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堺利彥的「行道」理想

  明治時期，堺利彥（1870—1933）不僅與幸德秋水並肩致力於社會改造運動及社會主義運動，其起到的作用也絕不亞於幸德秋水。並且在「大逆事件」後，堺利彥又積極參與和領導了大正、昭和時期的社會主義運動。

  堺利彥是如何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在這個過程中，儒學思想起到了怎樣的作用？關於這些問題，堺利彥在1904年1月3日發表的名為《予如何成為社會主義者》的文章中有如下解釋：「予少年時，首先進入予頭腦之大思想，乃是來自《論語》《孟子》的儒教，其次即是來自法蘭西革命史的自由民權說。然而，憲法公布，帝國議會召開，自由民權卻未實現，仁義道德亦未實行。孔孟思想抑或法國思想無任何作用。於是，來自日本歷史的忠君愛國思想、耶穌教思想、進化論思想、功利主義思想紛擁而入，或相互調和，或相互衝突，在頭腦中交相混雜常使予生不安之念。於此不安間，略聞社會主義之新聲，故如渴者求飲而直赴之。予最初閱讀之書乃伊利氏之《近代德法社會主義》，通過此書，予漸次明了法國革命結果之真面目，亦初次了解社會主義隨之而起之理由。予於此得一道之光明，予依此照遍思想之光明，整頓頭腦中混雜之思想，遂無影、無暗，亦無糾纏，一理貫徹，始得安心。予之社會主義，其根底畢竟為自由民權說，畢竟為儒教。」[35] 由此看來，堺利彥的思想歷程與幸德秋水頗有相似之處，也是從儒家思想和自由民權思想這兩個基點出發，走上社會主義思想之途的。

  論述自由民權思想或民主主義思想，與堺利彥社會主義思想之間關係的著作與論文，已有若干。[36] 然而，關於堺利彥的儒學思想與社會主義思想之間的關係，尚無詳盡的研究。

  堺利彥出生於豐前的小笠原藩（現福岡縣京都郡豐津町）的下級藩士家庭，堺得司之三子。就讀的小學是裁錦小學，後改稱豐津小學。中學原就讀於藩校育德館，後入豐津中學後，「熱心學習」，「以漢文為文章規範，論語、孟子等」。尤其是「教授論語的島田先生」，其授業內容與方法，使堺利彥「稍感愉快」。[37]當時，他「從《論語》《孟子》得到的感化」，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樣的認識。他認為「修身、齊家，是道德意義的，而治國平天下，則是士人的目的」。[38]因而在1886年中學畢業時，堺利彥便意氣昂然地希望自己將來能成為政治家，並「學習子路之率直與正直」。[39]

  在接受儒學教育的同時，堺利彥也受到了自由民權思想的影響。然而他接受的自由民權思想，並非理論性的，充其量只是少年之間爭論國會應是一院制還是兩院制的程度。「治國平天下」的志向與對自由民權運動的支持相結合，使少年的堺利彥立志成為一名國會議員。在其自傳中，他寫道：「我從儒學教育而來的政治家志願與自由民權運動是一致的，想要成為一名國會議員。」[40]當時堺利彥的政治家志向，與其說是欲進行社會改造，不如說是以個人的「立身出世」為目的。從《堺利彥傳》來看，他「從少年時代即夢想著『立身出世』」。直到30歲，「依然以『立身出世』為信條而絲毫沒有改變」。[41]

