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自民黨的「盛世」時期 （一）池田內閣及其「低姿態」政策

  1960年6月23日，岸信介正式宣布辭職。岸信介的下台，標誌著他「重建日本」的夢想就此結束。岸信介內閣期間，他的修改憲法、小選舉區制和修改「警職法」等夢想都先後破滅，只有以政治生命為賭注的修改《日美安保條約》與人民的反安保鬥爭一起留下歷史的一頁。

  自民黨在反安保鬥爭中的最大教訓，就是避免重新突出政治主義，而走經濟優先的道路。這一政策的具體體現者就是取岸信介而代之的池田勇人首相。

  岸信介下台以後，規模空前的院外群眾運動從國會周圍銷聲匿跡，鬥爭焦點立即轉入自民黨內部，圍繞後繼總裁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角逐。最初，岸信介希望通過協商產生總裁，川島正次郎幹事長出面協調，但有力人選石井光次郎和池田勇人主張公開選舉，協調以失敗告終後，遂決定於7月13日舉行公選。所謂「公選」，就是由眾、參議員加上92名地方議員代表選舉產生總裁。通產相池田勇人、副總裁大野伴睦、總務會長石井光次郎、松村謙三和外相藤山愛一郎都躍躍欲試，表示要出馬競選，其中最具實力的是池田勇人。於是，一場拉選票的總裁選舉戰開始。

  池田和佐藤都是戰後派政治家的代表人物。日本財界由於受「解除公職」的影響，也形成了一批戰後型企業家。戰後派政治家和戰後型企業家有著相似的經歷，從而產生一種親密感和相互依賴關係。因此，池田派在這次總裁選舉中從財界籌集到大量資金（據說達10億日元），並得到了財界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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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此同時，池田派展開了大張旗鼓的拉攏工作，拉攏工作的重點是如何把參議院議員和地方議員拉過來。首先，池田把佐藤榮作拉了過來。池田和佐藤是舊制第五高中（熊本縣）的同班同學，大學畢業後分別在大藏省和運輸省任職，進入政界後都作為「吉田學校」的優等生而嶄露頭角。但後來逐漸分道揚鑣，成為政敵。兩人公開分袂是在1955年保守勢力聯合的時候。池田加入自民黨，而佐藤跟隨吉田成了無黨派人士。後來在選舉鳩山之後的總裁時（1956年12月），池田在第一輪投票時支持石井，在第二輪投票時支持石橋，佐藤則始終支持他的哥哥岸信介。[1]

  在這次總裁選舉中，佐藤最初是想支持大野伴睦。因為大野如果當上總裁和首相，在較短時間內便可下台，只不過是個「過渡首相」。「讓他下台的方法很簡單，那就是讓主治醫師幫忙，說他的血壓太高，無法再擔任首相的重任。」[2]這樣佐藤便可以接替了。如果是資歷和年齡差不多的池田上台，佐藤便沒有出山的機會了。但是，由於在《安保條約》問題上大野沒有支持岸信介，甚至與河野一起策動「倒閣」，引起岸的不滿，所以在這次總裁選舉中岸撕毀原來的「密約」（即岸允諾下台後由大野繼任總裁，並按河野、佐藤的順序接下去），決定不支持大野。大野知道失去岸支持後出山無望，所以沒有答應佐藤的要求，於是佐藤轉而支持池田，而佐藤的後台是吉田茂。

  面對池田派的攻勢，石井、大野、河野、三木·松村、石橋這所謂「黨人五派」聯合起來相對抗，結果形成石井、大野等黨人派集團與推舉池田的官僚派集團對決的局面。黨人派認為，池田上台將會是一個「岸亞流」官僚政權。他們擺出一副團結一致的架勢，約定聯合起來對付池田，並決定由石井和大野出馬競選，這樣，即使在第一輪投票中占第二、三位，在第二輪投票時通過「二、三聯合」也可穩操勝券。但是，據大野派和石井派私下測算，每一派都認為本派在第一輪投票中將占第二位，所以都想在第二輪決選投票中搞第二、三位聯合而當選。

