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村山聯合政權與社會黨的蛻變

  羽田首相的辭職又引發了一場激烈的權力之爭。

  羽田內閣辭職後，原本是想重新把社會黨拉入多黨聯盟，以便重建穩定的聯合政權。社會黨當時也傾向於回到聯合陣營，它之所以投對羽田內閣的不信任票，也只是迫使羽田內閣辭職後，再建立一個社會黨擁有更大發言權的非自民黨政權，尤其是社會黨書記長久保亘堅持「反自民黨」的立場，一直採取否定自、社大聯合的態度，摸索重建聯合政權的途徑；另一方面，作為下策，社會黨也不是完全不考慮同自民黨合作。總之，當時的社會黨掌握著左右政局的主導權，哪方給的實惠多就與哪方合作。

  鑑於自民黨尚不能建立以自己為核心的政權，便暗中與社會黨談判，6月28日，自社兩黨首腦會談時，自民黨政調會長橋本龍太郎明確表示：「如果建立（自、社兩黨）新政權，原則上可以接受，細節問題再商量。」不久，自民黨同意以社會黨委員長村山富市出任首相作為兩黨合作的前提條件，經過一番緊張的「連橫合縱」和幕後交易，社會黨欣然同意與自民黨合作。

  1994年5月29日，社會黨中央委員會表示：社會黨「不再回現政權，羽田內閣若不辭職，則要求解散眾議院，舉行大選。」[9]這一表態看起來雖然有些曖昧，但實際上已經基本上確定了建立自、社聯合政權的方向。但是，社會黨內部部分議員反對建立村山政權，6月19日，社會黨書記長久保在朝日電視台仍公開表示要回歸羽田聯合政權。6月23日，先驅新黨做出決定：若以村山出任首相為前提條件，則準備加入自社聯合政權。先驅新黨的這一決定，一下子加速了自、社大聯合的步伐。6月28日（一說6月27日），自民黨總裁河野洋平公開表示，同意推舉村山為下屆總裁。6月29日，自民黨同社會黨、先驅新黨三黨聯合推出社會黨委員長村山富市為首相候選人。但在投票之前，小澤等執政黨方面又推出剛剛脫離自民黨的原自民黨總裁和首相海部俊樹為首相候選人。自民黨前總裁退黨，並成為對立陣營的首相候選人，這在自民黨歷史上還是頭一次。於是，自民黨總裁接待室里歷代總裁的照片中，海部的照片從此被撤了下去。

  

  這樣，國會第一輪投票結果，村山富市得241票，海部俊樹得220票，雙方均未超過過半數的253票，於是又進行了第二輪投票，投票結果，村山在眾議院獲261票，海部只得214票。村山以多數票當選為日本第81任首相。30日，村山內閣（1994.6.30.—1996.1.11.）成立，於是，在「五五年體制」下勢不兩立的自民、社會兩黨，加上先驅新黨，取代非自民的細川、羽田內閣，組成了以村山富市為首相的自民黨、社會黨、先驅新黨三黨聯合政權。自民黨總裁河野洋平出任副首相兼外相，先驅新黨黨首武村正義擔任大藏大臣。自民黨在下野一年之後終於又回到了政權中樞，雖然不是單獨執政，但畢竟從在野黨又變為執政黨。事實上，自民黨以其第一大黨的實力，在內閣中占有明顯優勢，仍起著主導作用。

  對自、社聯合政權，日本輿論譁然，新聞媒介認為社會黨與自民黨聯合純屬「野合」。這是自1947年片山哲內閣以來，時隔47年後社會黨重登首相寶座。這也是自1993年8月細川政權以來，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日本出現的第三個聯合政權，所不同的是，下野的自民黨這次又成為執政黨之一。

  應該說，村山政權的誕生，也有其一定的原因，並非完全出於偶然。細川聯合政權是在「反自民」的大旗下糾合在一起的，但是，由於各政黨之間「同床異夢」，很快導致分道揚鑣，造成這一局面的關鍵人物就是新生黨的小澤一郎。

