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對修改安保條約的鬥爭

  岸信介修改《日美安保條約》的主要目的是企圖在美國新的亞洲戰略之下，加強日美軍事同盟，讓日本在亞洲發揮更大的作用。這不僅使日本憲法第九條的非武裝條款變成為一紙空文，而且有使日本重新被捲入戰爭的危險。因此，從日美開始談判時起，一直到新條約自然生效，日本國內掀起了波瀾壯闊的反安保群眾運動。在一年多的時間裡，日本全國共組織了23次統一行動，有1000多萬人參加了這一鬥爭，是戰後日本人民掀起的規模最大的一次鬥爭。在這次鬥爭中，日本人民建立了全國統一領導機構，創造了統一行動這一鬥爭形式，形成了超越黨派、階層和信仰的統一戰線。這不僅在日本，就是在世界上也是罕見的。

  反安保鬥爭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談判階段、簽署階段和簽署以後。

  1958年10月4日，岸信介首相、藤山愛一郎外相就修改《安保條約》問題與美國駐日大使麥克阿瑟開始正式談判。此後，藤山外相與麥克阿瑟大使又接連舉行談判。此間，岸內閣向國會提出了「警職法」修改案，曾引起了一場日本人民反對修改「警職法」的鬥爭。可以說，反對「警職法」的鬥爭也就是反安保鬥爭的序幕和前哨戰，並為之作了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

  日美之間修改《安保條約》的正式談判開始以後，日本國內反對《新安保條約》的鬥爭便如火如荼地展開。在這場群眾運動中發揮領導作用的是「阻止修改《日美安保條約》國民會議」。

  1959年3月28日，以社會黨和「總評」等為首的134個團體聯合召開了「阻止修改《日美安保條約》國民會議」（簡稱「國民會議」）成立大會，通過了「以國民的力量阻止修改《安保條約》，爭取廢除《安保條約》」的中心口號，同時指出，日本「不得參加任何軍事集團和軍事同盟」，「只有保持中立才是真正保證日本安全的道路」。「國民會議」從1959年4月15日組織第一次統一行動到1960年10月的一年多時間裡，共舉行了23次包括集會、遊行、罷工、集體休假等在內的統一行動。

  「國民會議」成立伊始，1959年3月30日，東京地方法院審判長伊達秋雄宣布：因「美軍駐紮日本違反憲法」，故對因參加反對砂川基地的鬥爭而被起訴的7名被告宣判無罪。這就是有名的「伊達判決」。這一判決雖然後來被最高法院駁回，但它在憲法和《安保條約》的關係方面做出了一個法律上的解釋，反映了日本人民的願望，鼓舞了鬥爭士氣，有力地支持了反對美軍基地的鬥爭和反安保鬥爭。

  

  反安保鬥爭的一個顯著特點是，一開始便與其他鬥爭結合起來，推動了運動不斷向前發展。例如，第四次統一行動（1959年7月25日）與煤炭工會鬥爭，第五次統一行動（8月15日）與禁止原子彈氫彈運動，第六次統一行動（9月8日）與反對「教師考核評定」鬥爭，第七次統一行動（10月20日）與煤炭工會鬥爭相互配合等，壯大了聲勢，促進了運動的廣泛發展。當然，反對「警職法」的鬥爭和「伊達判決」也是與反安保鬥爭相互結合的很好例證。

  1959年秋季以後，日美之間的談判基本達成一致意見，雙方擬定將於1960年初簽署《新安保條約》。為此，日本的反安保鬥爭也進入一個新階段。11月27日，「國民會議」舉行第八次統一行動。據說遊行隊伍有兩萬多人沖入國會院內。當時國會正在審議日本與南越當局的賠償協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遭受日軍蹂躪最嚴重的是越南北方，在南北越南分裂的情況下，應給北方以更多的賠償，但日本政府追隨美國的越南政策，只與南越簽訂賠償協定，並視南越為整個越南的代表。這個問題暴露了岸內閣東南亞政策的本質，招致在野黨及廣大民眾的不滿，由此也產生對修改《安保條約》不滿，引發了遊行隊伍衝擊國會的事件。

