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自民黨政權的崩潰
2024-10-13 10:08:32
作者： 吳廷璆
宇野內閣辭職後，與竹下內閣一樣，又出現「後繼無人」的局面。鑑於後繼總裁的先決條件是不涉嫌「利案」醜聞，要給人以廉潔、正派的形象，所以在自民黨五大派中，與「利案」有瓜葛的竹下、安倍、宮澤和渡邊等派都宣布不推薦本派候選人。這樣，58歲的海部俊樹被推舉為自民黨總裁候選人。由於海部得到竹下、安倍和舊中曾根派中大多數人的支持，投票結果以279票的壓倒優勢當選，隨後組成第一屆海部內閣（1989.8.10—1990.2.28）。這樣，在金錢和女人方面都還算乾淨的「低年級政治家」海部俊樹粉墨登場，這也是一年之內更換的第三任內閣。海部的任期，形式上是到當年10月，但由於沒有競爭者，在10月31日的黨大會上再次當選為總裁，任期到1992年10月。
海部俊樹早年畢業於早稻田大學法學部，1960年以後連續10屆當選為眾議院議員，曾任自民黨副幹事長、內閣官房副長官和文部大臣等職，能言善辯，號稱「日本政壇一流的雄辯家」。海部自稱與數字「29」有很深的緣分，一生中有不少與「29」相巧合的事情：他於昭和二十九年（1954年）大學畢業，29歲時在第29屆眾議院選舉中當選為議員，在人生歷程中第二個29年（58歲）出任首相。29年前，他在母校早稻田大學發表演說時曾說，「29」總給他帶來好運氣，他要爭取在29年後當選為日本首相，如今此話果然兌現。[6]
政治改革是海部內閣成立後首先打出的一張王牌。
為了應付社會輿論對「利庫路特事件」的批評，在竹下政權末期便成立了以後藤田正晴為會長的政治改革委員會，開始正式研究政治改革問題。該委員會在竹下內閣辭職後、宇野內閣成立前的1989年5月22日，公布了《政治改革大綱》。
宇野內閣成立後，立即成立了以小林與三次為會長的第8次選舉制度審議會，審議會成員中，包括輿論界頭面人物多人。因為在鳩山、田中內閣引進小選區制時的失敗，輿論界群起而攻之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所以這次先把輿論界拉過來。該審議會於1990年4月26日向海部內閣提交了引進小選舉區比例代表並立制的提案《諮詢報告》，報告的核心內容是選舉制度的改革。所以可以說，海部內閣時政治改革的舉動，是以上述政治改革大綱和該審議會的《諮詢報告》為依據而展開的。
海部內閣成立約半年後的1990年2月28日舉行大選，由於在上次的參議院選舉中自民黨大敗，所以對這次選舉仍憂心忡忡。但結果獲得275票，總算還說得過去。大選之後，第二屆海部內閣（1990.2.28—1991.11.5）成立，並乘大選勝利的餘威，在幹事長小澤一郎的推動下，開始推行政治改革。但隨后海灣危機爆發，海部內閣只好一面應付海灣戰爭，一面處理政治改革問題。
6月29日，自民黨總務會決定向眾議院提出以《小選區比例代表並立制》（小選區選出300人，比例代表選出171人，共計471人，投票採取兩票制）為主要內容的「政治改革三法案」（《公職選舉法修正案》《政治資金規定法修正案》《政黨資助法》）。
對上述三法案，各在野黨理所當然地予以反對，就是在自民黨內，也有很強烈的反對意見。尤其是《小選區比例代表並立制》法案，早在鳩山內閣和田中內閣時就提出過，在野黨一直堅決反對，因為如果採用小選區制，對第一大黨自民黨絕對有利，而對在野黨則十分不利。自民黨的有些人之所以反對，是因為在某些選區，對某些派閥也會帶來不利影響。