  小澤從一開始就和公明黨書記長市川雄一打得火熱，形成所謂「一·一陣線」（即新生黨代表幹事小澤一郎和公明黨書記長市川雄一結成聯合陣線），左右內閣事務和政策。小澤的打算是，拉攏公明黨，摧毀高舉護憲和反安保大旗的社會黨左派分子，確立新生（後改為新進黨）、自民兩大保守黨體制，並加強日美安保體制，擴大自衛隊力量，把日本改造成一個「能夠做出國際貢獻」的「普通國家」。日本新黨出身的細川護熙，最初也主張溫和的多黨制，與第三勢力的先驅新黨和社會黨步調是一致的，但擔任首相以後便倒向「一·一陣線」，想甩掉先驅新黨和社會黨，顯然這是中了小澤的離間之計。所以先驅新黨和社會黨就從「反自民」立場改為「反小澤」立場，這便是村山政權誕生的導火線。

  在羽田內閣從上台到下台以及村山內閣上台的整個過程中，在非自民執政黨方面，雖然在通過各黨合作以鞏固權力基礎這一總目標上是一致的，但在做法上存在根本分歧。新生黨代表幹事小澤一郎和公明黨書記長市川雄一極力排斥社會黨，而羽田孜始終想把社會黨拉過來。另一方面，社會黨也逐漸分裂為兩派：一派以右派為中心，傾向於細川內閣時代的聯合執政黨；一派以左派為中心，對自民黨更有親近感。村山政權的誕生，就是自民黨和社會黨左派撮合，並使之成功的結果。以收復政權為當務之急的自民黨，肯於將首相寶座讓位於第二大政黨的社會黨委員長，顯然是作了大幅度讓步。

  從細川內閣辭職（1994年4月8日）到村山政權誕生（1994年6月30日），在短短的兩個多月時間裡，日本政局發生了羽田政權的曇花一現、先驅新黨脫離聯合政權、社會黨脫離聯合政權等重大事件。在這些事件當中，一直貫穿著新生、自民兩黨為了取得政權而展開的爭奪社會黨之爭。因為「瘦死的駱駝比馬大」，社會黨畢竟還是一個擁有70個席位的大黨，誰能爭取過來，誰就可以在國會成為多數派。

  年屆70的村山富市，出身貧寒，一生平凡無奇。1945年明治大學政治經濟學科畢業後，回家鄉大分縣組建漁民工會。1963年當選大分市、縣議員，1972年首次當選眾議員，1991年任社會黨國會對策委員長，1993年9月，原委員長山花貞夫因社會黨在眾議院選舉中失敗而辭職。為人正直、廉潔，性格隨和的村山富市，受到黨內左派和中間派的支持，當選為社會黨委員長。但村山從未在內閣擔任過任何職務，幾乎沒有處理國際事務、決策或立法方面的經驗。

  成立於1945年的社會黨，在近50年的歷史進程中，除1947年的短暫執政外，一直處於在野黨地位，有「萬年在野黨」之稱。社會黨黨綱中規定的三大任務是：一、保障國民政治自由，建立民主制度；二、排斥資本主義，推行社會主義，提高國民生活水平；三、反對軍國主義，團結各國人民實現永久和平。幾十年來，社會黨一直保持著日本第一大在野黨的地位，並在反對《日美安全條約》、反對向海外派兵等重大政策問題上，與長期執政的自民党進行鬥爭，在客觀上對自民黨起到了一定的制約作用，這就是所謂的「五五年體制」。

  冷戰結束後的國際環境和社會黨缺乏現實性的一貫政策，使該黨在國會中的議席大幅度減少。村山登上首相寶座之後，社會黨地位發生變化，從而使社會黨面臨一個是否需要徹底轉變黨的方針政策的難題。