  在這關鍵時刻，「國民會議」內部圍繞安保鬥爭的策略問題發生分歧。1960年1月，岸信介將率團前往美國簽署條約，「國民會議」原準備在羽田機場發起的阻止岸赴美的活動因意見不一致而被取消。但日本學生組織「全國學生聯合會」（簡稱「全學聯」）不同意「國民會議」的方針，於1月16日岸信介赴美這一天，「全學聯」的700名學生在羽田機場靜坐，阻止岸信介一行去美國簽署新條約和新協定，同警官隊發生了衝突。岸信介在嚴密的防範措施下像逃跑一樣離開日本。1960年1月19日，《新安保條約》和《新行政協定》在華盛頓簽字。

  1960年2月5日，岸內閣將《新安保條約》提交國會。反安保鬥爭也從阻止簽訂進入到阻止批准的階段。《新安保條約》在國會審議階段，朝野政黨之間爭論的焦點是「遠東範圍」條款問題。岸信介內閣在國會答辯時表達政府統一見解認為「菲律賓以北，日本及其周圍地區」，台灣、韓國及蘇聯的沿海州「也包括在內」。這更激起了日本人民的不安。

  在1960年4月15日至26日的第十五次全國統一行動中，群眾高呼「阻止批准《新安保條約》」「打倒岸內閣」「解散國會」等口號，遞交了有330萬人簽名的17萬份請願書。4月26日，出現了8萬名請願者終日不斷湧向國會的局面。這天中午，「全學聯」主流派約5500人在國會正門前與警官隊發生衝突，結果有28人受傷。到5月14日為止，請願簽名人數達1350萬人。「全學聯」主流派遊行隊伍在國會周圍同警察和右翼分子再次發生激烈衝突，國會內外相互結合，使自民黨強行通過的企圖受挫。

  但是，5月17日，自民黨要求延長國會會期，以便在5月19日的國會上強行通過《新安保條約》及其有關法案。此間，國會門前每天都有從東京附近各縣來的請願者乘坐的成排的汽車和穿著各種服裝的大隊人群。在眾議院安保特別委員會理事會上，朝野政黨之間也發生了嚴重衝突。在這種情況下，如前所述，自民黨議員單獨表決通過了《新安保條約》及其相關法案。

  這一事件徹底暴露了岸內閣利用議會多數派的形式，踐踏議會民主政治的伎倆。同時也說明，岸信介修改《安保條約》的緊迫性已經達到不顧一切的地步，連自民黨的重要派別、岸派的合作者、通產大臣池田勇人在表決當天接見記者時都說：「今天這樣通過安保，我是沒有想像到的。」[24]同時，這一事件也充分暴露了自民黨的議會政治觀、政黨觀和政治道德觀。這樣做的結果，說明議會不是審議的場所，而是淪為以表決形式使內閣強權政治合理化的場所。

  岸內閣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日本社會各界和輿論界的極大憤慨和批判。5月20日，「國民會議」發表聲明稱：「今天，充分暴露了岸信介與韓國的李成晚完全相同的本質。我們絕對不承認這樣非法延長會期。我們要求否認議會政治、踐踏民主的岸內閣總辭職，立即解散喪失權威的國會。」「總評」也發表聲明表示：岸內閣「已具有法西斯性質」，「30天以內打倒岸內閣，為粉碎昨天的表決而鬥爭」。當天，各大報紙紛紛發表了抨擊自民黨強行表決的社論。

  正當岸信介熱衷於修改《日美安保條約》的時候，國際上也在發生著不利於岸政權的變化。1960年5月5日，蘇聯部長會議主席赫魯雪夫在蘇聯最高蘇維埃上宣布說，蘇聯用火箭擊落了侵入蘇聯領空的U-2型美國間諜飛機；9日，又警告說：「如果再從空中對蘇聯進行挑釁，蘇聯將在擊落入侵飛機的同時，把火箭的矛頭對準飛機的基地。」當時人們都知道，美國在海外基地共駐有7架U-2型飛機，其中3架就駐在日本。這一事件表明，《新安保條約》的簽訂，顯然會增加日本被捲入戰爭的危險。與此同時，從1960年4月開始，韓國人民發動了聲勢浩大的反對李成晚傀儡政權的示威遊行（所謂「四月革命」），為此，韓國議會被迫做出要求李成晚總統立即辭職的決議。李成晚於4月27日提出辭呈，隨後流亡美國。