但是，由於小澤一郎的極力堅持，海部還是採取了推行政治改革的行動。7月10日，內閣會議通過了自民黨總務會方案，並在8月的臨時國會上，向眾議院提交了相關法案。
但是，9月30日，眾議院政治改革特別委員會，懾於在野黨的強大壓力，以審議時間不充分為由，否決了上述法案，從而以「審議未了」的形式成為廢案。「誠實」的海部看到這一結果，聲稱「決心要打破僵局」，暗示要解散眾議院，舉行大選。但是，海部的舉動遭到自民黨各派的反對，宮澤、三塚和渡邊三派聯手反對海部連任，甚至一向支持海部的竹下派也準備「拋棄海部」。於是，海部放棄連任首相的打算，於10月5日決意辭職，宣布不參加下屆的自民黨總裁選舉。
海部宣布退出競選之後，竹下派曾一度想推出前幹事長小澤一郎競選總裁，小澤一郎如果接受出馬請求，再有另外一兩個派閥支持，小澤有可能當選總裁，但小澤以身體健康欠佳等為由予以推辭。於是，竹下派最後決定支持宮澤出馬。1991年10月27日，自民黨舉行總裁選舉。宮澤以壓倒優勢當選總裁。[7]隨後宮澤內閣（1991.11.5—1993.8.5）成立。
宮澤喜一畢業於東京大學法學部，畢業後考入大藏省，在東久邇宮內閣和吉田內閣時曾任大藏大臣的秘書，33歲辭去大藏省職務進入政界，任參議院議員。1962年43歲時擔任池田內閣經濟企劃廳長官。1967年開始當選眾議院議員，以後在數屆內閣中歷任大藏、通商產業、外務等重要大臣及副首相要職，有豐富的從政和外交經歷，是自民黨內資深才高的政治家。但因其特有的「官僚氣質」和「自鳴清高、孤芳自賞」的性格，遲遲未能登上首相寶座，直至歷經36年國會議員生涯，72歲高齡時才如願以償登上自民黨總裁和內閣首相寶座，可謂「大器晚成」。
日本的政治家大體可分為兩種類型：一類是注重政策的「理念追求型」，一類是玩弄權術的「權力追求型」，政界的主流是「權力追求型」，而宮澤屬於「理念追求型」人物，卻又不得不陷入權力之爭中，這也許正是宮澤久久不能登上權力頂峰的原因所在。這一方面是由於宮澤長期擔任與制定政策有關的職務，但主要還是宮澤的性格不太善於搞權力之爭。像他這種性格的政治家居然能登上整天沉溺於權力鬥爭的自民黨的頂峰可以說是非常例外的。
在自民黨五大派中處於第二位的宮澤派，一向被稱作「鴿派」的代表，繼承了自民黨的「保守主流意識」，多主張「寬容與忍耐」。宮澤與財界關係較深，所以財界對他出任首相頗為滿意，在野黨也表示接受。
由於宮澤派人多勢眾，宮澤本人又長期擔任黨政重要職務，所以成立之初曾被認為是「重量級內閣」「務實內閣」，重要閣僚多由具有實幹精神和實際能力的各派骨幹擔任。自民黨元老之一、竹下派領袖金丸信出任自民黨總裁，更為宮澤內閣增添了分量。
宮澤的基本政策理念是承認現行憲法，推行國際協調路線，也就是一方面以現行憲法體制為基本框架，一方面加以漸進式的改良，以便能夠適應國際形勢的變化。
宮澤內閣成立以後，在內政外交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業績，有人認為這是一個「有領導能力的實力內閣」，可能會是一個長期、穩定政權。但是，剛上任不久，宮澤內澤就陷入一場「金權政治」的困擾之中，發生了眾議員阿部文男受賄案。
阿部文男在擔任北海道和沖繩開發廳長官期間，利用職權向共和公司提供修築公路和建立體育設施等的信息，並對政府金融機構施加影響，為該公司提供低息貸款，從中收取賄賂。事發後，共和公司曾向10餘名政界要人行賄的內幕也披露於報端。1992年1月13日，阿部以受託受賄罪嫌疑被東京地方檢察廳逮捕。日本警方逮捕國會議員這還是16年來的第一次。此事給宮澤內閣以不小的衝擊，在3月8日參議院的宮城縣補選中，自民黨候選人因此而落選。
