機能。與廢除國內經濟統制的舉措同步，道奇計劃期間，不僅為日本制定了1美元兌換360日元的統一匯率，使日元成為國際上可兌換的貨幣，而且實際也把外貿進出口及外匯管理權交還日本政府，解除對民間貿易的限制。從而在貨幣和制度兩個方面，為日本經濟重新與國際經濟的「對接」準備了必要的條件。這些史實表明，道奇計劃不僅對實現經濟穩定的短期目標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對構築戰後型日本經濟體制並把日本經濟重新納入世界經濟體系，也具有長遠的歷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