  堺利彥少年時代受儒學教育的影響，使其立志成為政治家或產生「立身出世」主義的思想，其影響不止於當時，而是貫穿了他的一生。「修身」與「治國平天下」，其實是堺利彥對「道德」與「政治」關係的認識。儒家思想認為，道德與政治具有連續性，政治關係與政治過程是由己及人再到社會的過程。即「修身」是「治國平天下」的基礎，「治國平天下」乃是「修身」之目的。例如，孔子說：「為政以德」（《論語·為政》），「修己以安百姓」（《論語·憲問》），「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論語·子路》）。歸根結底，如何成就美好的政治理想，若政治理想的提倡者，不以自身示範其政治理想，人們雖可信其一時而不能信其政治理想。因此，堺利彥主張社會政治理想與人格修養的統一。他在《直言》第16號（1905年）的「來自平民社」一欄，就人格問題進行了如下論述：「有理想，立主義，若不以身體現之，則理想無光，主義無力。」[42]在《光》的終刊號（1916年）關於「社會主義者的座右銘」一欄中，堺利彥的座右銘是從江戶時代晚期的儒學者佐藤一齋所著《言志錄》中摘錄的數章。其大意為「凡不理到人服，則君子必反」，[43]皆是有關人格修養的內容。並且，從同時代的人對堺利彥的評價，也可看出他的人格特徵。例如，《新社會》1919年五月號中刊載了與堺利彥共事的編輯杉浦長治所寫的文章——《堺氏一面》。文章寫道：「主筆（堺利彥——筆者注）圓滿的人格並非是先天的，而是長期磨鍊的結果。因此，吃過苦之人做事之周到以及不見異思遷確為事實，但同時有過於生硬之感。」[44]

  不過，僅從其個人的「立身出世」來看，青年時期的堺利彥並非一帆風順，用他自己的話來說「『登龍門』失腳」，「『立身出世』甚哀。」[45]1886年2月，堺利彥雖以最優異的成績畢業於豐津中學，卻未能考上有名的東京第一高等學校。1887年，再度參加考試雖被第一高等學校錄取，又因熱衷政治與文學活動而荒廢了學業。1889年，由於未交學費而被開除。此後，他輾轉於福岡、大阪、東京，任小學教員或新聞記者，過著「動盪而貧苦」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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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9年，在《福岡日日新聞》擔任記者的堺利彥，於失意中偶然再讀《論語》，成為其人生的一個轉折點。他在自傳中寫道：「那時，我偶然再讀《論語》，感到與過去在學校閱讀時完全不同的激動。……在學校時讀《論語》，認為自己只不過是『全然無事者』，不過是『得一兩句而喜之』，或至多是『知好之』，而此次重讀《論語》，卻切實體驗到『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此晚學的儒教，似乎是『病毒減輕，病後更得健康』。」[46]當時的堺利彥從《論語》中得到怎樣的精神激勵與轉變呢？對於這一點，堺利彥並未明說，然而可以從其「立身出世」到「行道」的理想轉變推測出一二。他在自傳的「上卷總結」中回憶說：「儒教的『立身』是所謂『立身出世』主義，然而與此同時，還有『行道』的理想。這或許又是一種英雄主義，但與『功名富貴，唾手可得』大不相同。何況，若干次唾手而功名富貴不可得時，『行道』之精神便會待機而動。……要保持自由民權思想，貫徹儒教精神，具有正直心，於是產生『野心』。所謂『野心』，即不再希望做政治家，不滿足於做單純的文學者，也不滿足於僅做記者，必須做些其他什麼事，至少要超出『立身出世』之上的事。」[47]此處所說的「『立身出世』之上的事」，是指「行道」，也就是進行社會改造。堺利彥思想的這一轉變，以其自身的行動而言，是「從個人的立身出世思想到中產階級為本位的社會改良主義的轉移」。[48]

  堺利彥貫徹的「行道」理想，實際上與幸德秋水的「志士仁人」意識具有共通之處，因「志士仁人」有「志在於道」之故。由孔子、孟子的思想發展而來的「志士仁人」意識或「行道」理想，並非是阻礙幸德秋水與堺利彥等人變革思想形成的因素，反而是他們的變革思想形成與發展的內部原動力。「志士仁人」意識或「行道」理想賦予他們「明道救世」的社會正義感與責任感，使他們追求理想的精神價值與理想的社會、政治、文化秩序。他們信仰的「道」的內容，或其選定的「救世」方法與途徑，因時代的變化而修正、改變，然而，他們的「明道救世」理想，卻未曾發生改變。對這種理想的追求，使他們捨棄不合適的方法、途徑，努力尋求新思想與新道路，使他們始終屹立於時代前列。

