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章 日本現代化的二重性與日本儒學的二重性 第一節 日本現代化的二重性

  在東方諸國中，日本是最早、最成功地實現了現代化的國家，然而我們從任何角度觀察日本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它都是光與影（即成功與失敗、發展與犧牲、現代與傳統、進步與困境）並存的，日本現代化的歷史可謂充滿二重性。

  回顧日本現代化的歷史，它既曾獲得巨大的成功，亦遭到過慘重的失敗。在諸多成功中，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其現代化經濟的高速形成與發展以及國民教育的廣泛普及與顯著提高。日本的產業革命從1885—1886年急劇地發展，經過中日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獲得新市場而愈加發達，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因坐收漁翁之利而獲得大發展。大約用30年的時間達成了英國花費80年（1760年代—1840年代）才完成的產業革命。日本實現產業革命的速度不僅比英國快，比美、德、法也快得多。根據中村隆英的《戰前期日本經濟成長的分析》（岩波書店，1971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儘管日本經濟不景氣，在世界範圍內仍然保持了高增長率，1937年實現重化學工業化後，其生產額達到全部生產額的50%。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尤其從1956年開始，日本進入經濟高速增長期，國民生產總值的年平均增長率為10%左右。1973年以後，雖然高速增長期結束，其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率仍高於美國和西歐各國。從1990年代初期開始，日本泡沫經濟崩潰，經濟持續低迷，但日本依然是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經濟大國。

  日本現代教育的發展亦十分顯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六年制義務教育就學率超過了99%。1950年代，九年制義務教育已基本實現。1990年代，高等學校的入學率超過90%，具有高度文化素養的日本國民，既是日本現代化進程的成果，又是支撐其高速發展的最重要資源。

  然而，近代日本在取得現代化成功的同時，走上了侵略亞洲諸國的道路。如1853年西方列強對日本使用炮艦進行軍事侵略一樣，1874年日本入侵中國台灣，1876年逼迫朝鮮開國。1894年日本對亞洲諸國的侵略進入了新階段，從中日甲午戰爭開始，直到11年後日本在中國東北對沙皇俄國取得軍事勝利，這樣日本完全成為帝國主義在亞洲大陸上競相逐利的一員。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憑藉遠離歐洲主戰場的地理條件，奪取了德國及其他西歐列強在中國和太平洋地區的權益，成功獲得戰略性的有利地域。

  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明確了對中國的侵略，這就不可避免地與其他已經獲取利權的帝國主義列強發生衝突。1931年是日本現代化歷史上重要的轉折點，同年9月，日本軍隊侵入中國東北，對中國大陸進行了直接的軍事侵略。1937年7月7日，日本軍隊在北京郊外挑起紛爭，突然擴大為全面侵略戰爭。1940年，日本與德國、義大利締結三國軍事同盟，激化了與美國、英國等國家的矛盾。1941年日軍突襲美國珍珠港，挑起了太平洋戰爭。

  

  但以中國為首的亞洲諸國進行的抗日戰爭與盟軍的共同作戰取得了勝利，並於1945年8月15日接受了日本的無條件投降，這是日本歷史上遭遇的最大失敗。

  這場持續15年的戰爭，不僅給被侵略國家帶來慘禍烈毒，而且使日本幾十年的現代化成果損失殆盡。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以來，共有310萬（其中80萬人是普通民眾）日本人喪命，30%以上的日本人流離失所，工業較戰前減縮四分之一，通貨膨脹嚴重，日元價值只相當於戰前的百分之一，經濟陷入大混亂中。糧食供給困難使大多數國民幾乎瀕臨餓死狀態，民間道德與理性喪失，充滿困惑不知所措。這一連串的事態，是明治維新後日本政府實施對外侵略政策的必然結果。

  在日本現代化歷史的進程中，經濟、政治、文化諸領域均取得了長足的發展，這是毫無疑義的。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得以享受發展所帶來之成果的，卻主要是居日本國民少數的統治階層。對於廣大日本國民來說，較之獲得現代化發展所賦予的權利與利益，莫如說為此而付出了更多的犧牲。以日本的資本原始積累和產業革命為例，它們主要是以農民和工人的勞動和犧牲為代價的。此後明治政府以快速建設近代產業為目標，為此必須以龐大的資本作為支撐，其資金來源的第一位（占據所有資金的大半）即是農民所繳納的稅金。