  村山聯合政權的誕生，意味著社會黨在經歷了歷史上最大失敗後贏得政權的同時，同時也失去了原有的本色，與多年的冤家對頭自民黨完全走到了一起。村山聯合政權成立不久，社會黨的基本政策出現重大調整，這主要表現在非武裝中立問題、自衛隊問題、《日美安全保障條約》問題和關於國旗、國歌問題。社會黨在野時的防務政策是：認為「自衛隊違反憲法」，主張廢除《日美安保條約》，解散自衛隊，實行「非武裝中立政策」。1980年代以來，隨著國內外形勢的變化，該黨在安全防務問題上也作了一些調整，但基本政策沒有發生變化。村山上台伊始，便連連聲稱：非武裝中立政策過去在保衛日本和平和推行輕武裝政策上曾發揮過作用，但「在冷戰體制崩潰的今天，它的政策作用已經完結」；「自衛隊是自衛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實力組織」，是「憲法所允許的」；「《日美安全條約》是確保日本安全所需要的」，本屆政府對《日美安全條約》重要性的認識「基本上沒有變化」，「日本要繼續堅持日美安保體制」。此外，村山首相在把太陽旗定為國旗，把《君之代》定為國歌等問題上也改變了社會黨原來的立場，認為國旗、國歌「已在國民中紮下根，應予尊重」等；[10]在向海外派兵問題上一改以往反對的態度，表示支持，並在執政中積極推行；在關於日本爭取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問題上，與自民黨的態度也達成一致。這意味著社會黨與自民黨，從更大範圍講，與日本保守勢力相對立、相抗衡的政治地位的消失，從而社會黨的歷史作用宣告終結。

  社會黨這一基本路線的改變，從近期看，是為了維持其政權。因為社會黨和自民黨聯合成立內閣沒有政策基礎，因此被原聯合執政黨方面批評為「野合」。在聯合政權中占據首相位置的社會黨，如繼續主張「自衛隊違反憲法」，那麼在野黨就會追究社會黨與自民黨觀點有分歧，可能使聯合政權面臨危機，村山為避免授人以柄，防止對手在社會黨和自民黨之間挑撥，不得不改變政策，向自民黨政策靠攏。在細川聯合政權時，社會黨的立場是：「作為黨的立場，認為自衛隊違反憲法，但是從閣僚的角度則認為自衛隊符合憲法。」然而，村山擔任首相之後，這種自相矛盾的說法顯然就行不通了。而且，社會黨委員長擔任日本首相後，也便成為日本海陸空三軍自衛隊的指揮官。這一地位的改變，也使它難以堅持過去的觀點。但是，社會黨基本政策的改變從根本上講是客觀形勢發展變化所迫，這才是更深層次的原因。

  實際上，社會黨在其成立後不久就出現了走下坡路的趨勢，而且這種趨勢長期伴隨著社會黨的發展。在「五五年體制」形成後的10年時間裡，它的社會支持率總體上保持在30%左右，1960年代中後期，它的社會支持率降到20%—30%左右；到1970年代中期，它的社會支持率進一步降到10%—20%這個區間。社會黨的這一發展趨勢，客觀上為自民黨的一黨長期統治提供了重要條件。社會黨走下坡路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組織上的原因。如前所述，社會黨從成立時起成分就比較複雜。由於立場和觀念的差異，成立後不久就矛盾重重，不久分裂為左派社會黨和右派社會黨。後來，由於形勢的需要，實現了兩黨的統一。但是，統一後的社會黨，並沒有消除黨內左右兩派之間的對立和矛盾，充滿著激烈的黨內鬥爭，這就使得社會黨成立後不久便開始了走下坡路。

  第二，社會黨雖然把自己定位為「階級的群眾性政黨」，但事實上它還是一個「議員政黨」。1970年代，在人口有1億多的日本社會中，社會黨黨員僅有4萬人，到1990年代也不過12萬。在黨員有限的條件下，社會黨主要依靠黨外的工會組織，而日本工會組織是獨立的政治組織，內部派系林立。因而，複雜的工會組織在支持社會黨的同時，也給社會黨黨內增加了更多的矛盾和鬥爭。

