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佐藤長期政權的存續

  池田辭職後，在繼任總裁的問題上，根據幹事長三木武夫的提案，自民黨決定採取先協商，再由現任總裁指名的方式。當時的候選人是河野一郎、佐藤榮作和藤山愛一郎，負責協調工作的是副總裁川島正次郎和幹事長三木武夫。

  在1964年7月的大選中，佐藤已顯示出明顯的優勢。如果三名候選人舉行選舉，佐藤獲勝的可能性很大，因為7月大選時支持池田的選票很可能流向佐藤。但另一方面，河野一郎在池田政權後期曾出力不小，所以希望池田能提名他接班。另外，藤山愛一郎也曾心存幻想，心想一旦佐藤和河野勢均力敵、進退維谷時，他作為第三位候選人還說不定能得「漁人之利」。但是，在吉田茂、岸信介和財界的大力推薦下，池田還是決定佐藤榮作為自己的接班人。不過，池田提出佐藤必須答應以下3個條件：第一，池田內閣不是因為政策碰壁而倒台的，所以希望佐藤發表聲明，保證繼續推行池田的政策；第二，至來年7月參議院選舉之前不得更換閣僚；第三，希望佐藤能像自己與河野攜手那樣與河野攜手。[16]起初，佐藤不肯答應第三個條件，後來在別人的勸說下才勉強同意。

  通過協商推選總裁，對自民黨來說，有益無害，實屬上策。因為在選舉結果大體明朗的情況下，避開選舉，一則可以省去一大筆選舉經費，二則不致把黨內關係搞僵。甚至充當協調角色的人也會趁此機會給被指定人留下一份人情。當然，如果協調結果與投票結果不一致，則是另外一番景象，不過，一般不會出現這種情況。

  池田推選佐藤並非偶然。池田和佐藤原來都是吉田學校的高材生，又都是吉田路線的忠實執行者。他們作為保守正統中的大派，得到財界的極大信任，而且又都是官僚出身。要鞏固保守政黨長期執政的基礎，促進政、官、財一體化，他們兩人進行權力交接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再說，對池田來說，恩師吉田茂和財界的意向也是不可違抗的。

  11月9日，川島和三木正式推舉佐藤為後繼總裁，池田則指名佐藤為總裁，於是，指定總裁的程序當天完成。總的來說，第一屆佐藤內閣（1964.11.9—1967.2.17）順利成立。佐藤新內閣上台後，除了把內閣官房長官鈴木善幸換成他的心腹橋本登美三郎外，其餘人馬都未變動。不過，這期間也出現一些小的矛盾，長年與三木採取共同行動的松村謙三，因不滿三木推舉佐藤而離開三木派。

  就這樣，長達近8年的佐藤政權誕生。佐藤政權稍短於戰前的桂太郎內閣，但如果從不間斷連續在任的角度看，則創日本歷史的最長記錄。但是，佐藤內閣時代，既沒有驚天動地的大事，也沒有創下什麼流芳萬世的業績，也許正因為如此，佐藤長期政權才得以維持。

  佐藤之所以能長期執掌政權，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時代的恩惠與機遇。鳩山、岸信介時期，通過恢復日蘇邦交，日本加入聯合國以及簽訂《新安保條約》，基本上解決了戰後日本政治、外交上的最大課題；池田時代日本經濟的飛速發展和制定的一系列經濟政策，也為佐藤政權奠定了一定基礎。總之，隨著吉田、鳩山、岸、池田近20年多事之秋結束，日本政治、經濟都進入了一個相對穩定的時期。從黨內派閥的角度講，與佐藤同輩的主要派閥領袖大野、河野、池田相繼去世，消除了政治上的競爭對手，無疑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從這些情況看，佐藤在戰後日本歷屆首相中可算是一位幸運兒。

