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佐藤政權的主要政績
2024-10-13 10:07:30
作者： 吳廷璆
如前所述，佐藤之所以長期掌握政權，很大程度上得惠於時代的恩賜和機遇，從這一意義上說，佐藤可算是時代的幸運兒。但是，佐藤上台伊始，便趕上一次經濟大蕭條，這又是他幸運中的不幸。
在經過幾年的連續高速增長之後，從1964年10月開始，日本經濟出現蕭條局面，進入1965年，蕭條繼續加劇。佐藤內閣於1964年11月上台後正好趕上這次大蕭條。對1965年的經濟蕭條，日本經濟界內部存在兩種對立的意見。一種意見認為，作為糾正「高速增長弊病」的方法，應該採取解除金融緊縮、增加有效需求來恢復經濟平衡；另一種意見認為，應該通過堅持金融緊縮來剔除高速增長時代積累下來的「暄肉」和水分。著名經濟學家下村治、高橋龜吉等人支持前一種看法，而以批判池田內閣高速增長政策上台的佐藤內閣，尤其是當時的大藏省，則強烈堅持後一種看法。1965年6月，佐藤內閣決定，將原來預算中的公共事業費、政府機構費用等凍結10%（約1000億日元）。
但是，當衰退進一步惡化以後，7月27日，政府又決定採取刺激經濟的財政政策：解凍6月份凍結的10%預算中公共事業費等850億日元；增加財政融資2100億日元，擴大住宅、國鐵等事業規模；採取減稅措施並發行國債。另外，佐藤內閣還降低法人稅，作為刺激景氣的政策之一，將法人稅降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起到了加速經濟增長的作用。
1965年蕭條，當時日本經濟界人士大都認為是戰後最嚴重的「結構性蕭條」。但是，這次蕭條在1965年10月達到谷底，此後，直至1970年7月，日本出現了長達57個月的長期繁榮，景氣延續時間創戰後最長記錄，一般稱之為「長期繁榮」，又叫做「伊奘諾景氣」。
「伊奘諾景氣」的實現，標誌著日本成為名副其實的經濟大國。1966年日本經濟的實際增長率為13%，以後直至1970年為止的5年間，實際經濟增長率平均達11.6%（名義增長率為17.3%），超過了神武景氣（1955—1957年）和岩戶景氣（1958—1961年）時的增長率，所以被認為是「超高速增長」。
高速增長使日本在經濟上的國際地位迅速提高。1965年日本的GNP為883億美元，在美國、西德、英國、法國之後，居資本主義國家第5位。到1968年，即明治維新100年之際，日本的GNP達1419億美元，超過聯邦德國，僅次於美國，躍居第二位，日本已經成為一個經濟大國。從此，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蹟引起世界的廣泛關注，各國學術界掀起一股研究日本的熱潮。
在聲稱「糾正高速增長弊端」的佐藤內閣時期，高速增長反而更快、時間更長，這是為什麼呢？原來，標榜「穩定增長」的佐藤內閣，實際上是保留並強化了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體系。早在1962年，佐藤在舊金山召開的美國經濟開發委員會理事會（CED）上就說過：「我認為，不僅池田首相，誰擔當日本政權也要儘量維持高速經濟增長，通過經濟高速增長來消除貧困和社會不穩定，是日本政治家的任務，是政治穩定的前提。」[24]在第一屆佐藤內閣時期之所以強調「經濟的穩定增長」，只不過是為了對抗池田內閣而作的姿態而已。佐藤在池田內閣末期競選總裁時，曾對池田的高速增長政策提出批評，認為池田「過分重視高速增長，中小企業政策和農業政策相對滯後」。佐藤認為，過快的技術革新、產業現代化、新產業城市建設等地區開發所引起的劇烈的社會變動，有必要加以認真對待，所以曾提出「社會開發」這一口號。