  到公選之前，突然發現情況不妙。藤山派決定在決選投票中支持池田，岸派和佐藤派更是支持池田，參議院議員大部分被池田拉過去，甚至石井派參議員也將倒向池田。另外，石井派內部不夠團結，假如只剩大野一個人去參加決選投票時，石井支持者會不會全部去投大野的票也是個未知數。總之，大野得到的信息是，不管如何計算，大野派都沒有取勝的希望。為了確保兩派聯合成功，大野不得不揮淚忍痛退出競選，決定乾脆推出石井一個人。於是在在投票當天的早晨，大野突然宣布退出競選。[3]

  為此，選舉大會出現混亂，只好推遲1天。這期間，情況又發生了變化，雖然黨人派聯合召開了「阻止池田政權實現大會」，但官僚派也加緊了拉攏工作。首先，屬於黨人派的川島正次郎倒向了池田陣營。因為川島支持大野而不同意石井出馬。另外，岸派和藤山派最後都決定支持池田。這樣，第一次投票結果是，池田246票，石井196票，藤山愛一郎49票。在第二輪投票中，池田得302票，石井得194票，黨人派以失敗而告終，池田當選自民黨總裁併於7月18日正式成立第一屆池田內閣（1960.7.18—1960.12.8）。[4]

  圍繞這次公選，自民黨事實上處於分裂狀態。黨人派的失敗和池田的取勝，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還是資金的多寡。據內部人士透露，大野派用於選舉的資金為3億日元，而池田派花了7億日元，是大野派的兩倍多。[5]如果採取協調方式，副總裁大野很有可能被暫定為總裁。正因為如此，池田拒絕了協調方式。另一方面，這次選舉再次說明，自民黨實際上是一個派閥聯合體。如果說自民黨內的派閥鬥爭是從鳩山引退後，石橋湛山、岸信介、石井光次郎之間爭當總裁開始，那麼，到這次的總裁公選，自民黨的派閥政治可以說是完全定型了。

  池田在組閣時迫於岸、佐藤兩派的要求，沒有起用河野、三木·松村、石橋三派的人。閣僚中，池田派5人（包括首相），岸、佐藤、大野三派各2人，石井、藤山和中間派各1人。官房長官為大平正芳。在黨的人事方面，副總裁為大野伴睦，幹事長、總務會長、政調會長分別為益谷秀次（池田派）、保利茂（佐藤派）和椎名悅三郎（岸派），黨政大權基本上由池田、岸、佐藤三派掌握，河野、三木、石井等黨人派成為反主流派。

  但是，選舉結束之後，自民黨的財政狀況入不敷出。當時，自民黨的日常經費開支是每月9000萬日元，而財界向自民黨提供的政治資金每月只有4000萬日元左右，差額部分只好由總裁、幹事長、主流派實力人物個人籌資填補。加之在應付反安保運動時花了一大筆會議費和宣傳活動費，所以在池田接手政權時，自民黨財政出現1億日元赤字和4000萬日元債務的虧空。另外還有數千萬日元去向不明。第一屆池田內閣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成立的。

  池田勇人1899年出生於廣島縣農村一個釀酒之家，幼年聰明、頑皮。1925年畢業於京都帝國大學法學部後，入大藏省從事稅務工作，不久因病去職，妻子亡故，經歷了一場人生生死變故。後來，病癒後重回大藏省，升任主稅局局長，直至日本戰敗。戰後，池田開始在日本政治舞台上嶄露頭角，1948年升至大藏省事務次官，翌年當選為自由黨眾議院議員，並歷任吉田內閣藏相、通產相和經濟審議廳長官，主管政府經濟事務，參與制定重要經濟政策，在日本經濟復興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由於池田深得吉田茂賞識和重用，被稱為「吉田學校」的優等生。池田性格直爽、開朗，具有一定的「庶民性」，不像岸信介那樣總是高高在上，用俯視的眼光看待民眾。