  第三，意識形態方面的原因。作為革新力量的主要代表，社會黨在長期鬥爭中，高舉理想主義旗幟，這固然是十分可貴的。但脫離現實的理想一方面會陷入空想和烏托邦，另一方面導致黨內鬥爭體現為不同理論主張之間的意識形態鬥爭。由於在這種鬥爭中，意識形態成為鬥爭的工具，所以各派所主張的意識形態就在鬥爭中教條化，從而使社會黨所堅持的理想空想化；而教條化的意識形態又進一步加劇了黨內鬥爭，於是社會黨在意識形態教條化下陷入了難以自拔的惡性循環。因而，意識形態的教條化導致社會黨的政策主張陷入嚴重的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之中，以至脫離現實，脫離選民。教條化使社會黨失去了團結和聯合其他在野黨的基礎和條件，同時使社會黨內部時刻都處於一種矛盾對立的狀態。

  社會黨的衰敗只是實力上的變化，而社會黨的蛻變則是性質上的變化。和社會黨實力上衰敗一樣，社會黨蛻變表面上是在短時間內完成的，但實際上已經歷了較長時間的積累，它一方面與自身實力嚴重衰敗有關，另一方面則與社會黨本身的右傾化有關。1960年代初的反安保鬥爭中，在左派力量的主導下，社會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在自衛隊、《日美安保條約》、日本的國旗和國歌、修改憲法等問題上與自民黨針鋒相對，從而樹立了革新政黨的形象。但是，到了1970年代，日本比較全面地實現現代化後，隨著形勢的變化，社會黨左派力量開始削弱，右派力量相應地在逐漸上升。到1980年代中期，社會黨在其提出的《日本社會黨新宣言——愛、知、力的創造》中，已明確表現出放棄馬克思主義，否定階級鬥爭的傾向。社會黨開始從馬克思主義轉向民主社會主義，這可以說是社會黨發生全面蛻變的前奏。在這一時期，社會黨雖然在理論和意識形態上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但在基本政策上還沒有什麼鬆動，依然與自民黨針鋒相對。

  社會黨的全面蛻變是在自民黨下台後出現的。1993年的選舉，對自民黨的打擊是致命的，同樣對社會黨也是致命的。這次打擊後，社會黨在日本政治舞台上的勢力開始面臨從未有過的挑戰，這種挑戰主要來自新成立的各保守政黨。

  首先，1980年代以來，尤其是冷戰結束後，日本國內的政治思潮發生了巨大變化。在政治鬥爭中，意識形態的因素日趨淡化，國民中保守意識逐漸增強，從而對自衛隊和《日美安全條約》的看法也發生了變化。據日本首相府1994年初所進行的調查，認為「按現狀堅持日美安保體制與自衛隊相配合保衛日本安全」的人占69%，認為現有防務力量比較適當的人占66%。[11]日本輿論認為，社會黨的非武裝中立政策脫離現實，近年來社會黨在大選中屢屢受挫，原因之一就是「非武裝中立政策在國民中已失去往日的號召力」。

  其次，作為社會黨階級基礎的工人運動明顯衰退。1970年代以前，日本勞資關係緊張，社會黨的基本政策得到工人群眾的廣泛支持和擁護。1980年代中期以後，中曾根內閣通過行政改革，對國營鐵路和其他國營企業實行民營化，勞資關係趨於緩和，使工人運動大大削弱，從而動搖了社會黨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在這一背景下，社會黨後援團體「日本工會總聯合會」和社會黨內部右傾思潮滋長蔓延，要求社會黨改變政策的呼聲日益高漲。1992年5月，日本工會總聯合會決定：「承認國家自衛權，制定防衛基本法，確立自衛隊的法律地位和依據。」此後，該聯合會會長山岸章一再敦促社會黨改變對自衛隊和《日美安全條約》的政策。在社會黨內部，上層人士大都主張改變政策。據《朝日新聞》對社會黨142名眾參兩院議員所進行的問卷調查，在做出答覆的94張問卷中，贊成村山關於「自衛隊符合憲法」，或認為村山有關講話是「不得已」的人占91%。[12]由工會總聯合會支持的「民主」派等右派，也極力主張社會黨修改安全防務政策。

