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會黨的統一與工人運動

  社會黨是日本戰後成立最早的政黨。但由於其成分複雜，左、中、右各派勢力政見不一，所以社會黨一成立便埋下了分裂的種子。

  在1949年第24屆國會大選中，社會黨慘敗。4月14日，召開第四次黨代表大會，此後，社會黨主導權開始掌握在左派手中，以後，矛盾越來越尖銳。1950年1月召開的第五次黨代表大會上，左右兩派領導人在組織上正式分道揚鑣，左派選舉鈴木茂三郎為書記長，右派選舉片山哲為委員長和水谷長三郎為書記長。但這時還沒有殃及到基層組織，形成「上分下合」的局面。通過中間派從中斡旋，加上基層組織的要求，1950年4月召開第六次臨時代表大會又歸於統一，委員長空缺，淺沼稻次郎就任書記長，但實際上是貌合神離。

  形式上統一起來的社會黨在媾和問題上又發生對立。1951年1月19日，召開了第七次社會黨代表大會，大會做出了「和平四原則」（全面媾和、堅持中立、反對軍事基地、反對重新武裝）的決議，並選舉左派的鈴木茂三郎為委員長，中央執行委員的半數也由左派占據，左派掌握了黨的主導權。這時右派提出「原則上不反對重新武裝」的修正案，但以絕對多數票而被否決。9月，在舊金山召開對日媾和會議，簽訂了《舊金山和約》和《日美安保條約》，對此既成事實，社會黨兩派發生對立。右派和中間派主張「贊成《和平條約》，反對《安保條約》」的所謂「條約可分論」，而左派則是兩個條約都反對。[18]

  1951年10月2日，中央執行委員會以微弱多數表決支持右派的意見。10月23日，社會黨召開第八次臨時代表大會，當時，左派國會議員193人，右派161人，基本上勢均力敵，大會出現混亂局面。10月24日，左、右兩派決裂，分歧的焦點是圍繞「和平」和「安保」兩個條約看法不一致。隨後，右派社會黨於1952年1月20日成立，左派社會黨於1月28日成立，左派選舉鈴木茂三郎為委員長，書記長空缺；右派選舉淺沼稻次郎為書記長，委員長空缺。雙方都叫日本社會黨，但一般稱其為右派社會黨和左派社會黨，這種分裂狀態大約持續了4年之久。

  韓戰結束以後，國際形勢趨於緩和，但在日本國內，隨著《舊金山和約》的生效，日本政府卻推行了一系列倒行逆施的反民主路線和重新武裝政策。為此，左、右兩派社會黨意識到有必要聯合起來共同對付這股逆流。左派社會黨在1953年的大選和參議院選舉中遙遙領先於右派社會黨後，便呼籲右派社會党進行合併，隨後於8月成立「社會主義政治勢力團結委員會」，右派社會黨也於同年9月設置「統一問題調查研究委員會」，從11月9日開始，兩派便開始了為謀求統一的「兩社懇談會」。這種走向統一的動向通過在國會內的聯合鬥爭進一步加快了步伐。

  第2年春天，吉田內閣因受到「造船瀆職事件」的衝擊而風雨飄搖，出現「末期症狀」，於是吉田政權在3月末發起了企圖起死回生的保守新黨運動。在這種形勢下，兩派社會黨都產生了通過合併奪取政權的設想，左派社會黨委員長鈴木茂三郎和右派社會黨委員長河上丈太郎於3、4月間舉行會談，就合併及建立共同政權問題達成共識。社會黨的國會議員也迫切希望社會黨成為國會中的「第二大黨」，以統一社會黨的形式達到奪取政權的目的。這一共識成為兩派社會黨加速統一的決定性因素。

  1954年9月下旬，設立了由兩派社會黨組成的促進統一委員會。11月，民主黨成立，吉田內閣垮台。12月，鳩山內閣成立。1955年1月，眾議院解散，社會黨統一的活動更加活躍。1月18日，同時召開的兩派社會黨臨時大會，通過了由兩派「促進統一委員會」聯合擬定的《關於實現社會黨統一決議案》。2月27日，舉行眾議院選舉，兩派社會黨力爭確保三分之一以上議席，以阻止修改憲法。選舉結果，左派社會黨由解散前的72人增加到89人，右派社會黨從解散前的61人增加到67人，兩社合計156人，確保了阻止改憲的議席數。[19]

  1955年3月2日，左派社會黨書記長和田博雄與右派社會黨書記長淺沼稻次郎會談，決定雙方各出10名統一交涉委員，就「綱領、政策、組織等方面達成一致意見，迅速完成統一」問題進行磋商。1955年4月以後，兩派社會黨開始著手進行合併的具體工作。9月，制定了統一綱領草案，在雙方妥協的基礎上，黨綱中把黨的性質規定為「階級的群眾性政黨」。