  吉田茂下台後，池田勇人與佐藤榮作把吉田勢力一分為二，分頭率領，形成池田派和佐藤派。作為自民黨內「吉田學校」的頭面人物，池田擁有很大的勢力和影響，歷任自民黨最高顧問、石橋內閣藏相、岸信介內閣藏相、國務相、通產相等要職，是自民黨內「官僚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圍繞岸政權問題，池田與支持岸的佐藤之間時而出現對立和矛盾，但最後還是贏得了佐藤的支持而組閣。

  池田內閣剛成立時，戰後最大的反政府運動——反對《新安保條約》的鬥爭余火未熄，舉國矚目的三井礦山、三池煤礦勞資爭議還處在相持階段，大規模流血衝突時有發生，其勢大有形成「整個工人階級與整個資產階級決戰」的危險。社會黨等在野黨反對勢力自不待言，就是在自民黨內部，也因總裁爭奪戰而加深了派系間的隔閡。在選舉中失敗的「黨人派」大有分裂自民黨、另起爐灶的勢頭。

  但是，也有對池田政權有利的一面。鳩山、岸信介內閣完成了日蘇復交、加入聯合國及修改《安保條約》的使命，使日本以獨立國的面貌重新躋身於國際政治舞台，池田已不必在這些重大問題上花費精力。特別是經過「神武景氣」和「岩戶景氣」後的國民經濟，正處在從起飛階段進入高速增長的前夜。

  在這種錯綜複雜的形勢下，池田勇人上台伊始，就充分吸取了岸內閣採取強硬態度而招致反抗的教訓，巧妙地利用有利因素，迴避不利方面。池田內閣為了使人們忘卻安保動亂的惡夢，儘量推遲大選的時間，決定把它放在4個月之後。並且改變針鋒相對的態勢，採取「低姿態」，提出「寬容與忍耐」的口號，使政府以「中庸」面孔出現在人們面前。為了收買人心，公開提出「不打高爾夫球」「不去高消費娛樂場所」，用調和方式軟化各種政治勢力之間的鬥爭，將國民的視線從政治引向經濟，不失時機地提出《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總之，池田的政治就是「經濟第一主義」。他認為只有國民生活的穩定和經濟水平的提高才是保衛國家安全的基本前提，所以他一直推行徹底的經濟優先政策，在外交方面，雖然堅持安保體制，但始終採取鴿派姿態。

  1960年9月5日，池田內閣發表了如下幾項新政策：一、維護民主政治，改革行政；二、推行和平外交，確立安全保障體制；三、推行經濟高速增長政策，實現完全就業；四、減稅1000億日元以上；五、擴大社會保障；六、制定農村、漁業基本政策；七、實現中小企業現代化；八、改革、充實文教，發展科學技術；九、加速制定青年問題對策。這裡的核心問題是推行經濟高速增長政策。

  池田內閣的政策，首先著眼於改變岸信介時代的強權政治形象。在內閣組成上，儘量爭取多數，減少官僚出身的閣僚，吸收競選總裁時與之對立的黨人派為主要閣僚，以調和黨內矛盾，兼顧各派系的利益。閣僚成員分別由池田、佐藤、岸和藤山這新主流四派和大野、石井反主流二派組成。石井光次郎作為通產相入閣，黨人派人物水田三喜男和小坂善太郎分別任藏相和外相。同時還任用了日本內閣史上第一位女大臣（厚生大臣中山正）。在處理與在野黨的關係方面，池田內閣也貫徹「寬容與忍耐」精神，以協商態度來運營國會，不搞單獨審議。自民、社會、民社三黨首腦經常就重大問題協商交換意見，力求減少摩擦，避免直接對抗。

  1960年10月12日，社會黨委員長淺沼稻次郎發表公開演講時，當場被一名右翼青年用匕首刺死。淺沼是德高望重的政治家，遇難後，池田立即命令對事件負有責任的國家公安委員長山崎嚴辭職，並為悼念淺沼發表了演講。在大選高潮時的11月12日，在社會黨倡議下，舉行了首次三黨首腦電視討論會。這是日本歷史上第一次將電視這一新的媒體作為政治舞台的宣傳方式。