  另外，冷戰格局的崩潰，使自民黨和社會黨在政策上的障礙減少，形成了社會黨易於主張自衛隊符合憲法的環境，出現社會黨內的左派和中間派全面支持村山的局面，這使其轉變路線變得容易起來。在1994年9月3日舉行的社會黨臨時代表大會上，與會代表以表決的形式通過了該黨中央提出的《我黨對當前政局的基本姿態》，追認了村山首相在國會上的答辯內容，這標誌著上述講話內容已成為社會黨的新政策。

  眾所周知，社會黨在戰後日本政治史上，曾在牽制自民黨長期政權方面發揮過巨大作用。但是，隨著社會黨基本政策的改變，這一維持近40年之久的政治格局被打破。尤其在防務政策方面，「非武裝中立」一直是社會黨的一貫基本方針，是該黨在安全和防衛政策上的理論支柱。社會黨改變政策以後，在安全防務政策方面，除日本共產黨和社會黨左派之外，日本其他各政黨已不存在根本分歧，「革保」界線越來越模糊。就社會黨而言，已失去其歷史作用和存在意義，具有50年光榮「護憲」傳統的「日本社會黨」已不復存在，社會黨的解體也就指日可待了。

  社會黨基本政策的改變，曾引起黨內外諸多人士的非議。圍繞自、社大聯合問題，社會黨內意見不一，爭吵不休。社會黨原委員長山花貞夫和原書記長赤松廣隆等人一度打算退出社會黨，但由於山花等人優柔寡斷，遲遲未見行動。正在這時，日本連續發生天災人禍。1995年1月17日發生了死亡6000餘人的「阪神大地震」，隨後，3月20日又發生了奧姆真理教製造的「地鐵沙林毒氣事件」，因此，山花等人的「離黨事件」暫時被擱置在一邊。到5月10日，山花等人終於脫離社會黨。輿論界認為，社會黨閣僚為保住大臣席位，採取在黨內反對《自衛隊修正法案》的立場，但在內閣卻採取承認自衛隊法修正案的立場，因而成為「雙重人格、雙重標準」的政黨：「在反對黨時代，社會黨無所不反對；一旦加入聯合政府，卻無所不全面贊成。」不過，客觀地講，既然與老對手自民黨握手言和，社會黨也便只有轉變政策這一條路，別無選擇。

  但是，與前兩屆聯合政權相比，村山內閣有以下幾個有利條件：第一，在國會內擁有穩定多數議席。日本國會內執政黨和在野黨的較量，最終決定勝負的一般不在政策方面，而是依靠「數」的力量，誰擁有多數議席誰就會在表決中取勝。由自民、社會、先驅新黨聯合的村山內閣共擁有眾議員295人，參議員163人，只要三黨內部不發生分裂，在野黨的倒戈攻勢就難以實現。加之社會、自民兩黨又占據著眾參兩院議長和多數委員會委員長之職，有利於控制國會。第二，聯合執政三黨領導人合作關係較前兩屆聯合政權緊密。前兩屆聯合政權雖然在「反自民黨」的統一目標下走到了一起，但「同床異夢」，矛盾重重。尤其是新生黨代表幹事小澤一郎和公明黨書記長市川雄一相勾結形成的「一·一陣線」，在幕後操縱聯合政權，引起社會黨和先驅新黨的強烈不滿，最後導致分道揚鑣。社會、自民、先驅新黨聯合政權雖也有矛盾，但在從原聯合政權手中奪取政權這一根本目標上是一致的。而且，三黨之間都有相互利用的一面。就自民黨而言，雖有假借社會黨「東山再起」的打算，但一時還難以獨掌政權，必須「先抬轎子後坐轎」，雖說沒有當上首相，但已有13人進入內閣並占據重要職位，總比在野要好。就社會黨而言，參加聯合政權，一可以摘掉「萬年在野黨」的帽子；二可以穩定黨內局勢，增強黨內左、中、右勢力的向心力，因為社會黨委員長畢竟當上了多年夢寐以求的首相，並有多人入閣，這對黨內各派都具有吸引力；三可以為翌年參議院和下屆眾議院選舉創造有利條件，保住並擴大社會黨的地盤；四可以借黨首出任首相之機順勢轉換黨的政策。就先驅新黨而言，通過參加聯合政權可以提高身價，鞏固內部團結，增強實力。第三，由於社會黨大幅度地修改了其基本政策，先驅新黨本來就與自民黨沒有根本分歧，所以聯合政權政策趨於一致，有利於三方合作與協調，各方能夠向相互理解的方向發展。

