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海運政策的實施特點

  根據1875年7月29日內務卿大久保利通向政府遞交的《關於商船掌管實際著手方法之議》及明治政府頒布的相關文件、命令，參照有關史實，海運政策的實施有以下要點。

  一是精心挑選扶植保護對象。當時日本海運界多系零散經營的小船主、小水運公司，規模較大的海運公司只有兩家，一為官民合辦的日本郵政輪船公司，一為土佐商人岩崎彌太朗私營的三菱公同。明治政府選擇了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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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菱公司創立者岩崎彌太郎，生於土佐藩破落武士之家，早年在土佐藩改革家吉田東洋麾下任職，二次到長崎，一次去大阪，為土佐藩開成館貨殖局在兩地開設的商館效力，積累了不少「洋務」經驗。1870年版籍奉還後，大阪土佐商社與藩分離，先後改稱土佐開成社、九十九商會、三川商會。岩崎彌太朗繼續作為藩代表實際操控該商會，後陸續買下商會財產，將商會改名為三菱公司，全力經營海運業，並在與日本郵政輪船公司競爭中，逐漸取得優勢地位。

  明治政府選擇三菱為扶植保護對象，是在總結吸取以往開展海運業的教訓，並對日本郵政輪船公司與三菱公司進行一番比較後決定的。政府認為，「以前靠政府勸諭誘導建立之公司，皆過分依賴政府，無自力更生之志，終未見成果」，而「通觀其他一般經營輪船業者，亦難找出有能力堅持此業、較有經驗、可獨立承擔此業者」。[14]相比之下，三菱公司組織嚴密，制度健全，雖「未特別依賴政府勸諭誘導，未曾依賴政府，全然獨立經營」，其事業卻已呈「效驗」。特別是在日本侵台期間，該公司積極應徵，對政府託管的13艘輪船，「使用上大盡其力」。[15]因此，三菱深得大久保利通、大隈重信和驛遞局長前島密等人賞識，他們所需要的正是岩崎彌太郎這樣的「士魂商才」人物。

  二是全方位扶植保護措施。其方法和手段包括：政府無償下放船隻，發給補助金，無息或低息貸款，廉價處理實物，頒布有關法令等。

  例如，1875年9月15日，明治政府將侵台時購入的13艘輪船及所屬器械，連同政府用32.5萬日元收購的原日本郵政輪船公司18艘輪船，全部無償交付三菱使用（後批准三菱申請，允許三菱交付120萬日元後，船隻歸其所有）。從該年起，政府發給三菱每年25萬日元補助金共15年。1875年9月，明治政府以年息2分、15年還清的條件，向三菱貸款81萬日元，供其收買美國太平洋郵船公司橫濱至上海支線上的船隻及物資。1876年西南戰爭期間，明治政府以年息5分、14年還清的條件，向擔任運輸任務的三菱公司貸款70萬日元，使三菱再購新船10艘。據載，截止1882年，前後八年時間裡，明治政府向三菱公司下放的船隻折價達190萬日元，補助金294萬日元，各種貸款342萬日元，共826萬日元。[16]

  最典型的扶植保護私人海運業的法令，是1875年9月15日和1876年9月15日明治政府下達給三菱公司的「第一命令書」和「第二命令書」。其中明文規定了三菱享有使用政府下放船隻、接受政府貸款和補助金、開設某某航線等各種特權，保證了三菱在日本海運業中的壟斷地位。對比，岩崎彌太郎曾直言不諱地宣稱：「政府現已將收復內外航權之重任委託於我、我非昔日之我，公司亦非昔日之公司。」[17]又如，1876年，當三菱與英國PO輪船公司展開競爭，處於危機之時，明治政府頒布《搭乘外國輪船規則》，嚴格使用外國輪船的批准手續，並徵收手續費；同時提供貸款支持三菱開辦貨物匯兌金融業務，人為地扭轉了雙方的競爭態勢，使以前同PO公司開展業務的貨主，紛紛改弦更張，投向三菱公司。

  三是監督檢查，規定義務。這一點在大久保有關海運問題的幾個意見書中均有明載，特別是在《商船掌管實際著手辦法之議》第五條意見中，指令驛遞寮（後改為局）設置商器科，專門負責制定有關商船的規則條例，辦理有關業務，監督檢查私人海運公司的船隻、船械、財務等。下面根據「第一命令書」和「第二命令書」的有關條款，以窺一斑。

  關於下放船舶的使用：如事先未申明理由，不得轉賣、典當和拆毀（「第一命令書」第一條）；必須及時維修船隻，保持清潔，接受致府主管部門檢查及有關指令（「第一命令書」第四條）；如經營不善，有損國家的利益，政府有權收回下放船隻（「第一命令書」第十四條）。

  關於補助金：不得以補助金為抵押向他人借款（「第一命令書」第一條）；補助金專款專用（「第二命令書」第三條）；如經營不善，有損國家利益，政府有權停發補助金（「第一命令書」第十四條）。

  關於財務：要精簡財務，減省冗費，每月做出月報表，交政府主管部門檢查（「第一命令書」第七條）。

  關於業務範圍：不得以三菱公司名義經營海運以外的事業（「第一命令書」第十二條）。

  關於義務：為培養海員，三菱公司應承辦商船學校及水手、火夫經辦所（「第一命令書」第十一條）；不論政府何時徵用，須無條件地盡所有船隻應徵（「第一命令書」第十三條）。

  上述特點表明，明治政府在實施海運政策時，是從國家整體利益考慮的，即認為私人海運業的發展，也就是國家海運業的發展，體現了國家權力和私人資本的緊密結合，並以「護身符」與「緊箍咒」並用的兩手策略，對海運業「放」而不棄，旨在奪回國家的海運權，開闢國內外市場，戰時承擔軍事運輸，適應「兵商兩事」「富國強兵」的需要。[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