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自民黨政權的鞏固 （一）岸信介內閣及其「岸體制」

  石橋內閣成立僅1個月，石橋湛山便因病不能理政，這期間，外相岸信介被指定為臨時代理首相。因此，石橋提出辭職後，以7票之差敗給石橋的岸信介，順理成章地被國會指定為首相接班人。1957年2月25日，第一屆岸信介內閣（1957.2.25—1958.6.12）誕生。新內閣除增加石井光次郎為副首相外，石橋內閣的原班人馬都保留下來，岸信介兼任外相。岸出任日本首相，有諸多偶然因素在起作用，先是1956年緒方竹虎去世，然後是1956年末岸作為副首相規格的外相加入石橋內閣，接著便是石橋病倒，這也許就是命運使然。

  在3月21日的黨大會上，岸在投票總數476票中獲得471票，出任了自民黨第三任總裁。雖說是第三任總裁，但第一任鳩山可以說是「臨時總裁」，第二任石橋又是如此短命，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岸信介是自民黨的首任總裁似也不為過。而且，在岸任總裁的3年半時間裡，基本上確定了自民黨的政治方向。岸信介在保守黨合併以及自民黨走向方面，應該說是發揮了重要作用的。

  在自民黨歷屆總裁中，岸信介是一個具有特殊經歷的人。為了更好地理解作為自民黨總裁和內閣首相的岸信介的政治理念和所作所為，有必要簡單回顧一下他的個人歷史。

  岸信介1896年出生於山口縣，父親佐藤秀助原姓岸，後為佐藤家養子，故改姓佐藤，以釀酒為業。岸信介兄弟3人，哥哥佐藤市郎，少年聰慧過人，升至海軍中將，後因病退役。弟弟佐藤榮作是繼他之後的首相。岸信介本人因又回到岸家做養子，所以改姓岸。岸信介於1920年從東京帝國大學法學科畢業後進入農商務省。當時，立志從政的年輕人一般都去內務省，以便將來當知事。農商務省的任務是領導、發展日本的產業，岸大概是有志於此，才決定進農商務省的。

  後來，農商務省分為農林省和商工省，岸被劃歸商工省（現在的通商產業省）。1926年他視察德國時，對德國的產業合理化運動留下深刻印象，回國後與他的上司吉野信次等人積極推進產業合理化政策，制定了《重要產業統製法》《工業組合法》《商業組合法》等。隨著日本軍國主義勢力的抬頭，岸一頭扎進軍國主義的懷抱。1936年，岸退出商工省，先後擔任「滿洲國」實業部次長、總務廳次長（相當於偽滿副總理），成為日本在「滿洲國」產業方面的最高負責人，親自製定並推行了《滿洲國產業開發五年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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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年，岸晉升為日本商工省政務次官，1941年44歲時任東條英機內閣的商工大臣，是東條內閣的得力幹將之一，1942年在「大政翼贊會」的支持下當選為眾議員，後任東條內閣國務大臣兼軍需省次官，全面負責制定戰時經濟統制計劃，指揮軍事產業和戰爭物資的調配。但在東條內閣後期，岸與東條發生政見分歧，成立「護國同志會」，與東條的「翼贊政治會」相抗衡。

  日本戰敗後，岸信介作為東條內閣重要成員的岸被定為甲級戰犯，入獄三年多，1948年12月獲釋。1952年4月，岸信介解除「整肅」後組織「日本再建同盟」，繼續從事政治活動，1953年4月當選眾議院議員並加入自由黨，1954年與鳩山一郎創建日本民主黨，先後任日本民主黨和自民黨幹事長。岸信介是日本戰後唯一因甲級戰犯入獄而又擔任內閣首相的人。他之所以能在戰後迅速崛起，主要是依靠他在商工省任職多年，與日本經濟界建立了廣泛、密切的關係，因而有著雄厚的財力支援。當然，作為政治家，岸信介有堅定的政治抱負，那就是，要重建日本，必須有根本性措施和建立強有力的體制，為此，必須實現保守政黨的統一。