在阿部事件尚未了結的情況下，「東京佐川快遞事件」又成為世人關注的焦點。
佐川快遞公司是一個龐大的汽車運輸集團公司，在日本可以說赫赫有名，家喻戶曉。東京佐川快遞公司是該集團的骨幹，有雇員近4000人，營業額占佐川集團的20%。1980年代中期，東京佐川快遞公司總經理渡邊廣康已是與政界有廣泛交往的知名人物。1992年2月14日，渡邊因向政界要人行賄被捕，罪名是「特別瀆職罪嫌疑」。
渡邊被捕後，佐川事件迅速升級，核心人物便是竹下派人士金丸信等人。在審理過程中，渡邊供認曾捐出22億日元給12名政治家，其中5億日元交給了金丸信的秘書。金丸信對此事供認不諱。1992年8月27日，他在記者面前承認，他在1990年2月曾接受渡邊5億日元「政治捐款」，並說：「今天，我猛然醒悟，接受那些捐款是違反有關政治資金規定，違背政治倫理的行為。」為此，他做出決斷：辭去自民黨副總裁和竹下派「經世會」會長的職務，以表明對此事件負有責任。
金丸聲明辭職後，仍表示「將以一名議員的身分，繼續支持宮澤內閣」，意思是並無退出政壇之意。司法方面對金丸受賄5億日元一事，只是決定對金丸罰款20萬日元，而且罰金可以通過銀行匯付。但10月14日金丸還是被迫辭去了眾議員職務。
78歲的金丸信辭職後「告老還鄉」，花了3億日元重修住宅，安逸地度過了1993年元旦。然而，此時東京地方檢察廳仍在暗中調查金丸的另一樁大案——偷稅漏稅案件。3月6日晚，東京地方檢察廳舉行記者招待會宣布：「自民黨前副總裁金丸信及其秘書生原正久因涉嫌違反所得稅法被逮捕。」這條消息猶如晴天霹靂，震驚了日本朝野，日本新聞界連篇累牘地競相報導金丸案件。
據調查，金丸信在1987年至1989年間，與他的前秘書生原合謀，隱瞞了18.5億日元的收入，並且購置了日本債券信用銀行的減價金融債券，從中偷稅近10.5億多日元。[8]這種債券在購買時預先扣除銀行應付利息，一年期滿後銀行卻照債券面額金額兌現。由於是以無記名方式買賣的，購買者可自行保管或轉讓，深得蓄意隱瞞財產的人們的歡迎。
3月6日以後，檢察部門共派出專業搜查員及檢事150人，對金丸的住宅、辦公地點和相關企業進行了搜查，共聽取了1500餘人的證詞，收押了有關資料7000件，達900箱之多。3月13日和27日，東京地方檢察廳以違反所得稅法罪對金丸提出起訴和「追加起訴」。起訴事由要點包括：金丸信於1987年至1989年的3年內，共隱瞞所得收入18.5億日元，逃稅額達10.5億多日元。經查實，金丸信的私人財產總額不少於100億日元。這些收入的來源包括，東京佐川快遞公司及18家大建築公司的「政治捐款」。作為回報，這些建築公司可以得到承攬公共事業的建設工程項目（工程投資由政府撥給，承攬者可以得到數目可觀的利潤）等好處。[9]
金丸信生於日本山梨縣的一個釀酒商之家，早年大學畢業後應徵入伍，後因病返鄉承襲父業。1953年棄商從政，多次出任政府要職，歷任建設大臣、國土廳長官、防衛廳長官、副首相以及自民黨幹事長、總務會長、副總裁等職，長期充當日本決策人物的「高級謀士」和「智囊」，被稱為權傾朝野的日本政壇「教父」。金丸原屬田中派，田中病倒後，金丸遂與兒女親家竹下登另起爐灶，重立山頭，組成自民黨內最大派系「經世會」（即「竹下派」），控制著自民黨的人事和內務。