所謂「社會開發」，就是將伴隨技術革新、城市化、經濟增長而帶來的社會摩擦減少到最小限度，使其直接與國民福利的提高掛上鉤。但是，從1966年以後國民生產總值的實際增長率來看，每年都超過10%，比池田內閣時期還高，而國家在社會福利方面卻幾乎毫無進展，佐藤所主張的「社會開發」的口號並沒有真正兌現。可以說，在佐藤內閣期間，「日本經濟是任其自然地發展下去的」。[25]
佐藤時期日本經濟之所以出現高速增長，外部原因也是一個不可忽略的因素。美國自從甘迺迪政權採取積極增長政策以後，從1961年到1969年，連續保持了100個月以上的繁榮；義大利從1965年1月到1969年秋，也大體保持了長達58個月之久的經濟繁榮；稍晚，1967年和1968年，聯邦德國和法國也先後從經濟衰退中掙脫出來，轉為景氣上升。這種國際性的經濟繁榮無疑對日本經濟的高速發展起了促進作用。
由於國民經濟的高速發展，社會結構和國民生活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各地方自治體紛紛制定招徠企業的條例，一哄而上吸引企業家到本地辦廠。於是，政府、財界和地方自治體聯合在太平洋沿岸地帶逐步建起大型聯合企業。但與此同時也出現了不少社會問題，例如工業化帶來的公害問題、汽車劇增而導致的交通問題以及勞動力外流而造成的農村人口「過疏」問題等。尤其是大氣污染、河流污染等公害現象日益嚴重，佐藤內閣一方面繼續貫徹經濟高速增長政策，一方面將社會保障、公害對策、中小企業政策和農業政策結合在一起開展防止公害的立法工作。
1966年8月厚生省的諮詢機構「公害審議會」的《中間報告》，是官方機構關於公害的具體方針的最初文件。它以「公害對策應與產業發展相協調」為原則，列舉了公害製造者、政府和自治體對環境治理各自應負的責任等。通產省、自治省和建設省以這個《中間報告》為契機，互相爭奪對公害對策的主導權，紛紛發表了各自的對策和意見。
厚生省1966年11月發表的《公害對策基本法》（暫稱）試行綱要，因與公害有關係的15個省廳強烈要求修改而幾成廢案，但到第二年5月，政府方案終於成立，後經國會修改而通過，並於同年8月公布。但基本法是原則性立法，它的具體實施還需要單行立法，而在單行立法沒有制定出來期間，公害問題仍頻頻發生。根據自治省的調查，至1969年7月底，有32個都府縣制定了公害防止條例，到第二年8月底達到了44個，於是，形勢為之一變。在1960年代前半期，自治體首長的競選者多以「開發和招徠工廠」為口號，而後半期則把口號改為「福利和拒絕大企業進入」。於是，電力、石油、鋼鐵等公害產業進入地方就很難了，而政府和財界也拋棄了1961年《全國綜合開發計劃》（簡稱「全綜」）的據點開發方式，轉而在邊遠地區，以政府和民間合作的方式，建設與新幹線、主幹公路、立交橋、隧道、機場、電報電話等相配套的網狀超大型工業基地。這就是1969年5月內閣會議決定的《新全國綜合開發計劃》（簡稱「新全綜」）。
1970年連續發生鉛公害、光化學煙塵公害等，日本人民反公害運動日益高漲。7月，政府設立了中央公害對策本部；11月，向臨時國會提出有關公害的14個法案，隨後這些法案相繼成立。這些法案刪去了基本法中「應在謀求與經濟的健全發展相調和的同時保全生活環境」的條款，並按憲法第二十二條的規定，確認「在確保國民健康以享有文化生活的基礎上防止公害是極為重要的」。土壤污染亦被列為公害的對象，明文規定了企事業單位對處理廢棄物的責任，並對自然環境的保護作了規定。
面對高度工業化帶來的爭議，國民的反對運動、革新自治體的壓力、新聞界的批判日益擴大，政府和財界、大企業不得不對此採取相應的對策。於是，自民黨政府開始致力於擴大社會開發，重視社會福利和城市政策。
在經濟政策上，佐藤基本繼承了池田路線，而多少有所發展的是在外交方面。對佐藤來說，外交方面的最大功績莫過於沖繩施政權的收復。吉田茂曾經說過「在戰爭中失去的領土，靠外交談判來收復，這是前所未有的壯舉」，是「敗於戰爭，勝於外交」。佐藤收復沖繩施政權，具體體現了恩師吉田茂的遺願。