  從個人經歷看，岸信介與石橋湛山完全是兩種類型的人。岸自知個人歷史不光彩，所以剛上任時不得不謹言慎行，一方面保留石橋內閣原班人馬，一方面聲稱要繼承前內閣的方針政策，採取所謂低姿態。組閣時他表示：「我和國務大臣，大都是石橋內閣的閣僚，所以新內閣的施政方針與前內閣無異。……我希望與日本社會黨創造更多的對話機會，以使國政大局不出差錯。」[1]

  經過幾個月的準備，統治基礎有所鞏固之後，他便於1957年7月對內閣進行了大幅度改組。首先，他任命大野伴睦為自民黨副總裁，幹事長由岸派的川島正次郎取代三木武夫。在閣僚方面，增設副首相職位，由石井光次郎出任。任命黨外人士、日本商工會議所首腦藤山愛一郎為外務大臣。藤山是岸的老朋友，財界資深人士，岸啟用藤山的目的，一是為了在政治資金方面尋找靠山，二是為了在外交政策方面能自由貫徹自己的主張。通過改組內閣，佐藤（榮作）派和河野（一郎）派的勢力明顯增強，而原大藏大臣池田勇人和幹事長三木武夫受到冷遇，因此，作為石橋內閣主流的池田派和三木派被置於反主流派的地位。

  改組內閣以後，岸信介所標榜的「獨立自主」路線尚沒有充分體現出來，所以岸的下一個目標是第28次大選之後的第二屆岸內閣。自從1955年2月舉行了第27次大選以後，日本內閣經歷了第二屆和第三屆鳩山、石橋、岸這四屆內閣的更迭，政黨方面經歷了保守黨合併和社會黨統一等重大變動，所以，應相機解散國會的呼聲日益高漲，對岸信介來說，更希望通過大選進一步鞏固黨內基礎，只是由於黨內反主流派的抵制，解散國會才有所推遲。1958年度預算通過之後，解散國會、舉行大選的時機基本成熟。1958年4月18日，岸信介首相在內閣會議上宣布：「25日以後隨時解散國會。」至於具體解散時間，由自民黨總裁岸信介與社會黨委員長鈴木茂三郎協商決定。採取這種「協商解散」的形式在日本還是沒有先例的。

  1958年4月，岸信介解散國會，5月22日舉行大選。這次大選實際上是自民、社會兩大政党進行首次較量的大選。自民黨在這次選舉中得287個議席，雖然比解散時的290席減少3席，但無所屬當選者幾乎都在國會召開前加入自民黨，所以包括這「追加公認」的11個議席共298席，超過解散前的議席總數。社會黨也獲得166票，比解散時增加8席，但比原來預計的要少。此次選舉，是「五五年體制」形成以後的第一次眾議院選舉，在這次選舉中，自民黨成功地抑制了社會黨的發展，鞏固了其長期政權的基礎，所以對自民黨來說是一次極其重要的選舉。

  從自民黨派閥的角度來分析，1958年大選呈現如下狀況：

  表3.3 1958年大選前後的派閥變化

  這表明，通過這次大選，舊自由黨系統的佐藤、池田和大野派獲勝，舊民主黨系統的岸、河野、三木·松村和石橋派失敗。這和上次選舉中民主黨乘「鳩山熱」大勝，自由黨大敗的情況正好相反，由此可見，自由黨已經恢復了元氣。

  總之，岸信介內閣成立之後，意味著「五五年體制」從政治上所要達到的目標基本完成。也就是說，日本形成了這樣一個政治體制：一方面政權由保守政黨牢牢地把握，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的一員，同時也包容了一部分社會民主主義的內涵（構建福利國家、救濟弱勢群體等）。為此，一方面徹底鎮壓日本共產黨過激的社會主義革命運動（這一點在「五五年體制」成立之前久基本做到了），一方面允許穩健的社會主義政黨（具體說是社會黨）在議會制民主範圍內的活動，實現了保守黨優位的「兩大政黨制」（實際上是一又二分之一政黨制）。[2]