  解決三井礦山、三池煤礦勞資爭端，被認為是檢驗池田政治的「試金石」。當時，工會方面為反對資方停產和解僱政策，動員工人堅持了幾個月的罷工鬥爭。資方以組織親資工會復工相對抗，挑起工人間的流血衝突。警方出動1萬名警察，動用裝甲車、催淚彈等裝備，開進三池地區去鎮壓，工會方面也從全國動員2萬名工人與之對抗，形勢異常緊張。池田主張，「三井三池問題雖然是當前社會治安的問題之一，但光靠增加警察是沒有用的，關鍵是要創造出社會秩序不至於動亂的國民信賴的政治」。從這種「低姿態」出發，他委派勞動大臣石井博英出面干預，經過多方面的反覆協商，終於以和平方式平息了這場曠日持久的勞資爭端。

  池田內閣的「低姿態」，博得了日本國民的認同和好評，但自民黨內部的派系之爭並沒有因此而平息下來。在1960年11月的第36屆臨時國會上，池田發表了施政演說，隨後解散眾議院，於11月20日舉行了大選。選舉結果，自民黨獲296票（包括追加公認共300票），比解散前略有增加，取得了勝利。在社會黨方面，由於新當選的書記長江田三郎推行靈活政策，獲145票（解散前為122票），取得更明顯的勝利。選舉後的1960年12月成立了第二屆池田內閣（1960.12.8—1963.12.9）。在人事安排上，自民黨和內閣方面都變化不太大，自民黨的副總裁、幹事長、總務會長留任，政調會長由椎名悅三郎改為福田赳夫。表面看來，池田政權得到社會輿論和黨內的支持。

  但是，實際上，大選之後黨內便出現批判池田的動向，理由是池田的路線與自民黨內支持池田的派閥原來的期待不一致，所謂「低姿態」沒有反映自民黨的本來面貌。例如，吉田茂在選舉之前給池田的信中稱：「在這次內閣改組中，務必要在人事和政策方面加強內閣，現在的低姿態，會使國民感到內閣軟弱無力，反而威信下降，影響內閣的未來。倒不如把政策和國家放在首位，勇往直前。既然佐藤君表示鼎力相助，又有岸派和佐藤派配合，何必再左顧右盼。」[6]岸派和佐藤派也批評說，池田不顧原來的課題，一味討好，是一種不負責任的態度。事實上，因為岸內閣遺留下來一些懸而未決的法案，在國會上一味採取低姿態，這些法案自然就通不過了。因此，社會上有人批評說池田內閣「無所作為」。黨內則認為池田太軟弱。

  在1961年的國會上，執政黨與在野黨發生衝突。在「防衛二法」、《農業基本法》等問題上出現對立，尤其是《政治暴力行為防止法案》招致在野黨的抵制。但岸派的福田赳夫政調會長和佐藤派的保利茂總務會長態度強硬，迫使池田內閣強行通過，其用意是，這樣做說不定會引起國會混亂，導致池田內閣辭職。

  1961年7月，池田訪美歸來後對自民黨和內閣的人事安排做了較大調整。大野伴睦仍出任副總裁，起用心腹前尾繁三郎為幹事長，佐藤派內最接近池田的田中角榮任政調會長，岸派中最接近池田的赤誠宗德任總務會長。這樣，表面上池田、岸、佐藤三派體制並沒有變化，但實際上是加強了池田的勢力。在第一屆池田內閣成立時，河野一郎因被排斥在外極度不滿而想另立新黨。在這次改組中，為體現派閥均衡的特點，河野一郎（農林大臣）、佐藤榮作（通產大臣）和藤山愛一郎（經濟企劃廳長官）等各派領袖全部入閣，大大增強了實力內閣的形象。

  這期間，黨內派閥之爭並沒有停止。岸信介派逐漸分化為藤山派、川島派和福田派。福田赳夫公開在記者招待會上批評池田內閣的高速增長政策，主張穩定增長。池田對身為自民黨政調會長的福田公開反對內閣重要政策的做法十分不滿，於是在不久進行的人事調整中換掉了福田。失去政調會長的福田糾集上百名各派中堅議員組成「黨風刷新懇談會」（後改為「黨風刷新聯盟」），繼續批判池田，要求解散派閥。但是，在1962年7月的總裁選舉中，池田以391票的絕對優勢繼續當選，反對票只有71票，這說明池田內閣的政策還是受到大多數人的擁護的。