金丸擅長處理錯綜複雜的黨內派系紛爭，素有「首相製造器」「內閣遙控器」之稱，在內閣及黨內人事安排上有近乎決定性的發言權，宇野、海部兩內閣都是在他和竹下的支持下上台的。宮澤內閣也得到以金丸為會長的竹下派的全力支持，所以宮澤上台伊始，便請金丸出任自民黨副總裁，把一切黨內大權交付金丸。金丸退出政界，對自民黨和宮澤政權都是一個沉重打擊。
金丸落入法網後，日本國民紛紛走上街頭，舉行集會和遊行，反對政府和自民黨的腐敗。3月29日，東京地方法院批准金丸要求保釋的申請，金丸繳納3億日元保釋金後出獄，結束了23天的拘留所生活。但是，這時日本自民黨已經處在分裂、瓦解的前夜，自民黨政權的日子已經屈指可數了。
金丸事件給自民黨以前所未有的衝擊，同時也加劇了黨內派閥鬥爭，最終導致黨的分裂。
1992年5月7日，原自民黨副幹事長、熊本縣知事細川護熙率先脫離自民黨，成立新黨「自由社會聯合」，這一黨名實際上包含著自由民主黨的「自由」和社會黨的「社會」兩層意思，其用意是，一方面以「自由主義」為基軸，一方面又納入社會主義的平等理念，不久即改名為「日本新黨」，自任黨首，在7月的參議院選舉中獲得4個議席，超過民社黨，與日本共產黨持平。
1992年10月14日，金丸信被迫辭去國會議員職務，並決定不再參加下屆議員競選，這意味著金丸完全退出日本政治舞台。從此，竹下派分裂加劇，展開了爭奪竹下派會長之爭。10月21日，支持小澤一郎的竹下派成員召開誓師大會，決定擁立大藏大臣羽田孜為新會長，此舉引起派內支持小淵惠三副會長的勢力的強烈反對。10月22日，小淵派在小澤一郎缺席的情況下，擁立小淵為後繼會長。28日，小淵就任竹下派新會長。對此，推舉羽田孜的小澤派表示反對，提出「無效」，並宣布脫離竹下派，成立「改革論壇21」，竹下派走向分裂。12月18日，竹下派正式分裂為羽田派和小淵派，從此結束了竹下派控制自民黨的局面。
羽田派由羽田孜、小澤一郎等35名眾議員和9名參議員組成。小淵派屬於反小澤派，對政治改革持慎重或消極態度，但在人數上處於多數地位，擁有包括小淵惠三、橋本龍太郎等人在內的32名眾議員和34名參議員，所以是竹下派主流。[10]羽田派實權人物小澤一郎聲稱他代表自民黨的「改革派」，他同小淵惠三等人的鬥爭是「改革派」與「守舊派」之爭。小澤認為，蘇聯解體，美國實力下降，日本要想為國際社會多做貢獻，就必須「改革過去的政治體制」，「改變冷戰時期形成的政黨模式」，建立「兩大政黨體制」。但是，改革政治體制導致長達38年之久的以自、社對立為基軸的「五五年體制」和「自民黨一黨統治」的崩潰，意味著「保革聯合政權」的誕生，這是當時誰都始料未及的。
總之，掌握這次政治改革主導權的是執政的自民黨。圍繞政治改革問題，自民黨內出現三派勢力：一派是舊竹下派的小澤、羽田一夥，加上河本派的海部俊樹等人，共約200名國會議員，可稱之為「推進派」；與之相對立的一派是竹下派的小淵惠三和梶山靜六等人，可稱之為慎重派；另外還有一夥特別討厭小澤一郎的反對派。在這三種類型中又各自心懷鬼胎，打著不同的算盤。與此同時，在各在野黨中，也有各種不同的想法，有的堅決反對，有的認為可以進行有條件的改革。總之，當時多數人認為，「政治改革」是必要的，因為「五五年體制」這種不許政權交替的一黨統治，必然會壓制政治的活力，導致政治腐敗。但是，很多人又擔心，以小選舉區為核心的選舉制度的改革，只會更加削弱在野黨的力量，導致扼殺反對政治勢力的結果。而對自民黨來說，採用比例代表制，又有可能對自民黨帶來不利影響。鑑於此，政治改革究竟如何進行，每個人都心中無數，而在一般國民眼中，當時的所謂政治改革猶如一頭霧水，更不知所云。