  第29次特別國會於6月10日召開，12日國會通過岸信介組閣協議。眾議院投票結果是：岸信介得290票，社會黨的鈴木茂三郎得162票；參議院投票結果，岸信介132票，鈴木茂三郎74票。當日，立即成立第二屆岸內閣（1958.6.12—1960.6.23）。內閣主要成員是：外務大臣藤山愛一郎、大藏大臣佐藤榮作、通產大臣高碕達之助等，從此確立了所謂「岸體制」。

  如前所述，第一屆岸內閣時期，岸信介採取低姿態，謹言慎行，低調處理國內問題和與社會黨的關係。但是，通過這次選舉，岸信介感到自民黨的江山已經穩固，增強了信心，所以態度為之一變，改為強硬姿態。

  首先，在第29次特別國會上，岸信介決定，議長、副議長、常任委員長等所有國會重要職位全部由自民黨獨占。根據慣例，副議長和部分常任委員長由社會黨出任，因此，岸信介的做法引起社會黨的強烈不滿，國會出現混亂局面，但最後自民黨還是全部霸占了這些重要職位。

  其次，在第二屆岸內閣組閣問題上，也可以看出岸信介的霸氣。他決定，這次組閣的方針是，除外相藤山愛一郎留任外，其餘閣僚全部換成新人，副首相職位空缺。這樣，石井光次郎被排除在內閣之外，大藏大臣由他的胞弟佐藤榮作占據，在19名內閣成員中，岸、河野、大野、佐藤等主流派便占據了14名。反主流派池田勇人和三木武夫也都被納入內閣，目的是便於控制反主流派。

  在第29次特別國會上，岸信介發表了施政方針演說，其要點是：一、擁護民主政治；二、維護外交三原則（以聯合國為中心、協調與自由陣營的關係、堅持作為亞洲一員的立場）；三、適時採取經濟正常化的措施；四、減稅與建立國民退休金制度。尤其是關於擁護民主政治，岸信介談到：「為了謀求我國民主政治的健康發展，必須抑制極左和極右活動。最近，有些人公然無視法律秩序，或受到集團的壓力，出現不當掣肘國會活動的傾向，這是令人遺憾的。對這種非民主的活動，要以斷然態度對待之。」[3]這些言論明確表示出岸信介對「極右和極左」針鋒相對的姿態，實際上是針對革新政黨和人民群眾運動的。

  岸政權的這種強硬姿態，在特別國會上引起在野黨的強烈不滿，導致執政黨與在野黨之間的激烈衝突。岸內閣向國會提交了《市町村立學校職員工資負擔法修正案》（向市町村立中小學校長支付管理津貼的法案）。社會黨認為，該法案是企圖分化校長和教員的反動文教政策的體現，持堅決反對的態度。該法案雖然在眾議院獲得通過，但參議院的文教委員會委員長是社會黨議員，所以根本沒有審議。這樣，在未經文教委員會審議的情況下，自民黨便強行提交國會大會通過。

  岸內閣時期，執政黨與在野黨之間的對立，更突出地表現在以下幾個問題上。

  （1）教師考核制度問題

  早在《舊金山和約》生效後不久，日本政府就開始加強對教育制度和教育內容的統制以及對教師自主活動的限制。1954年2月，國會通過了《關於確保義務教育學校教育政治中立的法案》和《關於部分修改教育公務員特例法的法案》，這兩個法案都是旨在加強對教師政治活動的限制，剝奪了國民直接參加教育行政的權力，確立了中央集權式的教育統治體系和文部省→教育委員會→校長→教員這樣一種縱向管理序列。鳩山內閣時期，文部省修改了「學習指導要綱」，使其具有了強制性，並加強了對教科書內容的檢查審訂製度。

  岸內閣為了進一步加強對國民思想的統治和削弱革新勢力的基礎，一直把在教師中有影響的「日教組」視為眼中釘，推行「教師考核制度」就是政府打擊「日教組」的一項重要措施。

  「教師考核制度」首先由愛媛縣教育委員會於1956年11月發起。當時以縣財政赤字為理由，試圖將教師晉升工資的幅度限制在教師總數的70%，為此對教師進行考核，以拉開其工資級差。具體考核辦法是由校長一人說了算，對本人保密，本人無申辯權。這樣，在提薪教員和未提薪教員之間製造矛盾，從而達到分裂教育工會的目的，同時也可以對教育內容進行嚴格的統制。

