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岩倉使節團的歐美觀

  岩倉一行首先訪問美國，伊藤博文在舊金山發表的演說中豪言萬丈，自詡日本是初升的太陽，不久即可高懸太空，光披萬國。然而，美國無意放棄其在日本的既得權益，對美修約談判的結果是，「彼之所欲盡取之，我之所欲一而未得」[9]。這一冷酷的現實，打消了岩倉一行出使修改條約的念頭，不得不以考察各國國情為主，岩倉等人「冒寒暑，究遠邇，跋涉於窮鄉僻壤，採訪于田野農牧，觀覽城市工藝，了解市場貿易……」[10]，對歐美社會各個領域進行了詳細而深入的考察，收穫顯著。

  一是找到了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楷模」。19世紀70年代的歐美，自由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頂點，資本主義在工業、農業、商業、貿易乃至文化教育科學技術等各領域都呈現出空前的繁榮。使節團所到之處，皆有耳目一新之感，尤其是號稱「世界工廠」的英國，其工商業發展的巨大成就，更使使節團一行瞠目結舌。「所到之處，沒有一樣是土地生產的東西，只有煤和鐵，產品皆從外國進口（原料），（加工後）再運往它國。機器工廠之盛行，超過以往的傳說。」[11]慨嘆之餘，他們開始認真地思索和探尋歐美資本主義何以發展的原因，尤其注意到歐美經濟制度及各項法則，醒悟到，英國之所以成為「雄視橫行世界之國」，就在於其煤、鐵業以及與此相關的機器製造業、紡織業和航海業的發展[12]，而這正是英國政府長期以來重視發展工商業的結果。他們認為「西洋一令一法，皆考慮人民財產生理，以保護人民為主旨……此乃保其富強之所在」[13]。相比之下，也認識到幕藩體制下的日本長期推行閉關鎖國、重農抑商政策的種種弊端，對此，負責考察西方產業情況的大久保利通體會最深。他認為，「大凡國之強弱，在於人民貧富；人民之貧富，在於物產之多寡；而物產之多寡，在於是否勉勵人民之工業。歸根結底，未嘗不在於政府官員之誘導與獎勵……為國為民負其責任者，必當深思熟慮，由工業物產之利到水陸運輸之便，系屬保護人民之緊要者，宜按國之風土習俗，民之性情知識，制定其方法，以此為今日行政上之根本，保持其已開成者，誘導其未就緒者」[14]。他決心以英國為「典範」在日本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大力推行「殖產興業」的政策。

  二是找到了國家政治體制改革的模式，確定了改革的原則。明治政府本來是通過「王政復古」政變收回幕府權力的，成立後採用的是奈良時代實行的太政官制，這一陳腐的政治體制顯然有悖於時代潮流，因此考察歐美的政治制度以建立適合日本國情的政治體制也是使節團的重要任務之一。岩倉使節團對歐美各國的憲法做了詳細的調查和研究，並加以比較。結果認為，儘管英、法、美等國最為繁盛，但其政治體制存在許多弊病，不適合日本的國情。大久保說：民主政治雖然「至合天理」但「不適合於習慣舊習、盲目崇拜宿弊之國民」。[15]在日本，不僅不能實行民主共和政治，也「不能簡單地模仿歐洲各國的君民共治之制，當按照我國皇統一系的典例和人民的開化程度，斟酌其得失利弊，制定法憲典章」[16]。憲法應「上定君權，下制民權，使人君安於萬世不朽之天位，使生民保有自然固有之天爵」[17]。重點研究歐美各國憲法的木戶孝允，認為德國的情況與日本的國情極其相似，其統治經驗和專制主義制度尤為值得日本效仿。木戶明確地表示，「尤當取者，以普國為最」[18]，而「建國之大法，唯在專制」[19]。決心在日本建立集權主義政體，實行專制主義的統治。後來的情況表明，日本的制憲工作和國家專制主義官僚體制的建立正是沿著普魯士的道路進行的。1889年頒布的日本帝國憲法，如實地體現和貫徹了岩倉、木戶、大久保等人所主張的集權主義思想。