  村山內閣強調內政外交政策上的連續性。村山主張新聯合政權要尊重現行憲法，繼續推進政治改革、經濟改革和行政改革。經濟政策要以公正的市場經濟和自由貿易為基點，利用日本的經濟實力與技術，為冷戰後新國際秩序的形成做出積極貢獻。向世界表明日本不走軍事大國的道路，沒有實現核武裝的意圖。在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基本上繼承以往政權的政策，堅持日美安全體制，保持日本外交的連續性，努力消除各國對新政權的疑慮。主張與各國建立平等的外交關係，以「對話與協調」為基礎，開展有日本特色的和平外交。

  村山內閣重視改善日美經濟關係，以糾正貿易不平衡問題。主張日本努力擴大內需，放寬限制，促進美國對日進口，緩和兩國的矛盾。同時主張加強與亞洲各國的關係，明確表示對日本給亞洲各國帶來的戰爭責任，「要以謙虛的姿態進行反省，並在此基礎上認真考慮日本怎樣才能成為令這些鄰國信賴的國家」。1994年8月23日至30日，村山首相訪問了菲律賓、越南、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四國，目的是以經濟合作為基礎，密切同印支及東協的關係，確立與「東南亞新時代」相符的夥伴關係。關於朝鮮半島問題，村山主張實現日朝關係正常化，反對孤立朝鮮，主張推動美朝會談，通過對話解決朝鮮研製核武器問題。

  為了表示對過去戰爭的人道反省，村山內閣決定政府出資1000億日元，建立「亞洲交流中心」，以支援從亞洲地區來日本學習的留學生和青年的相互交流。這項長達10年的「和平友好交流計劃」從1995年度開始實施，並以日本投降50周年為契機，在亞太地區開展「未來導向型事業」。

  對毫無思想準備就登上首相寶座的村山來說，上任後雖然處理了一系列國內外和黨內外的重大問題，但上屆內閣遺留下來的提高消費稅、規制緩和、行政改革等棘手問題以及諸如阪神大地震和奧姆真理教等突發事件的發生，確實使村山感到應接不暇，力不從心。所以執政一年之後的1995年7月，由於社會黨在參議院選舉中失敗，村山一度產生將首相寶座讓給自民黨總裁、副首相兼外務大臣河野洋平的想法。只是由於自民黨未置可否，加之大藏大臣武村正義的反對，此事才不了了之。

  但是，村山政權始終面臨著原聯合政權在野黨的強大攻勢。加之並非首相之器的村山在處理阪神大地震和沖繩駐日美軍強姦日本少女等突發事件的遲緩，遭到在野黨和社會輿論的批判，村山政權頗感舉步維艱，1996年1月5日新年伊始，村山首相在記者招待會上突然宣布：「今天，我決定辭去首相職務。擔任首相之重任不知不覺已經度過了一年半，在最初的半年時間裡，努力推行了稅制改革、年金改革和政治改革。去年1月的阪神大地震，6000餘人失去了生命，此事至今在腦際繚繞。」[13]

  村山聯合內閣的下台與細川、羽田兩內閣有所不同，並不是在野黨直接倒閣的結果。由於社會黨改變了方針政策，主動與自民黨「接軌」，在村山內閣中，自民、社會兩黨議席大大超過半數，任何法案都能夠通過，應該說村山政權比人們預想的要穩定。那麼，為什麼村山迫不及待地宣布自己下台呢？按照村山本人的說法，原因有三：一、景氣開始回升，正是人心一新的大好時機；二、重建社會黨是當務之急；三、自身能力有限。

