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壟斷資本的對外經濟擴張

  經濟危機的頻發和階級關係的緊張，意味著壟斷資本的發展遇到了瓶頸，於是擴大資本輸出便成為擺脫其困境的途徑。1913至1932年，日本的對外貿易規模增長一倍以上，貿易結構也出現了若干變化。在外貿的對象區域及國別方面，與戰前相比，進口：歐洲所占比重由30降到10，北美由19增至28，亞洲由47增至51，非洲等其他地區增加了10個點左右。出口：歐洲減少9個點，美國增加9個點，亞洲增加13個點。[10]可見，日本外貿的地區結構已由戰前的亞洲、歐洲、北美（主要是美國）三個重點地區，變成了亞洲和北美兩個重點地區。

  在進出口商品結構方面，從歐洲的機械類進口減少，從美國的同類進口顯著增加。從亞洲各國進口工業原料及農產品同時出口機械及工業品的狀況沒有變化。

  在貿易收支方面，一戰後多數年度入超，造成正幣儲備急劇減少。其中對歐洲貿易仍然是連年入超，唯獨對英國貿易出超。對美貿易開始連年出超，之後隨著機械類進口增加而出現入超。對亞洲貿易總體上始終保持出超基調。

  一戰以後，由於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日本的對華出口壓力增大。為此，日本資本開始大舉進入中國，在中國投資設廠，以便利用日本的技術和管理經驗，使用中國的豐富資源和廉價勞動力，降低生產成本，壓倒中國民族工業，占領中國市場。這樣一來，日本不僅與中國的民族工業產生了正面衝突，而且與其他列強爭奪中國市場的矛盾也日益尖銳化了。有關統計表明，迄20世紀初，日本的對華投資還微乎其微，但1914年已占外國對華投資的14%，繼英、俄、德之後列第四位。此後，日本投資急劇增長，到1931年，其對華投資已占外國對華投資的35%，與最大的對華投資國英國並駕齊驅。[11]

  從日本對華投資的區域看，1914年以前重點是中國東北，官民合資的「滿鐵」堪稱代表。其後加快了在中國內地投資的步伐，重點城市是上海、天津、武漢和青島。20年間，日本對華資本輸出額由3.85億日元猛增到17.48億日元，擴大了4.5倍。[12]

  從日本對華投資的產業分布看，在東北是掠奪煤鐵資源並組織重工業生產，在內地則主要向盈利較大的紡織業部門投資。一戰後，日本的「在華紡」與中國的「民族紡」競爭激烈，民族紡在工廠數量、設備能力和生產規模上始終占據優勢，但使用國產棉進行粗紡生產，利潤較低，部分採用精紡的公司也因依賴日本的商社進口印度棉而提高了生產成本。「在華紡」多使用印度進口棉進行精紡生產，其原料進口為同系財閥商社承擔，因此盈利水平較高。可以說，近代中國的民族工業是在日本和歐美資本強力擠壓的縫隙中艱難地發展生存的。

  日本對華資本輸出及利潤的擴大，刺激了壟斷資本進一步向中國擴張的欲望，日本政府則利用和製造各種機會，為壟斷資本的經濟擴張保駕護航。1927年和1928年，日本政府曾以保護僑民為藉口，悍然向中國山東出兵，激化了中日間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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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所述，一戰後日本經歷了三場經濟危機的衝擊，在應對危機的過程中，經濟政策的操作促進了私人資本壟斷和國家資本壟斷，產業結構急劇向重化學工業傾斜，但卻未能起到社會安定的效果。國內社會矛盾的深化和對外關係的緊張，成為其後日本內部矛盾外部解決、進而鋌而走險走上武力侵華道路的重要動因。[13]

  注釋

  [1]橋本壽朗：《現代日本經濟史》，岩波書店，2000年，第47頁。

  [2]山崎隆三編：《現代日本經濟史》，有斐閣，1985年，第32頁。

  [3]大石嘉一郎編：《日本帝國主義史2世界大恐慌期》，東京大學出版會，1987年，第120頁。

  [4]山崎隆三編：《現代日本經濟史》，有斐閣，1985年，第31頁。

  [5]山口和雄：《經濟學全集12日本經濟史》，築摩書房，1972年，第254—257頁。

  [6]以下數據資料引自有澤廣巳監修《昭和經濟史》，日本經濟新聞社，1976年，第70—71頁。

  [7]三和良一：《概說日本經濟史》（近現代），東京大學出版會，2002年，第106頁。

  [8]有澤廣巳監修：《昭和經濟史》，日本經濟新聞社，1976年，第59頁。

  [9]山口和雄：《經濟學全集12日本經濟史》，築摩書房，1972年，第269頁。

  [10]參照三和良一《概說日本經濟史》（近現代），東京大學出版會，2002年，第8-1表和第11-4表。

  [11]高村直助：《日本資本主義史論》，密涅發書房，1980年，第138頁。

  [12]長岡新吉等：《近代日本經濟史》，日本經濟評論社，1980年，第142頁。

  [13]原文刊於《世界近現代史研究》2014年第十一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