  明治時期的地稅改革後，日本政府向農民強制徵收其所有收穫的三分之一作為地租、村入費，這與江戶時代相比毫無差異。對於佃農應交的佃戶費，地主依據政府地價核算檢查條例第二則的68%為基準，強迫佃戶繳納70%左右的費用。經過如此殘酷的剝削，日本的資本原始積累得以順利進行。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產業的勞動力，主要由在寄生地主制重壓下的貧苦小農提供，他們被強制長時間勞動而僅能得到微薄的佣金。明治時期六成工場勞動者是從事紡織業、制絲業的女工，她們大多出身貧農之家。

  日本的現代化發展同時也是以亞洲諸國的犧牲為代價的。在19世紀後期和20世紀初期，日本的迅猛發展，也曾促使亞洲各國人民覺醒，並欲以日本為典範。例如，在中國的戊戌變法時期，康有為等變法派便以日本明治維新為師，朝鮮開化派也曾深受日本的「文明開化」思想影響。然而，老師（日本）卻總是侵略學生（中國、朝鮮）的事實，使中國人與朝鮮人的夢想破碎。中日甲午戰爭後，日本先後侵占中國台灣和朝鮮。朝鮮的糧食、棉花、礦產品大量流入日本，台灣的砂糖、大米、茶葉等則是日本初期殖民掠奪的主要目標。日本還逼使中國以英鎊支付甲午戰爭賠款（3808萬鎊），並依靠這筆款項通過第一銀行為媒介換取朝鮮出產的金子來確保金本位制的實施。[1]

  以後日本又染指中國大陸，將其作為主要的原料供給地與市場。日本在中國東北地區建立的「滿鐵」（南滿洲鐵道會社），被松岡洋右稱為「恢宏皇猷的生命線」，1907年至1931年向日本政府上交紅利14500萬日元。[2]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在韓戰和越南戰爭中的軍事「特需」對日本經濟的恢復與發展也曾是一個助力。日本的現代化固然主要依靠日本國民自身的力量，但也不應忘記亞洲各國人民曾為這一發展被迫付出過不可盡數的犧牲。

  日本的現代化是在歐美諸國的武力威脅下，以追趕歐美國家為目標而進行的。但是日本的現代化並非全盤西化，而是傳統與現代（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並存、衝突、融合的複雜歷史進程。從歷史上看，日本便是一個具有多維價值觀的民族，「實用性」是其價值觀核心，其以有無「實用性」作為文化價值判斷與取捨的基準。此時此地有用者即有價值則存之、取之，無用者即無價值則棄之、拒之。因而，較之中國人，日本人更熱衷於吸收先進外來文化，也更善於保存固有文化並對其進行創造性的轉化。

  在前近代的日本文化史上，固有文化與外來文化（主要是中國、朝鮮、印度等東方各國的文化）並存、融合的現象比比皆是。如漢字與假名並存共同構成了日本文字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例證。和歌與漢詩同為日本文人喜愛的詩歌體裁，並在形式、內容、風格上互相影響。神道、佛教、儒學之間，亦少見相互排斥而多有彼此共存與融合。誠然，1860年代之後於日本發生的東西方文化衝突，較此前的文化衝突之性質顯著不同，它既是具有橫向地域差異的文化間的衝突，又是具有縱向歷史發展階段差異的文化間的衝突。即傳統的日本文化（實際上是中、朝、印等東方文化與日本固有文化的多元共存與融合）與現代的西方文化間的衝突，是古今東西文化之爭。因而其衝突更為激烈，文化選擇與調適也更加艱難。自明治維新至今的百餘年間，既有提倡全面西化者，又有鼓吹「國粹主義」和「回歸日本」者。崇外主義和鄙外主義思潮交替出現、此起彼落，呈周期性循環態勢。例如，明治初期曾倡導全面接受西方事物，也存在嫌惡本國歷史、價值觀甚至文字之人。他們主張「必須使日本脫胎換骨，以美國為母，以法國為父」。如倡導進行跨國婚姻以吸取歐美人的優秀血統，都是在當時流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理論影響下產生的理論，以至如井上馨、伊藤博文等政府官員一時也支持這種理論。他們主張為使日本「進步」有必要改良日語甚至完全放棄之。當時的大多數人認為洋式就是流行，他們熱心穿西裝、披髮、拿懷表、帶洋傘、食肉。德、法、英、美的政治理念與社會理念被加入教育中，大多數討論都以這些理念為議題。當全國上下醉心於西方的物質文化時，貪慾也在不經意間急速增長。

