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資本制生產關係的生成狀態

  商品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細胞，在德川幕府末期商品經濟的發展中，資本主義經濟萌芽已始露端倪。

  及至幕末，經濟作物種植禁令已形同虛設，出現了桑、茶、楮、漆及紅花、藍靛、麻等「四木三草」種植熱，棉花、菸草、油菜和大豆也有相當大的種植規模。棉花主產區在畿內、三河和瀨戶內海周邊，關東地區則以養蠶業的發達稱著。

  地區性特定經濟作物的發展，往往又與當地相關手工製作業的發達相聯。在經濟發達的農村地區，完全脫離農業生產的農戶已非鮮見。例如，1845年尾州起村265戶農家中，完全依靠農業生產生活者52戶，其餘198戶為兼業戶，67戶為脫農戶。後兩者中，棉業加工生產者86戶，生活雜具手工生產者27戶，食品及肥料加工生產者22戶，商貿、旅店、飯店服務業者58戶，醫生、理髮師等個體經營業者9戶，其他20戶。[8]商品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是，第一步，「直接生產者的自然經濟轉化為商品經濟」，第二步，商品經濟轉化為資本主義經濟。[9]近代歐洲資本主義經濟從棉毛加工業等生活資料的生產部門開始，幕末日本也不例外。農村是城市商品的供應地，但農村小商品生產者不能把產品直接拿到城市銷售，因而在城市大批發商和農村小商品生產者之間，便應運產生了一個農村商人和農村手工業主構成的新階層。前者的主要經營內容是收購產品，為此在產地設立「木棉寄屋」等物資收購站，再把收購物資運往城市交給批發尚，從中賺取商業利潤。後者是當地富裕農民，人數上也遠遠多於前者，他們是地方商品生產的投資者和組織者，其生產方式已經具有資本主義性質。起村的86戶棉加工業者中，44戶從事織布業，其他從事紡紗、整線、染布各業，棉加工業的內部專門分工已相當精細。在農村手工業生產的組織運行方式中，可以看到早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雛形。富裕農民購置織機，建立了家庭紡織廠「織屋」，在「織屋」里勞動的除了家庭成員外，還有來自附近的農家僱工。1842年，宇多大津村有「織屋」18家，勞動者137人，其中家庭勞動者和僱工的數字分別為50人和87人。[10]這種家庭手工工廠，除了足立地區開辦200台條紋布織布行的個別特例外，一般規模不大，織機在10台以下，超過20台的為數不多。比「織屋」低一級的經營方式也很普遍，即僱主把自家織機甚至連同軋好的皮棉一起租給無力購置織機的農家使用，然後支付一定工錢，從中賺取利潤。顯然，這已經是一種資本和僱傭勞動的關係。這種情況不僅在棉製品手工業部門廣泛存在，在繅絲、釀酒、陶器製造等其他生產部門，資本投資行為和工資勞動者的存在也是不爭的事實。

  根據經典作家的論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般經過家庭式手工業簡單協作、工廠手工業和機器大工業三個發展階段。美國學者門德爾斯則在其「原生型工業化理論」中，明確提出了工業化初期階段的三要素：一是面向區域外的生產而不是域內消費；二是與傳統工商業者生產活動不同的農村兼業、農閒時的生產活動；三是與商業性農業的展開同時進行。[11]從幕末日本的情況看，以家庭手工業為主同時向工廠手工業轉換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顯然還處於「原生型工業化理論」所指的那種「初期工業化」狀態。

  與商品經濟和手工業生產的發展並行，國內市場的發育也進入新階段。大阪是全國最大的物資集散地和最繁榮的商業中心，手工製造業、批發業、金融典當業發達。江戶是幕府的政治統治中心，是人口近百萬的最大消費城市，享五街道[12]交通之便，商貿業也很發達。以三都為中心的局地市場經濟圈已經形成[13]，並已出現形成全國統一市場趨勢。

  商品經濟的發展，從根本上腐蝕了封建體制的基礎，導致幕末階級關係發生劇烈變化，而這種變化又是在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中同時發生的。

  

  武士作為統治階級，其內部嚴格劃分為許多等級。將軍、大名是國家和地方的統治者，「旗本」和「御家人」以及年俸200石以上的武士有資格面見將軍，他們屬於上級武士階層。中級武士年俸一般在100石以下。下級武士也分成若干等級，其中「足輕」身份最低，俸祿微薄。及至幕末，統治階級已經整體陷入「貧困化」。

  上級武士的貧困源於對物質的無限追求和享受。除此之外，「交替參覲制」的實施，也是拖垮大名財政的直接原因之一。地方大名江戶「參覲」必須按規定進行，據享保六年的定製，「20萬石以上的大名，騎兵15至20人，步兵120至130人，其他隨從者150至300人」，其出行的陣容蔚為可觀。這些隨員要陪同領主在江戶揮霍一年，隔年再來，其消費量之大不難想見。對此，本居宣長發出了「無益之費，和漢古來未聞」的感嘆。[14]儘管對農民的剝削與日俱烈，但年貢收入畢竟有一定限度，各地大名日益增長的消費與年貢收入之間的虧差越來越大。為了擺脫財政困境，各藩大名普遍採取的對策是拖欠武士俸祿和向大商人舉債。太宰春台的《經濟錄拾遺》載：「近來諸侯，無論大小，皆國用不足，貧困之甚，借用家臣俸祿少則十分之一，多則十分之五六」，「若猶不足，則向江戶、京都、大阪之富商大賈借金，年年不止」。[15]