  進入1963年，池田內閣已在任三年，自民黨內圍繞池田後任的派閥之爭又逐漸活躍。吉田茂仍力主由佐藤接班。但是，黨內支持池田的大野、河野以及從岸派剛剛分化出來的川島派這所謂「黨人三派」，在內閣採取了孤立佐藤的政策，致使雙方逐漸形成對立。

  自從吉田內閣以來，日本的內閣基本上每年改組一次，這已形成慣例。在1964年的第三次總裁選舉到來之前，池田對黨政人事又進行了較大調整。總務會長和政調會長分別由藤山愛一郎和三木武夫擔任，幹事長前尾繁三郎留任。河野一郎繼續留任建設大臣，佐藤榮作再次入閣任北海道開發廳長官，堪稱是一個新實力內閣。但是，池田政府開始遇到這樣那樣的阻力，顯得有些力不從心。池田為了把政權長期維持下去，於1963年10月解散國會，舉行了池田內閣以來的第二次大選。選舉結果，自民黨獲283票，比選舉前減少13個議席，事實上以失敗告終，社會黨獲144票，比此前減少一票。12月9日成立的第三屆池田內閣（1963.12.9—1964.11.9）基本上是原班人馬，表面上理由是維持政策的一貫性，實際上反映了池田內閣的「末期症狀」。

  1964年7月，自民黨舉行第三次總裁選舉，選舉之前，圍繞總裁職位，政局再次出現動盪。佐藤榮作又躍躍欲試，出馬競選，派閥之爭再度激化。早在這年1月，吉田茂就曾表示希望池田將總裁的位子讓給佐藤，財界也為此出面調解，但被池田頂了回去。5月18日晚，佐藤給池田打電話，正式提出要池田讓賢，池田則以「政權不得私下授受」為由予以拒絕。[7]支持池田的除池田派外，還有大野派、河野派、川島派。過去的岸派已於1962年11月分裂為福田派和川島派。支持佐藤的是佐藤派和福田派。藤山、石井、三木三派為中間派。一向反對佐藤的大野伴睦於1964年5月去世，這對池田無疑是一大損失。

  1964年6月27日國會閉會。佐藤辭去科學技術廳長官職務，發表了競選總裁的政策性文件《向明天挑戰——回答來自未來的呼籲》，提出自己的政策構想。藤山也表示出馬競選。在7月10日的自民黨大會上，池田、佐藤和藤山三派角逐總裁。佐藤和藤山之間達成「二、三位聯合」的協議，石井派也轉而支持佐藤。這樣，選舉結果，投票總數為478票，池田得242票，佐藤得160票，藤山得72票，灘尾得1票，3票無效，池田以微弱多數第三次當選。選舉之前，池田派自信將以40票之差取勝，結果僅以4票之優勢勉強過半數，這對池田來說是一個不小的打擊，當時他曾對親近者透露：「我的時代已經結束了。」[8]儘管如此，池田還是改組了第三屆內閣。新內閣除河野一郎（副首相規格國務大臣）、田中角榮（大藏大臣）和赤誠宗德（農林大臣）外，其餘都換成新人。但是不久池田便因患喉癌住院，10月10日，東京奧林匹克運動會開幕，池田帶病出席，這也是池田最後一次在公開場合露面。10月25日，奧運會閉幕的第二天，池田在醫院宣布辭職。11月9日，池田內閣總辭職。自民黨總裁因病辭職的只有石橋湛山和池田勇人二人。

