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階級矛盾的激化

  與壟斷資本的空前發展相對照，城市工人階級和農村佃農無產者的生活狀況日益惡化，被壓迫階級的反抗愈加激烈。

  1918年7月，由於日本政府決定出兵西伯利亞干涉蘇維埃革命，引起米價急劇上漲，引發了全國規模的「米騷動」運動。這場運動是以同年7月23日富山縣魚津町漁民家屬阻止大米外運為導火線爆發的，其後的兩個月間，日本全國37個市134個町139個村發生民眾示威或暴動，混亂局面一度導致政府更迭。

  進入戰後經濟危機頻發期，戰時驟然膨脹起來的資本主義經濟也進入調整階段，而危機與調整的最終承受者則是下層民眾。戰爭期間，第二、三產業就業人數增加了250萬人左右，到1919年，非農業就業人口已經超過1000萬人。在危機和慢性蕭條的20年代，資方擺脫危機的常用手段是增加勞動強度和時間、降低工資及解僱，由此激起了工人階級的強烈反抗。據統計，1914至1931年間，勞資糾紛逐年增加，1916年發生108起，參加鬥爭的總人數為8000人，1920年發生282起，3.6萬人參加，1930年達到高峰，發生906起，8萬多人參加。[7]這一時期工人運動的目標是提高工資、反對降低工資、要求按期發放工資以及反對解僱等經濟上的要求，並且是以前兩項要求為主。當時影響較大的工人運動有東京市電、鍾淵紡織等大企業的罷工鬥爭。

  工人運動多由工會組織發動，到1931年，日本全國共有818個工會，會員37萬人，組織率為8%，在當時的工業國中處於較低水平，主要原因是政府的鎮壓和組織內部不團結。當時全國性工會組織有左翼的日本勞動組合評議會，中派的全國勞動組合同盟和右翼的日本勞動總同盟。三大工會中，左翼工會在1928年被政府勒令解散，其後多次重建但屢遭鎮壓。右翼工會主張與資方合作，並在「九一八事變」後表態支持戰爭。中派工會則在事變後發生了主戰派和反戰派的分裂，從而弱化了組織工人運動的能力。

  農村貧困是20年代日本社會最為尖銳的問題，特別是1929年經濟危機發生後，蠶繭、稻米等農產品價格急劇下跌，農民入不敷出，生活更加貧困。在東北農村，甚至出現了農家少女賣身求生的慘景。有澤廣巳主編的《昭和經濟史》寫道，「據聞東北某村妙齡少女1/4被迫賣身，以至於村公所設立了賣身洽談處，掛有『賣身者請來此洽談』的招牌」[8]。

  貧困農民為了改善生活處境，開展了以減輕租稅為主要內容的鬥爭，1920年408次35萬人，1925年2208次135萬人，1931年3419次81萬人。[9]農民運動多由農會組織，20年代後期至30年代初，農會數保持在4000左右，全國性農會組織有左派的全農全國會議，中派偏左的全國農民組合，中派偏右的日本農民組合總同盟，以及右派的日本農民組合。這些全國性農會組織，不僅相互對立，而且內部不斷分裂，因此未能很好地發揮組織作用，致使這一時期的農民運動只能孤立、分散地進行，無法形成大規模的農民運動。30年代以後，農民鬥爭次數有所增加，但參加鬥爭的人數和規模反而出現了萎縮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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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產階級政黨和農會在天皇制的壓迫下始終處於弱勢，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土地問題，也無法幫助貧苦農民擺脫困境，這就客觀上為民間右翼勢力和下級軍官在拯救農村、改造國家口號下發起法西斯運動留下了土壤和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