  但是，一位執掌權柄長達近8年的首相，光靠運氣好是不行的。佐藤畢竟有勝於他人之處，那就是善於處理人事。如前所述，剛接任首相時，他幾乎留用了原內閣的全部人馬，並聲稱要繼承前內閣的既定方針。但半年多以後，便大刀闊斧地改組內閣和黨內人事，並多次通過調整黨政人事，確保本派勢力處於優先地位，一再擺脫政權危機。佐藤「長於人事」的秘訣是，平時沉默寡言，不動聲色，內心想法秘而不宣，一旦決定人事變動，常使對方措手不及。另外，佐藤善於處理人事關係，在用人方面堅持「論資排輩」的原則。佐藤內閣期間，當選議員在四次以下的基本上不能當閣僚，因為佐藤認為，在人事上搞破格提拔會留下積怨。而按照「論資排輩」這一客觀標準用人最便於維持派閥內部的團結。即使特別重用諸如中曾根康弘和宮澤喜一等人，也是以不損害「論資排輩」原則為前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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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佐藤榮作出生於山口縣，他與胞兄岸信介是日本實行內閣制以來唯一的一對「兄弟宰相」。但是，佐藤與他的二哥岸信介的閱歷和性格都大不相同。岸信介少年得志，20多歲進入政界，當首相前歷任多種要職，也是有名的戰犯之一。佐藤雖出身東京帝國大學，但長期默默無聞地在鐵道部門工作。日本戰敗前，45歲的佐藤官至大阪鐵道局局長。

  戰敗後，佐藤開始官運亨通，升任鐵道總局長官、運輸省次官。當時與池田齊名，享有「鐵道有佐藤，大藏有池田」的美名。1948年加入自由黨後，歷任自由黨政務調查會會長、幹事長、吉田內閣官房長官、郵政大臣、建設大臣等要職。岸信介內閣成立後加入自民黨，形成佐藤派，出任大藏大臣，池田內閣時期任通商產業大臣。在池田內閣末期與池田競選總裁時雖然失利，但池田因病辭職，使他順勢上台執政，這一點與他哥哥岸信介接替病退後的石橋湛山極為相似。

  佐藤政權啟航後半年多，1965年6月，佐藤開始著手改組內閣。自民黨方面，除副總裁川島正次郎留任外，幹事長、總務會長和政調會長分別起用田中角榮、前尾繁三郎和赤誠宗德。內閣方面任命福田赳夫為大藏大臣，三木武夫為通產大臣。內閣成員中，佐藤派6人、池田派3人、福田派和三木派各2人、川島派、石井派、河野派、藤山派、船田派（舊大野派）各1人。反池田的急先鋒福田赳夫被任命為大藏大臣，池田、大野、河野等舊主流派受冷遇，至此，佐藤內閣完成了與池田路線完全不同的人事變動，形成了真正屬於自己的內閣。在這次閣僚人事安排中，藏相福田赳夫和幹事長田中角榮是支撐佐藤內閣的兩大支柱。在這個舉黨一致體制中，只缺少了河野一郎。一個月後，河野因患腹部動脈瘤而去世，終年67歲。

  佐藤時期，自民黨的不少派閥完成了新老交替。1965年7月和8月，河野一郎和池田勇人相繼去世，加之5年前大野伴睦去世，派閥鬥爭暫時沉寂下去。這對佐藤來說無疑是一大幸事。此間，大野派分裂為船田（中）派和村上（勇）派，河野派分化為中曾根派和森（清）派。不久，因森去世，森派又演變為園田（直）派（1970年代以後園田派又併入福田派），由池田派演化而來的前尾（繁三郎）派則被大平（正芳）派取而代之。這樣，佐藤時代自民黨的派閥主要有：佐藤、前尾（大平）、石井、船田、村上、福田、川島、藤山、森（園田）、中曾根、三木和松村等十餘個派閥，其中佐藤、前尾、福田、中曾根、三木等派閥實力較大。

  然而，這時自民黨的選舉地盤開始動搖了。在1965年7月第七次參議院選舉中，自民黨由原來的75個議席減少為71個，社會黨由28個增加到36個，公明黨由4個增加到11個。自民黨除農村地盤縮小外，大城市的地盤也在縮小，特別是在東京地區敗得最慘。東京都議會因選舉議長時自民黨議員受賄而解散，在重選都議會時，自民黨的議席銳減為原來的三分之一。[17]