在這種情況下，小澤、羽田等人，一方面促使自民黨內部「自我淨化」，一方面向在野黨表示將來有可能會出現政權交替的機會；而對廣大國民，則極力從理論上宣傳政治改革的正當性，以取得國民的支持。為此，他們必須首先阻止竹下派繼續掌權，一方面極力詆毀竹下派的主張，鼓吹人事更替的必要性；一方面宣傳必須廢除形成派閥溫床的中選舉區制，改為小選舉區比例代表並立制。按照他們的說法，每個選區選舉3—5名議員的中選舉區制，是議員賄選的溫床，而且為了爭取更多人當選，各派必然爭相投入大量選舉資金，而這正是貪污的原因之所在。然而，事實上，小選舉區所需資金更多，而且即使改變了選舉制度，派閥也不可能消除。
面對「改革派」的強大攻勢，以宮澤為代表的自民黨「守舊派」，承認自民黨「犯了錯誤」，承認自民黨在金丸事件後陷入了「嚴重危機」。但仍然認為自民黨是唯一能擔當執政任務的政黨，主張必須由自民黨一党進行政治改革。1993年4月2日，自民黨向眾議院提出了關於政治改革的4項法案：《公職選舉法法案》《眾議院選區劃定委員會設置法案》《政治資金規正法修正案》《政黨助成法案》。社會、公明兩黨也提出了相應的政治改革5項法案。從4月15日以後，政治改革相關法案在眾議院政治改革調查特別委員會開始正式審議。
在野黨對日本政府和自民黨在政治改革問題上的武斷做法極為不滿，甚至自民黨內的「實現政治改革年輕議員會」也於5月25日將一份有219名國會議員（占自民黨381名國會議員的57%）簽名的要求「與在野黨妥協，在本次國會實現政治改革」的意見書面呈首相。與此相呼應，5月28日，社會、公明、民社、社民聯、民主改革聯盟和日本新黨等六黨派首腦舉行會談，就「朝野各黨制定小選舉區比例代表連立制等法案」取得一致意見。這一舉動對當時在自民黨內日趨孤立的小澤·羽田派和熱衷於政治改革的年輕議員無疑是一大鼓舞。值得注意的是，參加這一會談的黨派，後來大都成為小澤·羽田「新生黨」成員和構成細川政權的母體。
宮澤首相看到這種情況，指示梶山靜六幹事長：「希望儘量制定一個好的妥協方案。」並在朝日電視台公開表示：關於政治改革，「無論如何要在這次國會解決，我們正在做工作」。[11]但是，梶山幹事長和佐藤孝行等實權派人物並沒有撤回原來的單純小選舉區方案。因此，自民黨政治改革推進本部代理本部長鹽川正十郎6月1日提出的朝野黨妥協方案「小選舉區比例代表並立制」未被採納（鹽川因此而提出辭呈）。6月14日，梶山幹事長在新自由主義經濟研究會上聲稱：關於政治改革，「兩年以後，我們將在參議院選舉中取得勝利，屆時我們要完成包括選舉制度在內的改革」。[12]這一發言引起自民黨內改革派的強烈不滿。翌日，自民黨159名改革推進派國會議員成立了「推進政治改革議員聯盟」，以對抗自民黨當權派。
6月16日，宮澤首相出席自民黨總務會，指示單純小選舉區制等4法案要在眾議院政治改革特別調查委員會通過。宮澤的做法引起在野黨的不滿。為此，社會、公明、民社、社民聯、民主改革聯盟、日本新黨等六在野黨、會派一致決定，向眾議院提出內閣不信任決議案。6月17日，日本共產黨除外的各在野黨聯合提出了對宮澤內閣的不信任案。6月18日，眾議院以255票對220票通過了內閣不信任案。造成這一始料未及的結果，是因為羽田派等的39人也投了贊成票。[13]於是，宮澤內閣不得不宣布解散眾議院。
這次內閣不信任案的通過，是戰後日本政治史上一個值得大書特書的事件。因為，首先，這次事件，在自民黨內部，是打破原來派系，按照是否贊成「政治改革」的理念重新進行的派閥之間的合縱連橫。其次是第一次打破了政黨之間的界限，按照問題的性質，產生了連反對黨都贊成的行動方式。政界重新組合，沒有這種意識上的變革恐怕是不可能的。