  在這一國際形勢下，岸信介在修改《日美安保條約》問題上採取的孤注一擲的行動，更激發了日本人民的反岸情緒。許多群眾團體紛紛發表反對聲明，連日舉行遊行靜坐示威，要求岸信介下台。但岸信介態度強硬，他在5月23日對自民黨「三巨頭」表示決心說：「在新安保批准之前，既不總辭職，也不解散眾議院。」並在記者面前狡辯說：「日本是實行議會政治的國家。在議會中占絕對多數的自民黨議員，大多數參加了《安保條約》的表決。因此，從法律上講，這次表決是沒有錯誤的。」[25]

  眾議院強行通過新安保之後，反安保鬥爭更推向了一個新的高潮。5月31日開始開展第十七次統一行動。6月4日，舉行了以「國鐵」工會和動力車工會為中心的政治大罷工。在此之前，日本提出過明確政治目標的罷工只有兩次：一次是1952年的「勞斗」罷工（反對《破壞活動防止法》和反對修改《勞動關係法》），另一次是1958年反對把「警職法」改得更壞的罷工。這次「六·四」大罷工是戰後規模最大的罷工，據說有76個行業工會和460萬人參加。這次罷工說明，「反岸情緒已根深蒂固地滲透到一般群眾之中」。與此同時，商店也「罷市」，據說在全國達2萬家。6月10日，美國總統特使哈格蒂為安排艾森豪總統訪日來到東京，被15000人的遊行隊伍所包圍，哈格蒂被警察救出，乘直升飛機逃進美駐日使館，被迫於翌日離開日本。6月12日，艾森豪開始了包括訪日在內的遠東之行。6月14日，美國參議院批准了《日美新安保條約》。6月15日，日本全國110個工會、560萬人舉行第二輪罷工。遊行隊伍在國會前同警察和右翼分子發生衝突，造成東京大學學生樺美智子死亡、182名學生被捕和1000多人負傷的流血慘案，激起了人民群眾的更大憤慨，也轟動了全世界。

  岸信介內閣決心不惜代價於5月19日通過《新安保條約》，本來是想作為艾森豪6月20日訪日的見面禮。但是，自從5月19日強行表決通過《新安保條約》後，要求中止或延期艾森豪訪日的運動更加活躍。5月25日，社會黨代表會見麥克阿瑟大使時，遞交了要求艾森豪延期訪日的公開信。學者和知識分子團體也發表了許多要求艾森豪延期訪日的聲明。另外，自民黨內部和財界對艾森豪訪日也發生了動搖。總務會長石井光次郎向岸信介建議延期，內閣成員中不少人也主張艾森豪延期訪日，經濟同友會也提出類似要求。在此期間，岸信介曾多次要求防衛廳長官和國家公安委員長出面收拾局勢，維護治安，以實現艾森豪訪日，但均以警備力量不宜過多干預政治為由被拒絕。所以在人民群眾的迫使和內部勢力的抵制下，岸內閣不得不在16日夜召開緊急內閣會議，決定推遲艾森豪訪日（實際上是中止）。

  6月19日零時，《新安保條約》自動成立。岸在回憶錄中對當時的情景作了如下描述：

  ……最近發生的事情，現在回想起來，都使我感慨無量。從6月18日到19日早晨，我是在永田町的首相官邸度過的。到了18日晚間，我讓聚集在官邸的各位閣僚回到各自的機關去了。這是因為官邸有被暴徒襲擊的危險……只有我的弟弟佐藤榮作留下了……

  我已下定決心，只要完成了安保條約的修改工作，被人殺了也沒有關係。死在首相官邸反而可以瞑目。因此我在想，如果要殺的話，殺我一個人好了。但是弟弟說「不能把哥哥一個人留在這裡」，於是就兩個人困守在官邸里了。當19日零時自動通過的時刻到來的時候，這才真正鬆了一口氣。[26]

  6月20日至23日期間，仍有數十萬工人和學生上街遊行示威。22日，「總評」等工會組織620萬人舉行了大罷工。「國鐵」有近1100次列車停駛或晚開，東海道線處於全線癱瘓狀態，這種局面還是有「國鐵」以來的第一次。

  23日，日美雙方在極其嚴密的防範措施之下交換了批准書，《新安保條約》生效。以修改《日美安保條約》為政治賭注的岸信介內閣終於完成了其政治使命，在交換批准書的當天正式宣布辭職。從1957年2月15日成立到1960年7月15日辭職，歷時三年多的岸信介政權就此結束。