  進入1966年8月，佐藤進行第二次內閣改組。川島副總裁和田中幹事長留任，總務會長和政務調查會長起用前尾派的福永健司和船田派的水田三喜男擔任。內閣方面，佐藤本來想起用宮澤喜一和保利茂，但因遭到反對而未能如願，結果只進行了小規模改組，福田、三木、藤山等人均繼續留任。

  剛剛改組完內閣之後，佐藤內閣經受了一場「黑霧事件」的考驗。1966年8月5日，自民黨眾議院議員田中彰治被捕，原因是他在擔任眾議院決算委員會委員長期間有詐騙罪嫌疑。田中彰治多有劣跡，早已為人所知，為此，佐藤曾於4月間勸其退黨，但遭田中拒絕。被捕後的田中立即脫離自民黨，並於9月10日辭去眾議員職務。其實，在此事件之前，1965年就發生過東京都議會議長賄選事件，包括議長在內的8名議員被捕，導致了都議會解散和自民黨在都議會的議席大幅度下降的結果。隨後又發生了「吹原事件」等政治家醜聞事件，最後終於出現田中彰治事件的曝光。在田中彰治被迫辭去眾議院議員之後不久，9月27日，在參議院又發生了被社會黨追究的「共和製糖事件」。[18]在此期間，運輸大臣荒船清十郎向國鐵當局施加壓力，要求在其選區內的高崎線深谷站改為快車停車站。此後不久，荒船訪問韓國時又帶去兩名民間的隨行人員。這些行為在國會受到追究，荒船因此而被撤職。在同一時期，防衛廳長官上林山榮吉又用自衛隊的飛機將自衛隊幹部和一個樂隊帶到自己的選區炫耀自己的勢力，受到社會輿論的譴責。自民黨的這一系列腐敗行為被稱為「黑霧事件」。[19]

  這些醜聞佐藤雖然並不負有直接的責任，但佐藤內閣也因此受到很大影響，據《每日新聞》（1966年10月17日）調查，內閣支持率下降到26.2%，創歷屆內閣支持率最低記錄，不支持率達24.9%。另據《朝日新聞》（1966年11月30日）調查，支持率僅為25%，不支持率達38%。不支持的理由分別是，「政治腐敗」占12%，「對佐藤首相不信任」占6%。[20]1966年末，大選在即，12月1日，自民黨舉行總裁選舉，參加競選的有佐藤榮作和藤山愛一郎，選舉結果，佐藤榮作雖以289票當選，但和預計的315票相差甚遠，藤山得89票，沒有參加競選的前尾繁三郎也得47票。總裁選舉之後，佐藤立即著手安排黨和內閣的人事（第三次改組內閣）。川島副總裁和田中幹事長作為「黑霧事件」的替罪羊引退，大藏大臣福田赳夫改任幹事長。內閣成員也進行了大換班，一律起用新面孔。從派閥上來看，佐藤派6人，三木派3人，福田派、前尾派、石井派各2人，藤山派、中曾根派和松村派受冷遇，因此，中曾根康弘稱這次改組為「單翼飛行」。[21]

  這次改組最引人注目的是更換了田中角榮幹事長。田中在佐藤從池田手中攫取政權的活動中立過大功，為佐藤派籌集過相當多的資金，但佐藤派的資深議員對田中的位高權重頗為不滿，他們集中在福田的周圍，形成了反田中的勢力。佐藤對田中的冒尖也開始存有戒心，於是將幹事長的重任交給福田，表明將來有讓福田接班的意向。

  在第三次改組內閣的1966年12月3日，臨時國會開幕，但抓住「黑霧」問題不放、欲迫使政府早日解散議會的在野黨，一開始就對國會採取抵制態度，因此，臨時國會是在全體在野黨缺席抵制下由執政黨單獨進行的。在這期間，社會、民社、公明、共產四黨發表了「團結起來迫使政府解散議會」的共同聲明。臨時國會在這種反常狀態下休會，佐藤內閣看到只有解散議會而別無他法打破僵局，便於12月27日召開通常國會，解散了眾議院，輿論界稱這次解散為「黑霧解散」。