沖繩問題是戰後日美之間長期懸而未決的問題。1945年6月23日，美軍占領了沖繩島。此後，美國為推行其亞洲戰略，封鎖、遏制中國，蓄意將沖繩作為它在亞洲戰略體制中的重要軍事基地長期占領。
長期以來，美軍在沖繩建立了大批軍事基地，駐有美軍第七艦隊、遠東空軍和核飛彈部隊。岸信介內閣時，為國內輿論所迫，也向美國提出歸還衝繩和小笠原群島問題。但美國政府態度強硬，不肯讓步。
1964年7月，佐藤與池田競選自民黨總裁時，出於選舉對策上的考慮，正式表示過解決沖繩問題的決心，他在出馬聲明《向明天挑戰》中說：「日本應在日美夥伴關係中抓緊時機，要求美國歸還衝繩。同時，日本也將真誠地信守關於沖繩的《特別基地協定》。」[26]1965年1月，佐藤就任首相後初次訪美時，向詹森總統提出了要求歸還衝繩的問題。但是，當時佐藤也只是抱著「姑且先提出來」的態度，並沒有指望美國會輕意地答應歸還。
促使佐藤真正下決心要求歸還衝繩的，是1965年8月對沖繩的訪問，這是戰後以來日本首相第一次訪問沖繩。他當時發表聲明說：「我深知，只要未實現沖繩歸還祖國，對我國來說，戰後就沒有結束。」[27]佐藤從沖繩訪問歸來後，指示有關閣僚擬定沖繩問題的對策，成立了沖繩問題閣僚協議會，並先後制定了義務教育費由國庫負擔一半、免費發放教科書、經濟援助等對策。同時也開始研究關於收回施政權的方式。
當時美國政府雖表面上沒有改變其基本態度，但由於沖繩人民對美國統治的不滿情緒日漸激烈，美國政府內部已開始出現「現有方式難以為繼」的看法，著手研究「可否在保留現有基地的前提下將島嶼歸還日本」的問題。原駐日大使賴肖爾和親日派元老、參議院議員曼斯菲爾德等人也力主美國政府及早解決沖繩問題。但是，美國政府在歸還衝繩施政權問題上做出讓步的「補償」條件是要求日本更明確地承擔起在遠東戰略中的責任。
進入1966年，日本開始提出幾個歸還方案。8月，首相府總務長官森清首先提出一個「教育權分離歸還」的方案。1967年1月，佐藤希望「施政權一攬子歸還」，否定了「教育權分離歸還」的設想。隨後，外務次官下田武三提出施政權歸還的前提條件是「允許美軍自由使用核基地」的主張，立即遭到社會輿論的譴責。關于歸還方式，這時佐藤的想法是既不是「帶有核基地的歸還」，也不是「撤除美軍基地後的歸還」。8月，佐藤把「沖繩問題懇談會」改組為「沖繩問題等懇談會（新沖懇）」，並將其直接隸屬於首相。
1967年11月，佐藤首相第二次訪美，再次就歸還衝繩和小笠原群島問題與詹森總統會談，並發表《聯合聲明》，雙方表示「在兩三年以內」歸還衝繩。也就是要趕在1970年《日美安保條約》期滿延長之前解決沖繩問題，以避免沖繩問題與《安保條約》問題攪在一起。這次會談雖然在歸還衝繩問題上從美方取得了一定的原則性保證，但日本卻被納入了美國的遠東戰略體制，因此遭到在野黨的批判和沖繩人民的反對。
歸還衝繩的日美談判，焦點集中在歸還當地行政權後，駐沖繩美軍是否擁有核武器問題上。美國一直堅持「保留現有基地」的基本原則，所以對「撤除核武器」持強烈抵制態度。日本外務省認為，《日美安保條約》及有關規定要完全適用于歸還後的沖繩是有困難的，有必要專門對沖繩作出一個「允許配備和運進核武器的特殊規定」。
但是，以社會黨為首的在野黨則主張沖繩要「與本土一樣撤除核武器」。自民黨的一部分人也同意這一主張。曾以外相身份參加歸還衝繩談判的三木武夫，辭去外相後出馬競選總裁時就明確表示：「關於沖繩基地的處理問題應該同本土一樣進行談判。」佐藤則反駁說：「與本土一樣歸還，作為目標是可以考慮的，但不能一開始就以此為前提進行談判。」並且說：「讓三木這樣的人擔任外相至今，是我的一個失誤。」[28]
奉行「等待政治」的佐藤，這時處於美國和國內反對勢力的夾擊之中。他大約有一年時間堅持說「基地的狀態如同一張白紙」，根本不提「帶有核武器」還是「撤除核武器」。實際上他傾向於「即使帶有核武器，也應爭取早日歸還」。但這一意願又同佐藤本人所提出的「不生產、不擁有、不運進核武器」的無核三原則相矛盾。所以佐藤只說「如同白紙」這類模稜兩可的話，以爭取時間，等待時機成熟。