  上級武士的境況尚且如此，中下級、特別是下級武士的生活就更加艱難了。究其原因，一是武士俸祿世襲，但隨著家庭人口的自然增長，給定俸祿難免不足為濟。二是武士的生活又離不開其他必需的商品，但米價的上漲趕不上其他商品價格上漲的速度，以祿米為唯一收入來源的武士無法改變在商品交換過程中利益受損的現實。三是領主拖欠俸祿，加快了武士貧困化的進程。武士是封建統治的基礎，追求享樂生活是其階級本性，在長期和平的年代，更是難以保持節儉之風，為了維護尊貴的身份，也不能在外表上表現出寒酸。窮困的下級武士為了維持家庭生活，或變賣家產貼補家用，或出賣身份收養富裕商人子弟為養子，但最為普遍的做法是放下「斯文」，自謀生計（「內職」）。文政四年後寫成的《甲子夜話》載：下級武士從事手工業者頗多，其中「米澤的筆，長門的傘，鍋島的竹笠，秋月的印籠，小倉的合羽服裝皆製作精細」[16]。福澤諭吉也在《舊藩事情》中寫道：下級武士「若家有三五人或老人，則歲入不足以衣食，故堪於家庭勞作，不問男女，或手工，或紡織，生活艱辛。雖曰此為內職（家庭中的勞動），其實內職為本職」。這些武士「忙於生計，無暇顧及子女教育，下等武士缺乏文學等高尚教育，有自賤之工商之風」。[17]由此可見，貧困的士族雖然政治身份上依然是統治階級的組成部分，但經濟地位上已經與被統治階級沒有多大差別，而實際經濟地位的改變，勢必會引起下級武士政治立場的變化，用本多利明的話說，他們已經「恨主如仇敵」[18]。統治階級內部的分化到了如此嚴重的程度，意味著原本意義上的統治階級已經分化瓦解。落魄的武士普遍希望通過改變現狀，找回昔日的地位和榮光，他們不再是現行封建體制的維護者，而是正在變成其掘墓人。

  被統治階級的分化也在急劇進行。在農村，本百姓的分化朝著三個方向展開。一是依靠祖上留下來的耕地靠農吃飯，或以農為主兼營副業，或以農為輔、主營家庭手工業及服務業。這部分人在幕末依然占據多數，尚能在領主的剝削和商品經濟的衝擊下維持生計。二是部分本百姓經受不起封建剝削的重壓，加上天災人禍等突發事件的打擊，部分或完全喪失了土地這一維持生計的基本來源，淪落為佃農即農村無產者，靠打短工、出賣勞動度日。到明治維新前，佃耕地面積約占耕地總面積的1/3，表明了佃農階層的廣泛存在。據考證，1842年，泉州宇多大津村有289家農戶，其中專業農戶198家，從事手工業或某種服務業的兼業農民52家，靠出賣日工為生的38家，後者無疑是失去土地或本來就沒有土地的農民。[19]此外，關於農民到附近的商行、碼頭、礦山出賣勞動的資料也多有所見。這部分家境破敗的農民處在農村社會的最底層，是對現行制度最為不滿和最具造反精神的階層。三是從本百姓中分化出來的富裕階層，即日本歷史上所說的「豪農」和「豪商」（在鄉商人）。這類人適應商品經濟發展的潮流並積累了財富，投資於農村商業、手工業或購置土地，具有既是新生地主又是小資本家的雙重性格。例如，尾西大海道村手工業發達，較大的手工業主往往也是大地主。例如，喜兵衛擁有10台織布機，同時擁有大量土地，1829年的土地產量為12445石，1865年達到57635石。[20]這類人不滿現行制度的束縛，希望有更大的自由發展空間。

  城市中的「町人」屬於被統治階級，小商販和被稱作「職人」的手工業者政治經濟地位低下，但大商人是依附在封建制度肢體上的寄生階層，他們以交納御用金、營業稅為代價，獲得幕藩政府的委任和特許，取得了商品流通和金融業的壟斷權，從而聚斂了財富。一方面，城市大商人是在鄉商人及城市小工商業者的對立面，因為其存在壓制了後者的自由，損害了後者的利益。幕末屢屢發生的「國訴」及地方騷亂，就是在城市大商人與在鄉商人之間展開的。1823年，攝河地區農民反對幕府關於菜種、菜油必須由大商人的「絞油屋」經營的規定，發起聲勢浩大的抗訴運動，開始有1179個村參加，隨後增加到1460個村。同年，該地區的1007個村聯合發起「國訴」，反對大阪的三家棉花批發行對當地棉花的壟斷性採購，要求自由直銷，並取得勝訴。[21]另一方面，大商人又是封建統治階級敲詐掠奪的對象。強征御用金是幕府的慣用伎倆，大商人及高利貸者的利益一再受到損害。從德川中期開始，幕府還經常發布「捐棄令」，強令大高利貸者放棄債權，不少錢莊（「札差」）因此倒閉。抄沒大商人家產的極端事態也時有發生，1705年，大阪第一富商淀屋因此銷聲匿跡。大商人及高利貸者是幕末的一個特殊階層，與幕末封建制度是「皮」和「毛」的關係，其存在本身客觀促進了商品經濟發展，反過來又不斷地腐蝕和瓦解著封建經濟基礎，因此其階級屬性和立場是微妙的。幕末大商人握有雄厚的商業資本，而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存在和發展到一定水平，本身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歷史前提」[22]。從幕末日本的情況看，大商人尚未完成近代意義的階級轉身，僅僅是作為一種可能的「歷史前提」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