羽田派緣何造反？早在2年前，海部內閣曾著手進行選舉制度改革，當時羽田孜任自民黨選舉制度調查會會長，極力主張改革，遭到執政界之牛耳的自民黨副總裁、竹下派會長金丸信的反對，致使羽田提出的有關政治改革3項法案歸於泡影。如今，金丸被捕，自民黨瀕於分裂，自然是羽田派「報一箭之仇」的好機會。
另外，在野黨方面之所以敢在眾議院提出對宮澤內閣的不信任案，就是因為他們與小澤派代表羽田等人早有默契。17日，在野黨向眾議院議長櫻內義雄提交對內閣不信任案之後，羽田便公開表示：如果內閣不採取延長國會的措施使政治改革方案在本屆國會內通過，那就只好贊成在野黨的不信任案。6月18日，有18名自民黨眾議員未參加投票，包括羽田派在內，有39人「造反」投了贊成票，此外還有11名自民黨眾議員宣布退黨。投票結果，以255票贊成，220票反對通過了內閣不信任案。所以，對自民黨來說，「六·一八政變」不僅意味著宮澤政權的壽終正寢，而且宣布了「五五年體制」的終結。當天日本各大報紙均以「自民黨分裂」的大號黑字為標題，抨擊自民黨的腐敗政治及「不思反省的頑固態度」。《朝日新聞》社論一針見血地指出：「政治醜聞難道不是導致這種結果的必然因素嗎？」
宮澤首相也自有其難言之隱。他在不信任案通過後，接受電視記者採訪時說：「我並非想對國民撒謊。時至今日我更深深地感到了政治改革的難度。」的確，自1980年代中期以來，歷屆內閣都把政治改革作為最重要的課題，然而最終無不被它碰得頭破血流。
隨著不信任案的通過，自民黨開始走向分裂。不信任案被通過後，自民黨政治改革推進本部事務局局長武村正義代表10名眾議員提出退黨申請，21日宣布成立「先驅新黨」。隨後，羽田和小澤於23日帶領44名國會議員成立「新生黨」。同一天，自民黨內另外80餘名議員以海部俊樹為核心宣布成立「自民黨政治改革推進議員聯盟」，聲稱與黨內「慎重派」劃清界限，繼續推進政治改革，使自民黨孕育著再次發生分裂的危險。
羽田、小澤從自民黨拉出隊伍後，與社會黨、公明黨、民社黨、社會民主聯合四黨舉行會談，就大選後建立聯合政權問題達成了一致意見。而先驅新黨卻與日本新黨醞釀合作。脫離自民黨的新生黨和先驅新黨分別與在野黨以及日本新黨討論合作、建立聯合政權問題，這在過去是從來沒有過的，此舉無疑使自民黨陷入更加嚴重的危機。據《日本經濟新聞》6月29日的輿論調查，宮澤內閣的支持率僅為5.8%，比當年的宇野內閣還低。而自民黨的支持率僅28.6%。[14]
經過一個月的躁動，重新確定日本政壇格局的眾議院大選終于于7月18日揭曉。結果是：自民黨獲223席，未過半數；社會黨由原來的137席降至70席，成為38年來的最低點；日本新黨第一次參加大選就獲35席；新生黨獲55席，比原來增加19席；先驅新黨獲13席，比原來也增加了3席；民社黨15席比原來增加1席；共產黨15席，比原來減少1席；社民聯4席，與原來持平。這次選舉結果，自民黨固然由於新生黨和先驅新黨的「跑票」而大敗，但更慘的是社會黨，竟減少了將近60席，減少的議席跑到日本新黨和先驅新黨那裡去了。
縱觀這次大選，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新黨派議員大增引人注目。日本新黨、新生黨和先驅新黨這3個新黨派所獲議席數占眾議院總議席數的五分之一，表明日本國民對傳統政治的厭倦心理，希望新成立的黨派能在刷新日本政治方面有所作為。三個新黨在選舉時高舉「推進政治改革」和「結束自民黨一黨統治」的旗幟，起到了鼓動民心的作用；第二、社會黨慘敗同樣引人注目。社會黨慘敗的原因表面上看是諸多新黨奪走了本應屬於社會黨的票，但實際上是該黨的政策走向不明朗，在安全保障、防衛等重大問題上態度曖昧。另外，冷戰局勢的結束和大批工會會員脫離政黨也是導致社會黨失敗的重要原因；第三、自民黨議席雖然未過半數，但獲得223席，與議會解散時的222席基本持平。這說明日本選民雖對自民黨不滿，但也希望政治相對穩定。