  長於經濟的池田，在外交方面並不十分擅長，所以組閣以來池田的外交活動仍然著眼於發展經濟和擴大貿易等經濟活動，也就是開展以經濟增長為目的的「經濟外交」。

  1961年6月，池田出訪美國和加拿大。池田內閣對美外交的基本方針是，一方面繼承安保體制，一方面修復因安保鬥爭而受影響的日美關係，提高兩國間的協調和信賴關係。訪美期間，經與美國新任總統甘迺迪會談，成立了日美經濟委員會，把日美經濟關係又向前推進了一步。同年11月，池田歷訪巴基斯坦、印度、緬甸、泰國四國，就擴大貿易和輸出資本問題達成一項協議。一年以後，又對德、法、英、比、意、荷等國進行了訪問。1963年訪問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澳大利亞和紐西蘭。池田希望通過這些訪問，恢復和提高日本的國際地位，成為與美國和西歐並駕齊驅的資本主義世界三大支柱之一。當然，在高速經濟增長政策下日本經濟實力的擴大和加強，是支持池田積極外交的基礎。

  在中日經濟貿易關係方面，池田內閣對岸信介政府中斷了的中日民間貿易關係又有所恢復和發展。1962年9月，自民黨親華派代表人物松村謙三訪華並與周恩來總理會談；11月9日，日本的高碕達之助和中國「亞非團結委員會」主席廖承志簽署了《中日綜合貿易備忘錄》（又稱「廖高貿易」或「LT貿易」）；1964年，雙方互設「廖高貿易辦事處」，成為兩國開展民間貿易的常設機構，這一「LT貿易」方式一直執行到1967年。但是，由於受美國對華政策的影響和吉田茂反共親台思想的掣肘，在日中關係問題上，雖然與岸內閣時代相比有所改善，但實質上進展不大。

  但是，作為資產階級政治家，池田的「經濟主義」也還是有其局限性的。例如，1962年10月發生「古巴危機」，[9]池田首相表示支持美國。古巴危機後不久的11月，池田訪問歐洲，與英國首相馬克米蘭會談時聲稱：「如果日本擁有軍事力量，我的發言權恐怕要比現在大10倍。」1963年5月池田訪問聯邦德國時，看到有關西德軍備的新聞報導後，情不自禁地說道：「日本也必須擁有核武裝呀！」在場的伊藤昌哉秘書趕緊提醒他說：「廣島出身的政治家可不能說這些話。」[10]

  據《朝日新聞》的社會輿論調查，從自民黨成立後的首次內閣——鳩山內閣到1993年自民黨分裂時的宮澤喜一內閣，在這長達近40年的時間裡，不支持率一次都沒有超過支持率的內閣只有池田內閣（只作過一次輿論調查的石橋內閣除外）。可以說，在「五五年體制」下，在自民黨的15名首相中，總的講，池田是最穩定地受到日本國民信任的首相。[11]

  池田內閣時期，自民黨內部的派閥之爭並沒有平息下來。如前所述，這期間，岸信介派逐漸分化為藤山派、川島派和福田派。另一方面，自民黨內出現以福田赳夫為首的要求解散派閥和推行政黨現代化的呼聲。1961年1月，池田首相成立黨組織調查會，表示出積極對待自民黨派閥問題的姿態。1962年10月，任命三木武夫為第三任組織調查會會長。經過一年的調查研究，於1963年10月提出了一份關於「黨現代化」的報告。報告提出以下幾點：一、無條件解散所有派閥；二、廢除按派閥平衡安排人事的做法，做到人適其位，位適其人；三、政治資金統一交黨總部，限制個人後援會接受政治資金的額度；四、改革選舉制度，實現以政黨為主的選舉；五、擔任過總裁和議長的人組成顧問會，由顧問會推薦黨總裁，總裁任期為3年；六、擴充政務調查會；七、個人後援會的骨幹成員加入黨組織，以加強黨的地方組織；八、進一步發展「國民協會」，以充實黨的財政。[12]

  自民黨雖然接受了這一報告，一度宣布解散派閥，但1963年11月大選剛剛結束，各派又立即恢復活動。總之，調查會的報告完全是一紙空文。此後，在歷次總裁選舉和大選中，自民黨的派閥都起了關鍵作用。在自民黨的歷史上，多次高喊「解除派閥」，但最終總是不了了之，因為派閥是與自民黨共生共存的東西。即使口頭上說解散派閥，聲稱在人事安排上要「人適其位，位適其人」，但實際上誰「適」誰「不適」，是很難界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