  1955年10月12日，兩派社會黨分別召開解散黨的大會，翌日舉行了兩派合併統一大會。經過4年分裂之後，社會黨又最終實現了統一。會議決定鈴木茂三郎為委員長，淺沼稻次郎為書記長，中央執行委員會由左右兩派各出20人組成，但領導核心的7人中，左派4人，右派3人。黨的組織活動方針的「三原則」是「堅持黨的階級性，確立黨內民主」；「排除議會偏重主義，開展日常鬥爭，尤其要開展黨在群眾中的組織活動」；「在黨和群眾組織之間既要互相保持民主，又要保持緊密聯繫與合作」。這表明統一後的社會黨加強了左派社會黨的色彩。[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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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社會黨在戰後初期的工人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隨著《工會法》的實施，各類工會組織應運而生。1945年底，成立工會809個，會員38萬人；1946年6月就發展到1.2萬個工會，會員達375萬多人，半年時間就增長近10倍。工會組織化率（對日本工人總數931萬人）由4.4%增至40.4%。[21]根據形勢的要求，全國性工會相繼成立。1946年8月，成立了日本工會總同盟（簡稱「總同盟」）和日本產業別工會會議（簡稱「產別會議」）。後者屬於左派工會，參加該工會的有21個行業工會，175萬會員，占全國工會會員的43%，其核心領導成員是日本共產黨和社會黨。「產別會議」發動和領導了戰後初期如火如荼的工人運動，鬥爭的重心由初期的反飢餓、反解僱等經濟鬥爭發展到反對片面媾和、爭取全面媾和、反對重新武裝等政治鬥爭。

  「紅色整肅」之後，日本共產黨受到沉重打擊，日共的主要領導人轉入地下。1950年7月，「總評」成立。「總評」羅致了17個工會276萬會員，成為日本最大的工會。「總評」綱領規定：維護和改善工人的勞動條件，提高其經濟和社會地位，工會不得成為奪取政治權力的行動部隊，堅持以立憲手段謀取政權。[22]

  日本社會黨於1949年11月通過了《關於媾和問題的一般態度》，即全面媾和、中立、反對提供軍事基地的「媾和三原則」。1951年1月，又通過了《反對重新武裝決議案》，把三原則發展為「和平四原則」，加進了「反對重新武裝日本」的新條款。與此同時，1951年1月15日，日本共產黨、社會黨左翼和勞農黨聯合其他民主團體，成立了由115個團體組成的「全面媾和愛國運動協議會」（簡稱「全愛協」），開展爭取全面媾和的鬥爭。「全愛協」在鬥爭方針中提出「為了日本的和平與獨立，全面媾和後美國占領軍立即撤出日本」的要求，[23]開展了「爭取全面媾和」，「反對重新武裝」的簽名運動，徵得了500萬人的簽名。「全愛協」的活動反映了日本人民的心聲。

  「總評」在成立之初，具有一定的反共色彩，但是美國發動的侵朝戰爭使「總評」從反共立場轉向反美，開始支持社會黨的「和平四原則」。在1951年3月10日召開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通過了「反對重新武裝，堅持中立，反對提供軍事基地，實現全面媾和，為保衛日本的和平和爭取獨立而奮鬥」的行動綱領。

  在「總評」的影響下，全日本汽車工會、全日本造船工會、私營鐵路工會總聯合會、全日本港口工會等行業工會，相繼接受「和平四原則」，開展了反對單獨媾和的鬥爭。1950年「五·一國際勞動節」，日本各工會在東京的芝公園舉行了1.5萬人參加的中央大會。與此同時，農民、婦女、知識分子等各個階層也組織了相應的鬥爭。

  「朝鮮特需熱」結束以後，「總評」的鬥爭重心轉向為提高工人工資而展開的每年一度的「春季鬥爭」，同時致力於選舉運動。當時社會黨左、右兩派在媾和和《日美安保條約》問題上出現嚴重分歧，乃至最後導致組織上的分裂，從這時開始，社會黨左派與「總評」建立起密切關係。對組織薄弱的社會黨來說，「總評」是它最有力的支持團體，在歷次大選中，社會黨的議席多半都依賴於「總評」的組織、動員，社會黨的政治資金也大都來自於「總評」，在社會黨國會議員中，工會出身的人數大大超過農民運動出身的人數，從而領導權從右派轉移到左派手中，於是，擔當「五五年體制」之一翼的社會黨逐漸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