  三是找到了日本長期落後的思想根源，認識到教育是立國之本。岩倉使節團對歐美的考察，不僅深入到政治、經濟領域，而且深入到思想意識形態，對西方的思想和方法，以及形成西方近代社會基礎的各種原理都做了認真的研究，使他們對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結構有了一個完整的認識，從而把他們獲得的一般「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通過對東西方的比較，他們發現，「東西方風俗性情各有不同」，「西方人注重實學，東方人篤信玄學」。西方人設草木園禽獸園，搜集各國古今貨幣等是「為使學識廣博……能促進實學，發現對工商業之實益，以成富庶之媒介」[20]；興辦教育，是教人掌握「省力、集力、分力、均力之術」[21]，以「培養殖富之本源，而使國家興盛勃起」[22]。而東方，「恥於研究一草一木」[23]，「所學之物，非高尚之空理，則浮華之詞藻，與民生切實相關之事業，則被視為瑣碎小事，而絕非用心於此」[24]。他們斷定，「造成……貧富差別的原因，尤在此習慣之結成」[25]，痛感日本「在睡夢中過了兩千年」，大聲疾呼，「為國著想之人，當由此激發鬥志，努力奮鬥興起」[26]。他們深切體會到，日本不僅要進行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還必須移風移俗，進行教育改革。木戶在訪美時就給國內寫信，指出，「吾人今日之開化非真正之開化，為防十年後之弊病，唯在興辦真正之學校……確立牢不可破之國基者唯在於人，而期望人才千載相繼無窮者，唯真正在於教育而已」[27]。從這裡可以看出，使節團成員對流行日本千年之久的習俗和現狀進行了多麼深刻的批判！他們擯棄了「形而上」的陳腐觀念，接受了「形而下」的「實學思想」，這的確是一次思想上的自我否定。特別應當指出的是，雖然幕府末期日本也有不少先進知識分子大力推崇傳播這種「實學思想」，但其影響還主要是在民間，而岩倉使節團的主要成員都是明治新政權的領導骨幹，因此上述思想認識上的重大變化，必然對日本的近代化產生巨大的推動。

  四是確定了先「內」後「外」的治國「方略」。1873年3月15日，德國首相俾斯麥會見了來訪的使節團主要成員，俾斯麥說：「方今世界各國，皆以親睦禮儀交往，然此皆屬表面現象，實際乃強弱相凌，大小相侮。」「彼之所謂公法，謂之保全列國權利之準則，然大國爭奪利益之時，若於己有利，則依據公法，毫不更動，若於己不利，則翻然訴諸武力，固無常守之事。」[28]弱小國家要想獨立自主，必須「振興國力」。他還講述了當年弱小可欺的普魯士，怎樣在弱肉強食的國際環境中生存下來並成長為大德意志帝國的歷史。俾斯麥的談話，強調了兩點，弱小國家能否生存並強大起來，取決於國家的實力，既要富國，又要強兵；在「內治」與「外交」的關係上，「內治」優先，搞好內治，外交上才有發言權。聽了俾斯麥的這番「實力政策」講話，岩倉使節團頓開茅塞，出訪以來修改條約談判失敗的鬱悶心情一掃而光。大久保對這位「鐵血宰相」崇拜得五體投地，稱其為「譽滿全球的俾斯麥大先生」[29]，認為「治理新國家必須像他那樣」[30]，以實力對強權，首先著眼於「內治」。他激動地寫信給國內的西鄉隆盛說：「聽了傅斯麥的一席話，開始感到日本的前途大有希望了。」[31]

  總之，通過出訪，使節團成員目睹了西方文明的進步，承認了日本與西方的懸殊差距。岩倉在訪問羅馬時承認，「至此所視察之各國狀況，似英、美、德、法這樣的強國自不必說，雖二三流之諸國，其文化之繁盛，亦為我國殊不可比」[32]。大久保也說：「到西洋這麼一看，我們不適應這個世界。」[33]由此可見，使節團成員不僅在與西方的差距中增強了知恥後勇的迫切感，而且從歐美國家、特別是美國和德國短期內發展壯大的實踐中堅定了後起直追的信心。如果說出訪前明治政府的決策者對日本的發展方向和改革路徑還很模糊，那麼通過使節團出訪歐美的洗腦，國家發展的戰略藍圖及其近代轉型的改革舉措，已經在使節團的核心成員中成竹在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