  1967年1月29日舉行大選。這次大選中自民黨雖然保住了政權，但得票率由原來的54.67%下降到48.8%，首次降到50%以下。自民黨的議席也由原來的283席減少為277席（包括追加公認在內為280席），議席率由原來的60.6%下降為57%。在野黨中，社會黨的議席也略有下降（由144席降至140席），共產黨的議席依然是5席，民社黨卻由原來的23席增加到30席，首次參加競選的公明黨一舉獲得25個席位。由此可見，佐藤時期明顯呈現出在野黨多黨化傾向。[22]

  大選之後，1967年2月17日，第二屆佐藤內閣（1967.2.17—1970.1.14）成立，內閣成員仍是原班人馬。1967年11月，訪美歸來的佐藤立即著手改組內閣。在黨的方面，川島再次復出，擔任自民黨副總裁，福田留任幹事長。在內閣方面，宮澤喜一留任經濟企劃廳長官，中曾根康弘入閣任運輸大臣，佐藤心腹保利茂復出任建設大臣。如按派閥分配，佐藤派7人，三木派3人，福田派、前尾派各2人，川島派、船田派、中曾根派、森派、石井派各1人。

  這一人事安排引起田中角榮的不滿，因為他不但沒有進入黨內「三巨頭」的行列，而且福田的親信保利茂再次入閣，這也是田中所不情願的。但是，福田派也遇到了麻煩事。1968年2月，福田派農林大臣倉石忠雄公然聲稱：「現在的憲法是外力強加於我的，擁有如此荒謬憲法的日本，如同美國的小媳婦一般。」於是，在野黨一致追究倉石的鷹派言論，引起國會的混亂。

  4月的東京都知事選舉，更清楚地說明了這一趨勢。自民、民社、公明、社會和共產等政黨分別推薦自己的候選人，結果，社會和共產兩黨聯合推薦的美濃部亮吉當選，給自民黨以重大打擊。

  1968年7月參議院選舉。選舉結果，自民黨基本上維持原狀。11月總裁選舉，佐藤競選連任，三木武夫和前尾繁三郎也出馬競選。結果，佐藤以249票當選，三木和前尾分別獲得107票和95票（投票總數為453票）。在此次選舉後的人事安排中，田中角榮復出任幹事長，鈴木善幸在前尾派的協助下出任總務會長。內閣中的核心人物是，藏相福田赳夫、官房長官保利茂、外相愛知揆一。從派別構成來看，佐藤派6人，福田派、石井派、三木派、前尾派各2人，川島派、村上派、船田派、中曾根派、藤山派各1人。

  1969年12月2日，眾議院解散，在27日的大選中，自民黨大勝，得288席（含追加公認為300席）。社會黨大敗，由原來的144席減為90席。民社黨得31席，與原來的30席基本持平。共產黨由5席增加到14席，公明黨由25席躍進到47席。自民黨議席率為59.3%（含追加公認為61.7%），有所上升，但得票率（47.6%）卻下降了。大選之後，第三屆佐藤內閣（1970.1.14—1972.7.6）成立，在隨後的黨政人事安排上變動不大，比較引人注目的是，在黨的方面，田中角榮任幹事長；內閣方面，宮澤喜一和中曾根康弘分別出任通產大臣和防衛廳長官。

  自民黨這次大選獲勝的原因主要有三：第一，在選舉策略上，自民黨採取使候選人集中的辦法，而不是像在野黨那樣亂立候選人。從這一意義上說，在野黨的多黨化幫了自民黨的忙。第二，佐藤內閣的歸還衝繩政策基本上是得人心的。據《每日新聞》調查（1969年12月5日），認為佐藤首相的歸還衝繩談判是「成功」和「基本上成功」的，約占被調查者的77%。從這一點上看，社會黨在沖繩問題上的反對立場反而失去了選票，導致選舉失敗。第三，國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佐藤上台後，國民經濟持續高速增長。1965年以後國民生產總值（GNP）的實際增長率分別為：1966年11.4%、1967年13.4%、1968年13.6%、1969年12.4%（《朝日年鑑》1973年版），每年都超過10%，增長幅度超過了池田內閣時期。[23]