  戰後日本教育改革的基本原則是實行徹底的分權主義，即重視教育第一線教師們的自由和責任，尊重地方各教育組織的自主性。但是，岸內閣認為，要加強教育「質量管理」，必須克服分權化現象，加強對教育的統制。所以，教師考核制度與日本戰後教育改革基本精神是背道而馳的。

  「日教組」是以戰後改革為背景發展起來的教育工會組織，成員包括全國大多數中小學教員和部分高中、大學教員，會員達50餘萬人，遍及全國城鄉各地，是一個頗具影響的左派工會組織。岸內閣推行教師考核制度，目的就是削弱「日教組」在組織上和政治上的影響，進一步加強對教育的統制。因此，以「日教組」為核心，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一場反對對教師考核的鬥爭。1958年4月，岸內閣決定在全國全面實施考核的方針。12月22日，「日教組」召開臨時大會，提出「堅決反對考核、與岸內閣針鋒相對」的口號，全國各地都相繼舉行了「日教組」的集會、靜坐和遊行。到1959年底以前，「日教組」共組織了5次全國性阻止考核統一行動。但最終結果，全國除京都府以外的所有都道府縣，都推行了政府規定的教師考核制度。

  （2）修改《警官職務執行法》

  修改《警官職務執行法》（簡稱「警職法」）是岸信介政府為修改《日美安保條約》所做的準備之一。修改《日美安保條約》是岸內閣的既定目標，但又預料到必然要引起社會黨、共產黨和「總評」以及廣大日本人民的反抗，所以在與美國開始談判修改條約4天之後的1958年10月8日，岸內閣突然向第30次臨時國會提交了《警官職務執行法修改法案》。

  現行「警職法」是1948年7月制定的。該法作為戰後民主化的一環，從優先保障國民的自由和人權的觀點出發，對警察的職務權限做了嚴格限制。自民黨在解釋修改「警職法」的聲明中說：「過去由於警職法不完備，不能預防犯罪，在現行法中沒有維護社會、公共安全和秩序的法律依據，所以暴力事件和最近的反對教師考核的鬥爭、反對道德教育的鬥爭等集體非法暴力事件、流血事件不斷發生，必須採取對策。」[4]岸信介也承認：「從我的全部施政來說，修改『警職法』的提案也是一項重要法案。預感到修改《安保條約》將會遇到相當激烈的反對，但我決心要把這種反對頂回去，並拼命干到底，所以我當時認為，作為維持這種秩序的前提，無論如何要修改『警職法』。」[5]由此可見，修改「警職法」的重點，是從保護個人生命、財產改為維護公共安全與秩序，目的是擴大警察鎮壓群眾運動的權限。

  自民黨突然提出該法案，並表示出強硬態度，目的是使社會黨措手不及，沒有時間喚起輿論，迫使社會黨妥協。但是，自民黨的強硬態度並沒有嚇住社會黨，反而使它更加團結了。社會黨立即發表聲明稱：「該法案是違反憲法、侵犯國民權利與自由、從根本上破壞民主的惡法，是《治安警察法》和《行政執行法》的戰後翻版。」[6]並指出，只要政府不就立即撤銷該法案與社會黨對話，社會黨則拒絕一切審議事項。政府和自民黨也不示弱，於是雙方形成對峙，國會出現即將大打出手的混亂局面，直至10月18日，眾議院才開始審議該法案。一直持觀望態度的日本財界，於10月30日表態支持岸信介內閣，使本來態度強硬的岸信介和自民黨領導核心更加有恃無恐，11月1日，自民黨突然宣布延長國會會期30天，以圖通過該法案。