1968年11月，美國總統選舉，詹森宣布不競選連任，於是，曾在艾森豪總統時任副總統的尼克森當選總統，尼克森在岸信介時代曾兩次訪日，與佐藤也有一定私交。不久，佐藤以過數選票，第三次當選自民黨總裁，並對內閣進行了改組，愛知揆一出任外相，在人事安排上做好了收復沖繩的準備。此時，佐藤認為解決沖繩問題的時機已經成熟，於是改變了態度，表示要「像本土一樣撤除核武器是對美交涉的出發點」。佐藤態度的這一轉變，是因為當時從美方得到了「也可以撤除核武器」的信息。而美國態度的轉變，是由於美國核戰略發生變化的緣故。另外，1969年春天展開的以反對安保和沖繩問題的大學紛爭愈演愈烈，致使東京大學的春季招生被迫中止，這也是促使佐藤下決心解決沖繩問題的原因之一。
1969年6月，愛知外相訪美，就沖繩問題向美國總統表明日本政府的如下立場：
（1）沖繩行政權至遲於1972年內歸還日本；
（2）對歸還行政權後的沖繩，適用於《日美安保條約》及其有關諸協定，與本土同等對待之。
以後，日美雙方又經過多次協商，在基本上達成一致意見的情況下，1969年11月佐藤訪美，決定按照「與本土一樣撤除核武器」的方式於1972年歸還衝繩。但是，雙方在這裡有兩個重要的前提條件：一是包括沖繩在內的日本的美軍基地，不僅是為了防衛日本，而且也是為了確保遠東的安全。基於這一認識，日本則保證，一且有事，對美軍的活動得予以積極的協助；二是在《聯合公報》中規定，日本「不得損害美國關於事先協商制度的立場」，即「美國可以撤除核武器，但在緊急時刻應為運進核武器而保留事先協商的權利」。這顯然是加強了日美安保體制。
對此，在野黨雖然進行了追究，但自民黨極力宣傳「在戰爭中失去的領土，通過外交談判收復回來」這一道理來蠱惑人心，而且佐藤訪美回國後表示：「1972年沖繩歸還後仍堅持非核三原則。即使遠東有事時進行運進核武器的事先協商，也要遵守這一原則。」因此，當時的社會輿論調查表明，日本大多數人認為，歸還衝繩問題「從總的情況看是成功的」。
自民黨藉此東風，迎接1970年6月《日美安保條約》十周年期滿時間的到來，同時為自動延長這一條約大肆進行活動。各在野黨原計劃在《日美安保條約》自動延長之前開展一次大規模的反安保鬥爭，但由於佐藤內閣在沖繩歸還問題上的勝利和在野黨內部的不協調，「70年安保鬥爭」與十年前的「60年安保鬥爭」相比大為遜色，1970年6月22日，佐藤內閣為了避免修改《安保條約》引起混亂，決定《日美安保條約》「自動延長」，因為自動延長不需要國會批准。在野黨雖然也想掀起反對鬥爭，但由於內部不團結，反對鬥爭沒有形成氣候，這樣，佐藤內閣便從容地度過了「1970年安保」這一關，而且在1970年10月的自民黨大會上佐藤第四次當選總裁，繼續執掌政權。
在1971年10月開始的沖繩問題國會上，社會黨、公明黨、民社黨與自民黨內的親華派聯合，開展了打倒佐藤內閣的活動。11月初，因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和纖維談判問題對福田外相和田中通產相提出的不信任案被否決後，便轉而審議《沖繩歸還協定》。社會、公明、民社三黨認為「撤走核武器，與本土同樣化」是騙局，反對《歸還協定》，要求重新談判。
美國方面，參議院於11月10日批准了《歸還協定》。佐藤內閣無路可退。為了對付在野黨拖延審議的戰略，自民黨突然在17日由特別委員會強行表決通過《歸還協定》。自民黨主張，特別委員會的表決有效，要求眾議院正式會議批准；而在野黨則聲明表決無效，提出反對意見，要求將決議退回特別委員會。眾議院議長出面斡旋，但在野黨拒絕妥協，國會陷入空轉狀態。
強行表決通過和國會空轉之後，群眾運動開始擴大。在沖繩，從10日凌晨零時開始，舉行了由沖繩縣「祖國復歸協議會」發動的第二次大罷工。大罷工的口號是：實現完全歸還，重新開始歸還談判，粉碎《歸還協定》，阻止通過有關法案。全軍勞、縣教組、官公勞、自治勞等團體約有10萬人參加了罷工，（據鬥爭委員會稱）這是戰後在沖繩舉行的規模最大的罷工。
