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課題的選擇與「切入」

  古典經濟學歷來主張，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基本準則。在自由資本主義階段，這一理論曾被視為不容置疑的教條。然而，隨著資本主義本身固有矛盾的發展，市場經濟這隻「看不見的手」的局限性暴露無遺，經濟危機的頻發，從根本上打擊和動搖了所謂「千古不變」的資本主義體制。特別是當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建立以後，似乎已敲響了資本主義制度滅亡的喪鐘。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本已呈現「壟斷、腐朽、垂死」衰兆的資本主義，反而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穩定」和所謂「小陽春」現象。除了科技革命引起生產力飛速發展等原因外，西方各國加強對國民經濟的干預也是不容忽視的重要一因。其干預的歷史可追溯到戰前美國的「羅斯福新政」。換言之，這種干預就是經濟政策。毫無疑問，經濟政策研究已構成世界範圍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

  在這種研究中，日本是只值得重點解剖的「麻雀」。

  近代歷史表明，日本作為一個日本史上「早產」、世界史上「晚產」的後起資本主義國家，其資本主義發展自始與國家權力的干預和推動密切相關。在日本早期資本主義即原始積累階段。國家不僅扮演了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助產婆」和「保姆」，其本身也曾兼任過「產婦」。明治中期以後，雖曾出現過「自由經濟」時代，但一轉即逝。進入20世紀後，日本經濟急劇走上資本壟斷和國家壟斷的道路。到1931至1945年的15年對外侵略戰爭期間，國家對國民經濟的干預從規模到深度皆可謂登峰造極。可以說，拋開國家干預即經濟政策的研究，就不可能寫就一部日本近代經濟史。

  1945至1955年是日本戰後史上的復興時期。這個堪與明治維新相比的重要時期，構成了日本資本主義發展新的出發點。這是因為，十年中，日本經歷了喪失國家主權到恢復主權和獨立的過程，通過一系列改革，對戰前政治經濟制度進行了總清算。僅從經濟領域而言，十年中不僅完成了萎縮及通脹經濟向穩定及增長經濟的轉變，而且基本完成了戰爭經濟向和平經濟、財閥壟斷經濟向民主經濟、統制封閉型經濟向自由開放市場經濟的體制性轉變。復興期經濟領域的巨大變化，不只在於經濟量的簡單恢復，更在於經歷了一場「制度創新」，由此構築的有別於戰前的「戰後型經濟體制」，為其後出現的經濟高速增長奠定了基礎。

  從歷史的經驗看，在社會發展變革的轉折時期，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特別明顯，甚至可以上升為矛盾的主要方面。其結果往往會調整或改造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的關係，推動經濟發展。日本戰後復興期的經濟政策恰好提供了這樣一種實例。顯然，把這一時期的經濟政策作為研究對象，既可從一個側面揭示戰後日本經濟「成功」的奧秘，也有助於深入解剖戰後資本主義再生的原因。此外，由於日本所處的「欠發達」經濟位置和「東亞資本主義」的人文地理特徵，其經濟趕超的途徑及其政策操作方面的經驗教訓尤其值得重視。我的博士學位論文《日本戰後復興期經濟政策研究》便是基於上述思考立為選題的。

  歷史的發展本身未必為後人展示清晰的軌跡，史學研究的必要性即在於此。復興期的經濟政策包羅萬象，錯綜變幻，要理出其運作及變化的頭緒，首先須考慮研究方法即如何「切入」的問題。論文在進入正文考察之前，分別在序章和第一章做了如下處理和說明。

  序章指出，經濟政策是個極其龐大複雜的體系，它內含著無數個相同或不同次元的政策體系，這些體系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有時甚至表現出一種互為主從的關係，這是一種縱橫交錯的立體結構。根據經濟政策的性質和作用，可將其劃分為調整型政策和改造型政策兩種類型。前者是在現行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約束下推行的，它只能引起事物的量變，起著維持、完善現存制度及體制的作用；後者則突破了現行制度、體制的框框，並通過本身的長期化、凝聚化、法律化，改變舊制度並形成新制度，進而通過這種「制度創新」，引起部分乃至整個經濟體制的變化。這種改造型政策的操作力度和方式，也是判斷經濟領域是否發生「改革」「變革」還是「革命」的基本依據。

  把經濟政策劃分為上述兩種類型，也就明確了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也是經濟政策研究的內容，並且在戰後復興這樣一個特殊歷史時期，它必須被放在重點研究的位置。

  本章節來源於𝑏𝑎𝑛𝑥𝑖𝑎𝑏𝑎.𝑐𝑜𝑚

  序章對經濟政策思想和經濟計劃與經濟政策的關係做了定位。即思想源於實踐而又指導實踐，它直接影響了復興期的經濟決策，經濟計劃雖屬干預經濟的「軟措施」，但一般展示了與作為「硬措施」面目出現的經濟政策相同的方向。因此在進行政策研究時，也必須把兩者納入研究範疇。

  第一章題為「制約復興期經濟政策的諸因素」。設立此章的目的在於，儘管這裡探討的是政治過程對經濟過程、即國家權力在戰後日本經濟復興與發展中的作用，並強調經濟政策的必要性和有效性，但並不意味著贊同所謂「政策萬能」觀點。相反，論文同時強調「存在」對「意識」的決定意義。這種制約復興期經濟政策操作的客觀「存在」，包括日本國內的和國際的、戰前的和戰後初期的、經濟的和非經濟的各種因素。本章從戰前遺產和戰後初期的經濟環境兩個側面進行了分析。

  分析結果表明，到1945年日本戰敗時，從勞動力、國民財富、生產設備能力等「有形積累」，到人口素質、組織技能、政策經驗等「無形積累」，日本的「積累水平」與戰後復興的基準年度（1934—1936年平均）相比並無大差別，甚至可視為處在同一水平線上。這筆巨大的戰前「遺產」對戰後復興的作用不可低估。

  另一方面，戰後初期的經濟環境極其嚴峻。戰敗的直接後果是喪失主權，國家處在外國軍隊占領之下，海外殖民地歸還宗主國，加之貿易限制繼續，戰爭賠償即行，生產急劇下降，物資供給絕對不足，惡性通貨膨脹爆發。現實「環境」的制約，成了經濟復興的矛盾主要方面。

  打破現實「環境」的制約，把戰前遺存下來的巨大「潛能」變成「顯能」，既是經濟政策操作的依據，也是其政策即期目標。

  復興期經濟政策的特殊性在於政策主體的二元性，因此，論文對該時期經濟政策的考察，是沿著美國政府及其對日占領當局和日本政府這兩條主線並行而相互聯繫地展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