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財政政策的轉換

  一戰結束至20世紀30年代初期，日本的財政政策經常因政權的更迭而變化，並且帶有很深的政府主管大臣財政理念的烙印。民政黨內閣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以推行緊縮財政聞名，而多次出任政友會內閣大藏大臣的高橋是清以推行「積極財政」著稱。前者是古典派財政學的忠實信徒，後者則是日本資本主義發展史上第一個凱恩斯式的反古典派財政學的實踐者。因此，「井上財政」和「高橋財政」一直是學界進行對比研究的典型素材。

  戰後緊縮性財政與擴張性財政的基調變換多次發生，但對照鮮明的是井上、高橋擔任大藏大臣的時期。

  1929年7月，濱口雄幸民政黨內閣成立伊始，即宣布財政緊縮、清理國債和解除黃金出口禁令為經濟政策的三大重點。在大藏大臣井山准之助的主持下，1929年度的中央財政預算被削減5%，制定1930年度預算時，預算額比上年度再減少9.3%。[1]財政緊縮是與即將出台的恢復金本位制政策配套實施的，日本政府的設想是，財政緊縮帶來的需求減少效果，會促進企業降低生產成本，從而把居高不下的國內物價拉下來，在此基礎上恢復金本位制，將使財政運營和金融管理雙雙實現「健全化」。但是，1929年經濟危機爆發後，生產和貿易急劇萎縮，企業經營大面積虧損，國家稅收減少，之後關東軍發動了「九一八事變」，於是擴大軍費開支、增加軍需生產成為壓倒一切的任務，財政緊縮政策已不合時宜。隨著政府的更迭，財政政策也發生了逆轉。

  民政黨內閣垮台後，高橋是清連任犬養毅、齋藤實和岡田啟介三屆政府大藏大臣職務四年之久，他推行的是與井上截然相反的擴張性財政政策。高橋上任後，在「匡救時局」的口號下，政策上連出三招，一是禁止黃金出口、停止金本位制；二是提高29種物品進口關稅，使從量進口稅率比1931年提高了4.2%，其中生鐵等重化學生產原料和機械、汽車零部件的進口關稅由30%提高到42%[2]；三是推行財政擴張政策，1932年度預算規模達到20多億日元，一下子比上年度增加了34.7%，其增支主要用於軍費和救濟農村。

  財政支出的擴大，使財政收入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對此，高橋的做法是大量發行公債。與以往的做法不同，高橋財政下的公債不是由社會認購，而是完全由日本銀行認購。高橋的政策思想是，如果按照常規由社會認購公債，如由普通銀行和大藏省存款部認購，不但達不到增加貨幣供給量的效果，還會引起利率提高，只有增加貨幣流量，才會激活經濟，改變危機局面，等到經濟狀況好轉以後，再把日本銀行持有的公債向社會發售，實現貨幣回籠，進而取得經濟穩定效果。這一政策實施後，日本銀行通過財政渠道擴大了資金供給，社會資金供給不足的局面得到改觀，銀行貸款利息也隨之多次下調，企業經營狀況趨於好轉，國民經濟於1932年爬出危機的低谷，1933年工業生產恢復了較高的增長率。

  對於高橋的財政政策，日本學者褒貶不一。三和良一認為，高橋的公債政策既保證了包括軍費在內的創造需求的財源，又擴大了刺激景氣的資金供給，收到了「一舉兩得」的效果。[3]橋本壽朗評價說，高橋的經濟政策是「先於凱恩斯的凱恩斯政策」[4]（凱恩斯的名著《貨幣與利息的一般理論》是四年後問世的），「是在重建金本位制失敗、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崩潰後世界體系發生轉變、國際制約弱化的情況下，後發的弱勢資本主義國家採取的經濟發展政策」，同時這種「需求管理政策」又是「無意識地」實施的。[5]然而，貨幣供給量只有與實體經濟相符時，貨幣的價值才能保持穩定狀態，流動性過大，必然導致通貨膨脹。高橋財政是通過擴大日本銀行認購公債和擴大貨幣發行的方式實施的，因此也就無法避免通貨膨脹和政府債務過重，其負面效果遲早會反映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