在11月19日的全國統一行動中，一些學生同警官發生了衝突，日比谷公園的一座樓房被放火燒毀，一名守衛人員在衝突中死亡。在首都周圍地區，反對的浪潮尤高。19日在代代木公園舉行的中央大集會，據主辦單位稱有27萬人參加（據警視廳調查，為78000人）。根據警視廳收集的材料，全國46個都道府縣有883個地方、共有526000人參加了這一天的統一行動。[29]社、共兩黨要求佐藤內閣下台。
在國會連續空轉三天期間，自民黨內部出現了強行召開眾議院正式會議的強烈呼聲，但也有人反對強行通過，他們認為，如果這次由眾議院正式會議強行表決通過，則有可能出現與1960年安保鬥爭相似的動亂。
在20日下午舉行的自民、社會、公明、民社四黨幹事長、書記長會談中，自民黨幹事長保利茂極力說服在野黨。公明黨表示，「如果政府和自民黨贊成非核三原則和縮小沖繩基地的決議案」，則公明黨準備妥協。民社黨也表示與公明黨同步。保利茂接受了公明黨的要求。特別委員會和眾議院正式會議在社共兩黨缺席的情況下召開，《歸還協定》終於成立。
沖繩施政權的歸還可以說是佐藤政權在外交方面最值得載入史冊的政績，除此之外，日韓關係正常化的實現也似乎應寫上一筆。
日本與韓國締結《日韓基本條約》的會談始於1950年10月。佐藤上台伊始，於1964年12月就以積極姿態重開第七次日韓會談。翌年2月，佐藤派外相椎名悅三郎訪韓，草簽了《基本條約》；4月，就爭論已久的漁業、經濟合作、在日韓國人法律地位等問題達成初步協議；6月，就竹島問題達成妥協並正式簽署了《日韓基本條約》和各項相關協定。是年末，在在野黨強烈反對的情況下國會強行通過了該條約。佐藤為什麼迫不及待地簽訂《日韓條約》？從國際上講，當時越南戰爭日趨激烈，中國進行了第一次核實驗（1964年10月），蘇聯的赫魯雪夫政權垮台（1964年10月）等，這些事態都給一貫反共的佐藤以衝擊，他認為，日韓兩國有必要儘快聯合起來應付千變萬化的國際形勢。
但是，《日韓條約》的簽訂遭到日本國內外輿論的批判。因為該條約加深了朝鮮半島的分裂，單方面與韓國簽約等於無視朝鮮的存在，形成了事實上的東北亞反共聯盟。正如《紐約時報》（1965年6月28日）所指出的那樣：「日本對韓國做出了重大讓步。韓國不穩定的經濟，通過日本政府和民間約數十億美元的援助（其中約三分之一為無償贈予），在今後10年內將大大增強。東京政府承認漢城政府為朝鮮半島的唯一合法政府，這就是在對平壤的政治鬥爭中給韓國的強有力支持。」[30]
與日韓關係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日關係。佐藤首相在組閣後第二天的記者招待會上曾說：「日韓交涉和中共問題是日本面臨的外交基本問題，也是寄予佐藤內閣的重要問題。」[31]承認日韓、日中關係是日本外交的兩大課題。但實際上，佐藤在這兩個問題上卻採取了截然相反的態度。佐藤上台後，日台關係更加密切，而整個中日關係則屢屢出現危機，反而比池田內閣時代大大後退了。佐藤在對華政策方面，雖然在口頭上一直表示要改善同中國的關係，但始終沒有具體的實際行動。他的發言只是「對國內輿論圍攻的一種進攻性防禦」，「僅僅是為了選舉的口頭應酬話」。[32]