  佐藤政權憑藉自民黨在大選中獲勝這一有利時機，在1970年6月《日美安保條約》十年期到來之前，為自動延長這一條約大肆進行活動。自民黨總務會為避免修改《安保條約》所引起的混亂，決定採取自動延長的方式，因為自動延長不需要國會批准。在野黨為反對自動延長也展開了一些鬥爭，但由於革新政黨內部不團結，所以，這次反安保鬥爭沒有形成氣候，這樣，佐藤政府平穩地度過了「1970年的安保關」。

  1970年10月29日，自民黨總裁選舉。由於自民黨在1969年末的大選中獲勝，佐藤第四次連任總裁的呼聲很高，尤其幹事長田中角榮極力主張。因為如果佐藤不連選連任，必由福田接班，這是田中所不願看到的，所以田中力主佐藤連選連任。後來中間派也開始支持佐藤，這樣，本來期待接班的福田也只好隨聲附和支持佐藤。競選者除佐藤外，只有三木宣布出馬競選，結果佐藤以353票第四次當選總裁，三木得111票。上次出馬競選的前尾繁三郎，在中間派川島副總裁的勸說下決定放棄競選。川島在岸派分裂時曾與福田爭奪派閥首領交椅，由此二人結下積怨，這次川島站在中間派的立場支持田中，並勸說前尾放棄競選。

  不過，前尾放棄競選是有條件的，對前尾的去就，在川島、田中與前尾之間已早有約定。但佐藤並未完全兌現，總裁選舉後，佐藤沒有依照慣例對黨政人事進行調整。為此，前尾感到受了戲弄，前尾派內的強硬派也責難前尾，結果，大平正芳取前尾而代之，成為前尾派（大平派）的新領袖。池田派上至池田勇人，下至宮澤喜一，中間歷經前尾、大平和鈴木善幸，五人中唯有前尾沒有登上總裁和首相的寶座。

  但是，四選連任之後，佐藤已經顯得黔驢技窮，沒有了銳意進取、積極解決重大問題的氣勢，尤其在1971年6月《沖繩歸還協定》簽訂以後，佐藤內閣已呈斜陽西下之勢。協定簽訂之後的1971年6月27日，舉行了參議院第九次選舉，這也是佐藤內閣時期的第三次參議院選舉。這次選舉中，自民黨僅得62個議席，比上次的69席和上上次的71席都有大幅度下降，勉強維持住過半數議席，但離穩定半數相差甚遠，人們開始議論「保革逆轉」的可能性。據《朝日新聞》（1971年6月8日）調查，佐藤內閣支持率為35%，不支持率為46%，後者大大高於前者。不支持的理由為：一、已到政權交替時期占11%；二、對首相不信任占9%；三、物價高、生活不穩定占7%；四、對內閣不信任占6%。由此可見，佐藤政權的末日已經為期不遠了。

  參議院選舉後不久的1971年7月，佐藤進行了最後一次內閣改組，黨政人事做了全面調整。黨內「三巨頭」是，幹事長保利茂、總務會長中曾根康弘、政調會長小坂善太郎；內閣方面，外相福田赳夫、通產相田中角榮、官房長官竹下登。但是，隨後不久，接踵而來的兩次「尼克森衝擊」給佐藤內閣以沉重打擊，一是1971年7月15日美國總統尼克森實行「越頂外交」，瞞過日本發表了以實現中美邦交正常化為目的的「訪華聲明」；二是同年8月15日尼克森發表了為保衛美元的、停止美元兌換黃金的「新經濟政策」。這標誌著日本僅靠日美關係來解決外交問題的時代已經結束，自民黨必須適應這一新的情況。

  1972年5月，沖繩施政權正式歸還，這給佐藤多少帶來一些慰藉，但佐藤也許早就等待著這一天的到來，歸還不久的6月17日，佐藤便表明辭意，7月6日，執政7年又8個月的佐藤政權終於落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