  然而這種過分狂熱的西化，不可避免地產生了傳統主義的逆流。傳統主義者的反對聲音在1880年代逐漸顯露，他們大力提倡日本人有必要在受到外國文化影響的同時保持本國文化。西方文明固然在技術上先進，然而日本人在精神和倫理價值上比西方人更為優異，並提出若不保存這種價值觀，日本的本質、國家形態（「國體」）就會受損。作為這種思想的一環，呼籲對神道、儒學等精神傳統的回歸本文已有詳述。經過這種「試行錯誤」以及文化激進主義思潮與文化保守主義思潮的矛盾運動而最終形成的是，日本現代文化的總體格局和主流，依然是傳統與現代、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並存與融合。

  明治時代（即日本剛剛踏上現代化進程的初期），巴克爾的《英國開化史》和基佐的《西洋開化史》所提倡的進步史觀被奉為圭臬。日本人相信，只要文明不斷發展、科技不斷進步，就可以在日本建立衣食富足、道德高尚的人間天國。例如，福澤諭吉在《文明論概略》中便說：「所謂文明是指人的身體安樂、道德高尚」，他主張「以歐洲文明為目標」，相信「假如千百年後，人類的智德已經高度發達，能夠達到太平美好的最高境界。」[3] 明治時代的日本人，普遍對稱作「文明」和「進步」的現代化抱有浪漫的樂觀主義遐想。可是冷酷的現實卻不斷打破人們的美夢。

  在日本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日本人像歐美各國的人們一樣，既享受到了現代文明賦予的恩惠，也面臨著它所帶來的前所未遇的困境。他們的這種感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尤其是在取得經濟的高速增長而物質生活日益富足之後，變得更為顯著。經濟、科技的迅速發展和物質生活的富足，並未如同他們預想的那樣帶來人生快樂與意義。因為科技的發展不僅用於改善人類生活，也用於製造大規模的殺傷武器。在廣島和長崎投下的兩顆原子彈，曾使日本人親嘗其惡果。而現在大國所儲存的核武器，不只能夠破壞地球，甚至已足以毀滅全世界。日本人尤其熱心於反對核武器的運動，思考「怎樣應對核時代」「核時代是怎樣誕生的」等問題便反映了他們對「集體滅絕」「未來一代的滅絕」的恐懼。

  日本同時也面臨著生態系統的破壞與資源不足等問題。現代科學精神的核心雖然是理性主義，但理性化若滲入人類社會生活的一切領域，連人自身也被化作純客觀的對象來研究，用數量的方法來處理，甚至如同商品一樣，成為管理社會的品質管理的對象，情感的獨立價值就會受到威脅，活活潑潑的生命人也會被肢解，遂產生一種非人性化的傾向。但在市場價值成為唯一標準，商品消費變為唯一目標時，真、善、美的追求便遭到冷落，情感的真實、道德的價值、藝術的純潔會遠離人們而去，人生意義與價值也因此迷失。然而，人們在科技分析中又尋不到有關人生意義的答案，他們只能哀嘆已經失去了精神的故鄉。結局就是人被自己、同伴、自然所疏離。

  在這種背景下，1970年代以後的日本，開始對「發展」「現代」「文明」的信仰產生懷疑，而逐漸產生一股強烈的呼喚人性回歸的時代思潮。僅就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領域來看，例如在歷史學中出現了社會史研究的高潮。有的學者研究中世紀的「流浪者」「巡遊藝人」「流動工匠」，這實際反映了現代日本人反叛或逃脫被管理的空間以及尋求自由的願望。還有的學者研究家族或村落的信仰和祭儀，試圖再現人與人之間的聯繫紐帶。[4] 在哲學領域，「身心論」成為新的研究課題，這也是欲恢復被現代科學和管理社會所分裂的人的「心」與「身」。

  如同本書此前各章所述，儘管日本人在現代化進程中，善用傳統的文化、思想資源，某種程度上緩解了現代化發展所帶來的種種矛盾，但是，遠未擺脫它所面臨的新困境。

  日本現代化的歷史，是在成功與失敗、發展與犧牲、現代與傳統、進步與困境的二重奏中進行的。儒家思想作為日本傳統之一翼，在日本現代化的二重性歷史中有何功罪？在當代日本人探求擺脫困境的努力中，儒家思想可否提供富有現代意義的指針？要考察這些問題，我們必須闡明日本儒學的二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