  岸信介外交的基本路線，是日本民主黨時代提出、自民黨繼承下來的所謂「自主的國民外交」。但是，《新安保條約》是以堅持日美軍事同盟為前提的，如果條約中寫明美軍對日本的防衛義務，也就必須要寫上日本對美軍的「合作」義務，而且這種對美從屬關係是以反華反蘇為其前提條件的。岸信介不擺脫日美同盟的框架，不獨立自主地考慮日本的和平戰略，就談不上是什麼「自主外交」。當然，岸信介作為統治所謂「滿洲國」的實力人物和東條內閣的閣僚，更不可能推行真正的「國民外交」。

  有人認為，如果不全面修改《安保條約》，不為向訪日的艾森豪獻「見面禮」而強行延長國會會期並強行通過《新安保條約》，岸信介內閣肯定還能繼續維持下去，或許能做更多的事情。[27]但是，作為一個政客，岸信介始終堅持「政治主義」的信條，他認為，首相就該在外交和政治上下功夫，不能專搞經濟，經濟工作是官僚們做的事。所以岸信介修改《安保條約》是必然的。但是，由此而引起規模如此巨大的反安保鬥爭，卻是岸信介未曾料到的。其後的歷屆內閣（從池田勇人到福田赳夫）都接受岸信介的教訓，不敢把這種「政治主義」放在首位，而是推行經濟優先的路線，這可以說是岸信介的一個「反面貢獻」了。

  我們姑且把修改《安保條約》問題從開始到結束的紛爭過程稱為「安保修改型政治過程」。它與前述的「警職法」修改問題的紛爭過程有諸多相似之處。參與紛爭的主要勢力有：1.政府與自民黨主流派；2.自民黨反主流派；3.社會黨；4.院外群眾運動。

  在這次鬥爭中，首先暴露了執政黨內部的政府·主流派與非主流派之間的矛盾。政府·主流派是為了實現其政策目標、鞏固長期政權而提出該法案的；而反主流派則是一方面施以牽制之術，一方面等待時機，認為不論政府失敗還是成功，都會對自己有利。所以時而採取合作態度以圖承襲勝果，時而通過倒閣手段摘取政權。總之，岸內閣在修改《安保條約》的問題上未能取得執政黨的充分合作。加之岸信介與其胞弟佐藤榮作關係過於密切，疏遠了其他派閥，從而也加深了黨內矛盾。

  其次，社會黨在這次鬥爭中，一方面在議會內部強烈反對政府的提案，在議事安排上拖長了會期，同時又使國會的審議陷入混亂無序而又議而不決之中，迫使自民黨採取了延長會期並強行通過法案的非常手段而引起公憤，充分發揮了第一大在野黨通過議會開展鬥爭的作用，體現了「五五年體制」的基本特點。

  聲勢浩大的院外群眾運動是這次反安保鬥爭的突出特點。反對新安保的鬥爭，是戰後日本人民在經濟走向繁榮的情況下進行的一次偉大的政治鬥爭，是戰後日本人民爭取獨立和平運動的最高峰。在這場鬥爭中，建立了「國民會議」這樣一個統一領導機構，創造了「統一行動」的鬥爭方式，有鮮明的鬥爭目標和口號，實現了議會內外鬥爭相結合。這場鬥爭參加階層之廣、鬥爭規模之大、持續時間之長，都是其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所未有的。