  反對修改「警職法」的群眾運動迅速席捲全國。10月13日，以社會黨和「總評」為中心的65個團體組成「反對修改警職法國民會議」。10月中旬以後，在44個都道府縣相繼建立起反對「警職法」的共同鬥爭組織。10月25日以後，「反對修改警職法國民會議」連續組織全國統一行動，開展集會、遊行和罷工等活動。11月15日，全國1500多萬工人、農民、學生、婦女和市民舉行統一行動，規模巨大，氣勢磅礴。據說參加這一系列反對運動的群眾團體達604個，其中學術團體85個、文化藝術團體123個、宗教團體15個、工人團體221個、婦女團體52個、學生團體33個，人數和範圍遠遠超過了1952年的罷工運動。[7]社會黨發表「延長會期無效」的聲明，並從11月8日起拒絕出席國會，國會處於癱瘓狀態。輿論界也強烈譴責自民黨一意孤行，強行延長會期的做法。

  面對社會輿論的強大壓力，自民黨和岸內閣陷入困境。於是，自民黨反主流派開始著手倒閣。他們的倒閣活動隨著全社會反對運動的廣泛展開而更加活躍。反主流派的經濟企劃廳長官三木武夫建議收回延長會期的成命，從而與岸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松村等人反對自民黨單獨審議，主張使國會的工作正常化，建議與社會黨坐下來談判。鳩山、石橋等人也勸告岸信介及早以「審議未完」形式擺脫困境，穩定局勢。四面楚歌的岸信介被迫同意修改「警職法」以「審議未完」收場。11月21日，自民、社會兩黨舉行會談，達成以下協議：一、同意「警職法修改案」以「審議未完」結束；二、同意眾議院自然休會；三、同意參議院審議補充預算後休會。[8]另外，為使國會工作正常化，還決定由社會黨人出任眾議院副議長。社會黨在阻止修改「警職法」上取得了成功。

  「警職法」修改案從提出到形成廢案，引起歷時一個半月的動盪，最後以人民鬥爭的勝利而結束。這是戰後日本人民鬥爭取得的第一次完全勝利。通過這一事件，岸信介的反動形象在廣大人民中間進一步加深；反體制勢力也通過這一事件進一步擴大了基礎，在鬥爭中團結了各階層甚至是思想、觀點不同的人民群眾，積累了鬥爭經驗。

  本來，岸信介看到圍繞教師考核等問題出現的「日教組」和在野黨勢力的激烈反抗，預感到《安保條約》的修改和批准都會阻力重重，所以要一舉實現「警職法」的修改，加強警察權力，以有效地壓制人民的反對運動。但是，這種加強警察權力的做法會動搖戰後民主的根基，招致人民的強烈反抗，反而形成了規模空前的全國性反對運動，為反對修改《日美安保條約》的鬥爭打下廣泛的群眾基礎，這一點是岸信介所始料未及的。

  這一鬥爭打亂了岸信介推行的從修改「警職法」到修改《日美安保條約》，而後再修改憲法的時間表，使日美兩國政府預定在1959年1月簽署《新日美安保條約》的計劃落了空。同時，岸信介在修改「警職法」問題上的失敗，使自民黨內派系鬥爭加劇，要求追究岸信介責任、刷新黨政領導機構的呼聲高漲起來。反主流派閣僚池田勇人（國務大臣）、三木武夫（經濟企劃廳長官）和灘尾弘吉（文部大臣）於1958年12月27日提出辭呈，掛冠而去，成立了反主流聯合俱樂部——「刷新懇談會」，要求刷新黨的人事，黨內抗爭趨於表面化。

  在反主流派的強大攻勢下，岸信介不得不於1959年1月12日對內閣進行改組，這表明岸政權在黨內的支持基礎在不斷動搖。而且，河野和大野與岸也有矛盾，如果他們也出來反對，岸內閣便會馬上垮台。為了維持政權，有必要進一步加強主流派的團結。於是，岸信介對河野和大野兩派進行了收買和拉攏。為此，岸不得不與他們訂立「密約」。1月16日，岸與副總裁大野、總務會長河野、大藏大臣佐藤在帝國飯店舉行四人會晤，席間，岸立下書面字據如下：