總之，這次大選結果所反映出的日本民意基本上是希望穩定和革新。所形成的格局，表面上是自民黨、3個新黨和社會黨的「三足鼎立」，實際上是意味著「五五年體制」的瓦解和自民黨一黨統治的終結。取而代之的是日本新黨和從自民黨分裂出來的新生黨及先驅新黨取得重大勝利。這意味著日本「總保守」勢力大增，日本政治向「總保守化」邁進，它標誌著日本政局向多黨政治時代邁出了第一步。
1993年7月22日，宮澤首相為承擔自民黨分裂和大選失敗的責任而引咎辭職。宮澤在其執政的1年零9個月中，在開展首腦外交和恢復泡沫經濟崩潰後的日本經濟以及應付冷戰結束後的國際形勢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一定的成績，但執政38年的自民黨畢竟「毀於」宮澤之手，這不能不說是宮澤內閣的「悲劇」。看到宮澤的下場，於是日本有人將自民黨第十五代總裁宮澤喜一比做德川幕府最後的第十五代將軍德川慶喜。這種比喻是否恰當姑且不論，而人們更關心的，是宮澤之後日本是否真的能實現政治改革。
這裡，我們不妨再簡單回顧一下自民黨政權的崩潰過程。自民黨由於兩次金丸事件（1992年夏天曝光的「東京佐川快遞事件」和1993年3月的因偷稅漏稅而被捕事件）的衝擊，而完全失去了國民的信任；1993年6月，圍繞政治改革問題自民黨發生分裂，小澤一郎等改革推進激進派形成，致使宮澤內閣不信任決議案獲得通過；隨後數十名國會議員集體退黨，並打出新生黨和先驅新黨的旗號，從而自民黨在眾議院失去了過半數席位，隨後在7月18日的大選中只獲得半數以下議席。在這一自我崩潰過程中，自民黨首腦宮澤首相的優柔寡斷最終把自民黨送上了「斷頭台」。
注釋
[1]菊池久：《首相竹下登》，皮普爾社1987年版，第24頁。
[2]《朝日新聞》1989年5月29日，第14版。
[3]王振鎖：《自民黨的興衰—日本「金權政治」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3頁。
[4]王振鎖：《日本戰後五十年》，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年版，第365頁。
[5]北岡伸一：《自民黨》，讀賣新聞社1995年版，第237頁。
[6]蔣豫浙：《過渡性首相海部俊樹》，見《半月談》1989年第17期，第50、51頁。
[7]北岡伸一：《自民黨》，讀賣新聞社1995年版，第253頁。
[8]《朝日新聞》政治部、社會部編：《權力的代償》，朝日新聞社1993年版，第55頁。
[9]《朝日新聞》政治部、社會部編：《權力的代償》，朝日新聞社1993年版，第54、55頁。
[10]田中浩：《戰後日本政治史》，講談社1996年版，第344頁。
[11]田中浩：《戰後日本政治史》，講談社1996年版，第348頁。
[12]同上書，第349頁。
[13]田中浩：《戰後日本政治史》，講談社1996年版，第350頁。
[14]森田實：《政界大亂》，東洋經濟新報社1993年版，第1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