  為什麼會出現如此廣泛的群眾運動，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當時日本正處於經濟高速增長的起飛階段，農村人口（第一產業人口在1960年占日本總人口的32.6%）大批流入城市，城市急劇膨脹，社會的多元化和流動化即「大眾社會化」正迅速發展。在繁榮帶來的激變之中，社會的失范現象擴大，人們渴望打破傳統的舊秩序，建立一個新秩序；第二，日本人民對15年前的戰爭尚記憶猶新，修改「警職法」和《安保條約》，不管有其多麼冠冕堂皇的理由，仍會勾起人們心中的創傷和不安。而且，戰後15年來已經接受「民主教育」的日本人民，不能再容忍無視議會民主、強行表決這種獨斷專行的做法。如果把日本人民的這種不安和不信任感再同岸信介的戰犯形象聯繫在一起的話，那就對出現如此強烈的反抗運動不會感到不可思議了。岸信介的亞洲政策使人們聯想到他當年的「大東亞共榮圈」思想，他一味追隨美國、一心想修改憲法第九條的行為，更失去了人們的信任感；第三，從國際上看，當時蘇聯和中國對岸信介修改《安保條約》都做出強烈反應，一致認為新安保是一種以中蘇兩國為假想敵的日美軍事同盟，「遠東條款」便是一個有力的例證，當時的U-2型飛機事件更加深了人們的這一印象。《安保條約》加劇了兩大陣營的對立，增大了戰爭的危險性。因此，日本人民堅決反對岸信介再次把日本帶進戰爭的深淵；第四，大眾宣傳媒體對這次反安保鬥爭起到了鼓舞士氣、溝通信息和推波助瀾的作用。當時，日本全國的新聞廣播網已經建立起來，電視網也正在全國形成（1960年的電視普及率為33.2%）。電視所傳達的遊行示威等場面，給觀眾留下深刻而鮮明的印象，無形中起到鼓舞人心和發動群眾的作用；第五，以「總評」為核心的工會組織在反對修改「警職法」和修改《安保條約》的鬥爭中都發揮了重要的組織作用。

  但是，在反安保鬥爭中，也始終存在著內部意見不一致、行動不協調的現象，甚至出現了在鬥爭目標和手段上嚴重對立的情況。在社會黨內部，圍繞修改《日美安保條約》，左右兩派的分歧又突出出來，最終導致以西尾末廣為首的右派於1960年1月24日正式成立民主社會黨（後稱民社黨）。

  反安保鬥爭作為日本「戰後」型反體制鬥爭，是最大的一次，同時也是最後一次。以後隨著國民經濟的高速增長和人民生活的迅速提高，再沒有出現過如此大規模的群眾運動。

  概而言之，岸信介政權與修改《日美安保條約》的關係，猶如鳩山內閣與日蘇關係正常化、池田內閣與《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田中角榮與「日本列島改造計劃」等的關係，二者密不可分，其結果不論成功與失敗，作為歷史的一頁，將永遠留下濃重的一筆。

  對岸政權的是非功過，這裡無意做全面的評價。但至少在以下幾點是值得回味和思考的。

  第一，岸政權確立了「保守本流」的地位。所謂「保守本流」，一般是指相對「黨人派」而言的官僚派，尤其是與吉田茂關係密切的官僚勢力。但是，根據日本著名政治學者北岡伸一教授的理解，所謂保守本流，首先應該從外交的角度來界定。由吉田茂鋪設的日美協調路線應視為保守本流的本質，而是否官僚出身以及與吉田茂關係等方面則是次要的。至於是經濟重視型對美協調還是安保重視型對美協調，也應放在次要地位，因為這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美國政策的變化和國際環境的影響。[28]如果把保守本流定義為「試圖維持、加強日美協調路線的勢力」，那麼，保守本流的確立可以定在1959年6月，因為這時岸信介完成了參議院選舉之後的內閣改組，反主流派池田勇人力排眾議，毅然入閣，從而岸·佐藤·池田三派在修改《安保條約》問題上達成共識，為後來日本長期推行日美協調路線打下了基礎。

  第二，如果把短命的石橋內閣忽略不計，那麼岸內閣則是戰後日本唯一在兩大政黨體制下誕生的內閣。不過，在岸內閣的末期，民社黨已經成立，所以嚴格說來，兩大政黨制下的岸內閣是截止到1959年11月。但無論如何，過去多元化的保守勢力統一歸入自民黨這一單一政黨之下，形成一元化政黨，這是事實；通過一元化政黨，集約、強化了保守勢力的影響，也是事實。岸政權正是以這種集約、強化的保守勢力為背景而推行其強權政治的。

  岸信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培養起來的官僚、政治家，所以戰後復出以後，他還是靠政治官僚的老一套辦法行事。戰前的日本，官僚政治得以順利推行的前提是法西斯式的所謂「滅私奉公」的原則，所謂「公」，無非就是官僚的意志。在岸信介看來，與戰前官僚統治格格不入的新生政治勢力，諸如社會黨、「總評」「日教組」等，都是社會秩序混亂的元兇，是擾亂社會治安的萬惡之源。在「教師考核」和「警職法」修改等問題上岸政權的所作所為就充分地反映了這一點。但是，歷史在發展，時代在進步，經歷了戰後改革的日本，民主化思想已經深入人心，岸信介的強權政治和「政治中心主義」理所當然地遭到國民的抵制和反抗。「警職法修改案」以審議未了而收場和反安保鬥爭最終迫使岸信介下台，證明戰後日本民主勢力已經形成一股強大的歷史潮流。作為戰前官僚政治家的岸信介看不到這一時代的變化，試圖把「現在」拉回到「過去」，這就註定了他失敗的命運，並把自己定位於反動立場。反動者，逆歷史潮流而動也。