  不過，從根本上講，村山內閣從成立時起就是一個特殊情況下的特殊產物，註定它不可能是一個長期政權。成立之初，自民、社會、先驅三黨事先並沒有充分的時間進行基本理念和基本政策方面的協商。如前所述，自民黨只不過是在內閣成立前夕才大體上認可了社會黨和先驅新黨的政策，但並沒有涉及細節問題，三黨聯合只是一種「應急之舉」。正如時任自民黨幹事長的森喜朗所說：「自民黨有可能在新的選舉制度下處境不利。但是，我們不可能與以宗教團體為基礎的公明黨搞聯合，那麼剩下的只有社會黨了。」[14]所以，「五五年體制」下勢不兩立的自民、社會兩黨聯合從一開始就遭到舊執政黨方面的激烈批判。他們認為，社會黨和先驅新黨當初都是批判自民黨而上台的，如今又同批判對象自民黨聯合，這種聯合難道不是欺世盜名的「野合」嗎？另外，村山首相在未經黨內正常手續就擅自改變社會黨在《日美安保條約》、自衛隊、日本國旗等問題上的主張，對此，村山也受到來自黨內外的批判。因為這些主張都是與社會黨命運息息相關的基本政策，這些基本政策的改變，意味著社會黨失去作為政黨而存在的意義。

  不過，在自民黨看來，與社會黨聯合也並非一點根據也沒有。例如在《安保條約》和《日韓條約》等問題上，社會黨與自民黨之間雖然還有分歧，但當時社會黨已經擯棄了過去的教條主義想法，雙方在向一起靠攏，因此，在自民黨尚不能單獨執政的情況下，與社會黨聯合，建立一種超越「五五年體制」的體制，也不失為一種現實的選擇。自民黨國會議員、村山內閣自治大臣野中廣務認為：「與前面的八黨派聯合內閣相比，現在的三黨聯合更容易勾通……自社兩黨擺脫原來的隔閡，不斷協調、磋商，把政權維持下去。希望先驅新黨繼續發揮調節的作用，結束「五五年體制」，打開一條新的政治道路。」[15]

  野中所言，確有一定道理，由三個政黨組成的聯合政權，當然要比八黨派組成的聯合政權容易勾通。當年細川內閣為了確保過半數勢力，必須聯合八個黨派，其唯一的共同目的就是為了打倒自民黨一黨統治，一旦這一共同目標達到，在政策上就很難再達成一致。村山內閣則不同，自、社兩黨已經控制了國會半數以上，在數量上並不需要先驅新黨。又由於社會黨自身政策上的轉變，兩黨有了共同語言，所以聯合政權比預想的要順利。但是，一直力主政治改革的先驅新黨，雖然說在自、社兩黨之間發揮了一定的調節作用，但在規制緩和、行政改革等政策方面也不時與自、社兩黨發生衝突。

  對接任首相的村山來說，在與自民黨聯合問題上也還是有顧慮的。但同細川政權時代的小澤一郎和市川雄一等的人的專橫跋扈相比，自民黨還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村山還希望通過與自民黨聯手來改造社會黨。因為國際形勢也發生了變化，通過與有執政經驗的自民黨聯合，可以改變社會黨的形象，表明社會黨並不是專門在意識形態上與自民黨搞對立，還是可以在政策上相互競爭的。

  從社會輿論來看，村山內閣成立3個月後的1994年9月，《朝日新聞》所作的輿論調查表明，村山內閣的支持率為40%，比剛成立時增加了5個百分點（不支持率為36%，減少8個百分點）。但在與自民黨聯合的問題上，49%的人認為「不好」，大大超過認為「好」的19%。支持村山內閣的理由不是對其政策有好評，而是大都認為村山本人「和藹可親」，可見，對村山內閣的評價，主要源於首相個人的人氣。但是，一年多以後的1995年10月，支持率降至34%，不支持率上升到47%，[16]這從另一個側面也可以說明村山內閣辭職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