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現代經濟政策史 前言

  近代以來，日本的經濟發展出現過兩次飛躍。第一次飛躍始自19世紀中期的「開國」，終於20世紀初，僅用半個世紀便完成了英法等歐洲強國用200年時間才完成的產業（工業）革命，成為近代東亞唯一「年輕的進步非常快的資本主義國家」[1]。第二次飛躍始自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終於戰後第一次世界石油危機爆發的1973年，以不到20年時間，次第完成戰後經濟復興和高度成長任務，實現了以國民生產總值雄踞世界第二的經濟趕超夙願。在接下來的40餘年裡，日本經濟冰火兩重天，喜憂參半。前期領跑世界，風光無限；後期持續低迷，增長乏力。展望未來，實力雄厚的日本經濟向何處去，還有待耐心觀察。

  與原生形態的歐美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路徑相對照，近代以來的日本提供了一個後髮型資本主義成長的樣本。這一樣本不僅包括後發國追趕發達國的經驗，也包括其趕超後未能科學應對和處理新矛盾的教訓，而一部日本近現代經濟史所展示的諸多借鑑，絕非是與世人無關的「旁物」。

  科學技術和社會制度是構成一定生產關係的決定因素。前者是決定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內在依據，後者是決定科學技術能否作用於生產力的外在保障。科技進步與生產力發展，催生了資本主義經濟，而資本主義經濟形成及資產階級的壯大，必然會提出制度變遷要求，近代歐洲正是沿著工業革命引發資產階級革命的邏輯演進的。然而，日本資本主義的產生，並非只是依據近代科技進步與生產力發展等所謂原始積累的自然成熟，而是應對外來衝擊毅然實行制度變革的即期效果。某位西方學者指出：「社會經濟學諸學科中的女王是理論，但給她戴上王冠的卻是政策，因為社會經濟研究的最終目標是政策。」[2]本書之所以從經濟政策的視角切入來探討日本近現代經濟發展的歷程和特點，正是基於日本的特定國情。

  經濟政策研究無法避開經濟政策與經濟制度、經濟體制的關係問題。然而迄今為止中外學界從學理上正面闡釋三者關係的著述並不多見。在此，帶著長期從事日本經濟史研究的困惑與思考，不惴自說自話，略抒淺見。

  經濟制度是公共權力通過法律和法規等強制形式確定的社會經濟準則及其行為規範，經濟體制是公共權力基於經濟制度展開的資源配置組織機制安排，經濟政策則是公共權力人為影響作用社會經濟運行的手段和方法。與一般意義的政策處於制度下屬層次、為實現制度目標服務的理解不同，廣義的經濟政策應有兩層含義，一是改造型政策（或曰質變型政策），其政策目標是經濟制度的解構和重構，由此形成的新經濟制度，正是改造型政策操作的結果，是改造型政策法律化、凝聚化、靜態化的表現。從這個意義上說，改造型經濟政策可謂經濟制度乃至經濟體制之母，因此不僅應該把經濟制度變遷和經濟體制變動作為經濟政策研究的內容，而且必須作為研究重點；二是調整型政策（或曰量變型政策），其政策操作在現行經濟制度和體制的框架下運行，政策目標是調整資源配置及經濟發展節奏，因此這一政策只會引起事物量變而不是質變。

  經濟政策的這兩層含義，意味著日本近現代經濟政策研究，既要面對兩個相對獨立的政策體系，又要把握兩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同時，既然是「經濟政策」研究，那就不僅要考察日本政府這一「政策主體」的行為依據、行為手段和行為效果，而且要從資源稟賦與配置、經濟周期變動、產業結構、金融與財政、資本與勞動等不同側面入手，對構成政策對象的「經濟」本身進行「專業分析」和案例解剖。顯然，這是一項艱巨的工程。

  本書以個人前期研究成果為基礎，從近代日本經濟制度轉型前提條件的考察入手，依次對明治初期經濟改革、產業革命、資本壟斷、國家資本壟斷、戰後經濟改革、戰後經濟復興、經濟高度增長、趕超後經濟等各個歷史時期的經濟政策展開分析，最後探討了世紀之交日本的對外經貿政策。由於學術功力有限，既無法觸及所有重要問題，亦難免淺嘗輒止乃至出現錯訛，故此誠懇期待方家指正。

  楊棟樑

  

  2017年6月

  注釋

  [1]《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01頁。

  [2]Seraphim語。轉引自津田直則、長屋泰昭、田中康秀《現代經濟體制與經濟政策》，晃洋書房，1991年，第1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