  當「反動」終於不能改變現狀這一事實被證明之後，就出現了試圖把無法改變的現狀保留下來的所謂「保守主義」。岸信介之後的池田勇人，就是這樣一個把保守主義具體化了的政治家。從這一意義上說，岸信介作為反面教材，使自民黨接受了教訓，從而構築了池田和佐藤時期這樣一個自民黨的黃金時代，出現了長達30多年的自民黨長期政權。這也可以說是岸信介對自民黨的一大貢獻。所以日本有人認為，如果再把岸信介在保守黨合併方面所起的作用一併考慮進去，岸信介可謂「自民黨長期政權之父」。[29]不過，這一長期政權到頭來也未能實現岸信介所力主的「修改憲法，從根本上重建日本」的初衷。

  注釋

  [1]白鳥令編：《日本的內閣》第二卷，新評論社1986年版，第192頁。

  [2]田中浩：《戰後日本政治史》，講談社1996年版，第129、130頁。

  [3]白鳥令編：《日本的內閣》第二卷，新評論社1986年版，第201頁。

  [4]正村公宏：《戰後史》下卷，築摩書房1985年版，第100頁。

  [5]岸信介、矢吹一夫、伊藤隆：《岸信介回想》，文藝春秋社1981年版，第196頁。

  [6]白鳥令編：《日本的內閣》第二卷，新評論社1986年版，第206頁。

  [7]同上書，第208頁。

  [8]升味准之輔：《現代政治》上卷，東京大學出版會1986年版，第51頁。

  [9]升味准之輔：《日本政治史》第四冊，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1023頁。

  [10]岸信介：《岸信介回顧錄》，廣濟堂1983年版，第454—455頁。

  [11]大野伴睦：《大野伴睦回想錄》，弘文堂1962年版，第145—147頁。

  [12]白鳥令編：《日本的內閣》第二卷，新評論社1986年版，第214頁。

  [13]藤原彰：《日本軍事史》下卷，戰後篇，日本評論社1987年版，第80頁。

  [14]1956年至1957年5月，日本出現前所未有的經濟景氣，一般稱作「神武景氣」。「神武景氣」意即自神武天皇以來未曾有過的繁榮。

  [15]1958年6月至1961年12月，日本經濟又出現前所未有的長期繁榮，歷時長達42個月之久，通常稱作「岩戶景氣」。「岩戶」在日本傳說中，是皇室神祖——天照大神開闢岩石，降臨人世，開創了日本歷史的神話。「岩戶景氣」意為開天闢地的繁榮。

  [16]田中明彥：《日中關係1945—1990》，東京大學出版會1991年版，第49頁。

  [17]日本外務省亞洲局中國課監修：《日中關係基本資料集1949—1969》，霞山會1970年版，第135頁。

  [18]藤山愛一郎：《政治：我之道》，朝日新聞社1976年版，第60—61頁。

  [19]正村公宏：《戰後史》下卷，築摩書房1985年版，第104頁。

  [20]升味准之輔：《現代政治》上卷，東京大學出版會1986年版，第65頁。

  [21]白鳥令編：《日本的內閣》第二卷，新評論社1986年版，第218頁。

  [22]升味准之輔：《日本政治史》第四卷，東京大學出版會1988年版，第254、255頁。

  [23]王振鎖：《日本戰後五十年》，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年版，第175頁。

  [24]日本歷史學研究會編：《日本同時代史》第三卷，青木書店1990年版，第296頁。

  [25]升味准之輔：《日本政治史》第四卷，東京大學出版會1988年版，第260頁。

  [26]岸信介：《岸信介回顧錄》，廣濟堂1983年版，第562—563頁。

  [27]北岡伸一：《自民黨》，讀賣新聞社1995年版，第95頁。

  [28]北岡伸一：《自民黨》，讀賣新聞社1995年版，第91頁。

  [29]北岡伸一：《自民黨》，讀賣新聞社1995年版，第9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