  誓約書

  昭和三十四年1月16日，立誓約如下：我們發誓一致協力實現在荻原、永田、兒玉三君見證之下約定的事項。

  誓約書的日期為1月16日，署名人為岸、大野、河野、佐藤4人，在岸和佐藤的署名下有畫押。[9]所謂「約定的事項」，簡單說來就是在岸之後，按大野、河野、佐藤的順序私下相互授受政權。據說除了這份誓約書外，還用另一張紙寫出了這一更迭順序。[10]在這次會晤之前，岸就約見大野，以懇切的語氣對他說：「請您幫一幫岸內閣。我要充實地度過這短暫的一生。我並不想永遠對政權戀戀不捨，但現在下台，人們會說岸內閣一事無成，被世人恥笑。我只想在岸政權的歷史上留下一件事，那就是修訂《安保條約》。如果修訂《安保條約》大功告成，我立即下野。在推舉誰做後繼人的問題上，我認為您大野君最為合適，我肯定推舉您為後繼總裁……」[11]

  大野雖然並非首相之材，但送上門來的東西是沒有人不接受的。「密約」的效果立即顯現出來，大野和河野開始為岸的連任而去努力統一黨內意見。在1月24日的黨大會上，經過公選，岸以320票再次當選為總裁，反主流派推選的松村只得166票而落選。

  上述「密約」可以說使岸信介暫時避免了黨內危機，但主流四派的團結在參議院選舉之後再次出現裂痕。

  1959年6月2日，舉行第五屆參議院議員通常選舉，選舉結果，自民黨在127個改選議席中獲71席，取得壓倒性勝利。這次勝利恢復了岸的自信，於是開始了更換黨的主要幹部和改組內閣的工作。在內閣方面，除了外相藤山愛一郎和藏相佐藤榮作外，對其他閣僚進行了大換班，這次改組，實際上也可以說是成立第三屆岸內閣。在這次改組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直扮演主流派角色的河野一郎既沒有入閣，也沒有成為黨的「三巨頭」（幹事長、政調會長和總務會長）之一，而成為半主流甚至反主流派。而一向處於反主流地位的池田勇人在高中時代同學佐藤榮作的鼓動下，作為通產相入了閣，與岸、佐藤兩派成為主流派。河野自1955年9月與岸結盟以來，便一直支持岸，所以河野一直認為，岸決不能中途換馬甩掉他而去啟用池田，但最後看到岸不再依靠他，也不想讓出政權，便拒絕入閣，而要求按照原先的「密約」出任將來最有可能獲得政權的幹事長，結果未能如願。

  岸信介一直主張修改日本憲法。在創建「日本再建同盟」時，他便把改憲主張寫入同盟綱領之中。擔任自由黨憲法調查會會長時，他一再主張「改憲論」。組閣以後，又把鳩山內閣時制定的《憲法調查會設置法》付諸實施，於1957年8月正式成立了憲法調查會，為改憲做準備。岸信介的主要目標，是修改憲法第九條中關於放棄戰爭和軍備的內容，為重建軍備掃清道路。1958年8月，岸信介在記者招待會上公然聲稱：「廢除日本憲法第九條的時代已經到來。」[12]本來，成立憲法調查會的最終目的是為了修改憲法，但修改憲法必須得到議會中三分之二以上議員的同意。而議會中社會黨等反對修改憲法的議員始終占據三分之一以上的議席，所以岸信介的改憲主張一直沒有實現。

  憲法修改不成，只好退而求其次，在現行憲法的解釋上做文章，以達到擴充軍備的目的，這就是所謂「事實上的改憲論」。1957年5月15日，岸信介在會見記者時說：「為了自衛，即使在現行憲法下也允許持有核武器。」6月14日，岸內閣公布了《防衛力量整備目標》，這就是《第一次防衛力量整備計劃》（1958—1960年，簡稱「一次防」）。「一次防」規定，在1958—1960年的三年內，使陸上自衛隊達到18萬人；海上自衛隊艦艇噸位達到12.4萬噸，飛機約200架；航空自衛隊飛機達到1300架。[13]1957年12月決定購買空對空飛彈，1958年進口地對空飛彈，使自衛隊的飛彈裝置向前大大推進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