佐藤內閣在發展和改善與中國的關係方面沒有具體的措施，但卻在惡化中日關係方面逐漸有了行動。1964年11月20日，剛剛成立的佐藤內閣拒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市長彭真赴日參加日共第九次大會，隨後在第十九屆聯合國大會上反對恢復中國的合法權益。1965年以後，佐藤指責中國是「紅色帝國主義」，並在中日經貿關係上製造種種障礙。1967年9月，佐藤訪問台灣，並提出台灣地位未定論。1969年11月訪美時發表《日美聯合公報》聲稱：「維護台灣地區的和平與安全也是日本安全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當然，實事求是地講，1960年代後期，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也是影響中日兩國關係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中國國內政治、經濟狀況混亂的背景下，要求中日關係取得實質性的進展也是不太現實的。
注釋
[1]佐藤寬子：《首相夫人秘錄》，朝日新聞社1974版，第217—219頁。
[2]村上勇：《激盪的三十五年之回想》，產經新聞社1978年版，第135—136頁。
[3]大野伴睦：《大野伴睦回想錄》，弘文堂1962版，第152—155頁。
[4]升味准之輔：《現代政治》上卷，東京大學出版會1986年版，第106頁。
[5]渡邊恆雄：《派閥與多黨化時代》，雪華社1967年版，第64頁。
[6]北岡伸一：《自民黨》，讀賣新聞社1995年版，第107頁。
[7]伊藤昌哉：《池田勇人》，至誠堂1966年版，第232頁。
[8]伊藤昌哉：《池田勇人》，至誠堂1966年版，第121頁。
[9]古巴飛彈危機，又稱「加勒比海危機」或「古巴十月危機」。1960年代初反映美蘇爭霸和美古矛盾的國際。
[10]北岡伸一：《自民黨》，讀賣新聞社1995年版，第111頁。
[11]石川真澄：《戰後政治史》，岩波書店1995年版，第100頁。
[12]北岡伸一：《自民黨》，讀賣新聞社1995年版，第113頁。
[13]有澤廣巳主編：《日本的崛起—昭和經濟史》，日本經濟新聞社1976年版，第427頁。
[14]伊藤昌哉：《池田勇人》，至誠堂1966年版，第62頁。
[15]升味准之輔：《日本政治史》第四卷，東京大學出版會1988年版，第1078頁。
[16]升味准之輔：《日本政治史》第四卷，東京大學出版會1988年版，第1096頁。
[17]升味准之輔：《日本政治史》第四卷，東京大學出版會1988年版，第1099頁。
[18]1963年8月，日本政府實行貿易自由化後，農林省對遭受衝擊的日本製糖業決定給以扶持政策，共和製糖公司總經理菅貞人趁此機會向政府有關部門行賄，從而獲取建立製糖聯合企業的大批資金，事發後稱為「共和製糖事件」。
[19]「黑霧」一詞來自松本清張的小說《日本的黑霧》，系指有濫用職權進行貪污或犯罪的跡象而言。
[20]白鳥令編：《日本的內閣》第三卷，新評論出版社1986年版，第66頁。
[21]北岡伸一：《自民黨》，讀賣新聞社1995年版，第123頁。
[22]正村公宏：《戰後史》下卷，築摩書房1985年版，第266頁。
[23]白鳥令編：《日本的內閣》第三卷，新評論出版社1986年版，第82頁。
[24]白鳥令編：《日本的內閣》第三卷，新評論出版社1986年版，第91頁。
[25]富森睿兒：《戰後日本保守黨史》，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92頁。
[26]升味准之輔：《日本政治史》第四卷，東京大學出版會1988年版，第1103頁。
[27]中村隆英：《昭和史》第二卷，東洋經濟新報社1993年版，第544頁。
[28]正村公宏：《戰後史》下卷，築摩書房1985年版，第361頁。
[29]升味准之輔：《日本政治史》第四卷，東京大學出版會1988年版，第1111頁。
[30]白鳥令編：《日本的內閣》第三卷，新評論出版社1986年版，第57頁。
[31]《朝日新聞》1964年11月10日晚刊。
[32]黑柳明：《公明黨的中國政策》，亞洲調查會：《亞洲季刊》，第二卷第二號（1970年4月），第34—3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