  幸德秋水與堺利彥皆是從儒學的信奉者發展為自由運動的左派，進而成為初期社會主義者的。他們的不斷轉變，實際上因「志士仁人」意識或「行道」理想內在的動力影響所致。同時，幸德秋水與堺利彥同為一介書生，而後參加到勞動運動中，他們超越了生活條件與階級地位的制約，接受了社會主義，實際上是他們追求「明道救世」的理想所致。例如，幸德秋水將社會主義作為「真理、正義、人道之所在」，「人生的目的」，「古來聖賢的理想」來接受。[49] 堺利彥遭遇各種鎮壓與挫折，至死仍堅持著社會主義的理想。

  然而，堺利彥是從社會改良主義轉變為社會主義者的。在《萬朝報》擔任記者的四年間，他主要是以社會改良主義者的身份進行言論活動的，也就是說從1889年7月入社，直到日俄戰爭前，與幸德秋水聯名發表《退社之辭》為止。堺利彥在《萬朝報》社結識了幸德秋水、內村鑒三等人，並於1902年參加了社會改造組織「理想團」，此時他並不是一名社會主義者。他所從事的改良工作，主要是文學改良、文言一致、風俗改良、社會改良等。相較於「理想團」其他團員，如幸德秋水等人，堺利彥並不十分激進。

  1902年8月，他發表了名為《予作為理想團員做了什麼》的文章。他說：「予作為一個人，欲在狹小範圍內，多少做些善事美事。」「於此範圍內，如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大體如此。」[50]他的根本態度是，遵從「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論語·子罕》），認為「陷入所謂『意必固我』之私者，決非大人君子之事。不必思事必成功，而思自然之機運際會足矣」。[51] 這樣的言論與行動，實際上體現出堺利彥對政治活動的溫和態度。

  堺利彥的溫和態度，不僅來源於「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思想，也來源於《中庸》與《時中》。在《中庸》與《時中》中，不只是機會主義、折衷、鄉愿，還蘊含著複雜的時間與空間的交錯，具有多種選擇，而其中最好的、最合理的、最適合的選擇是「時、處、位」。這種溫和的態度貫穿於堺利彥的政治生涯。與幸德秋水、大杉榮等人相比，堺利彥是更重視依據現實情況的判斷，通過調節運動的強度以做出適當應對的社會活動家。例如，在1907年日本社會黨第二次大會上，幸德秋水的「直接行動論」與田添鐵二的「議會政策論」相對立，堺利彥提出「黨員隨意運動」案，使大會能夠繼續進行。「大逆事件」以後，堺利彥不贊成無政府主義者大杉榮、荒畑寒村等人的「不待時機而作」的主張，主張不動而靜待時機，以「假裝為貓」的態度，帶領「賣文社」度過了「黑暗時代」。他雖未將幸德秋水、大杉榮、荒畑寒村等人作為直接批判對象，卻批判「採用極端激進的運動方法而遭受迫害的革命家」，是「具有唯心論的、理想主義的、或精神主義傾向的。」[52]

  堺利彥是在何時成為社會主義者的，很難探究其具體時間。依據堺利彥《予的半生》所說，1901年7月加入「理想團」就已「欲宣告為社會主義者」。然而，考察其1901年7月之前的理論學說，幾乎沒有提及社會主義的文章。筆者認為，堺利彥成為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是在1902年6月左右。當時堺利彥雖未以社會主義者自任，但在其學說中已開始贊成資本主義終將走向滅亡而社會主義將繼之而起的理論。堺利彥從社會改良主義者轉變為社會主義者，其中原因頗多，但最為重要的，是他對勞動者悲慘生活的了解與同情。

  在1902年6月發表的《礦工之悲慘生活》一文中，堺利彥開始談及資本主義社會的滅亡。文中對於礦工頻繁死傷，而「無情冷酷之礦主」「儘管有礦業條件規定，卻不執行相應之救恤」等狀況，堺利彥表示「為礦工一掬同情之淚，同時對礦主不可不吐一片義憤之氣」。他進而把批判的觸角指向當時的日本社會，說：「我等之社會，使資本家與工人如此對立，看到資本家隨心所欲地虐待工人，不是可以拋棄如此之社會麼？」[53]在此應該注意的是，堺利彥對資本家與資本主義的批判，是從儒學原始的人道主義出發的，這亦是他進行批判的思想武器。在《礦工之悲慘生活》之後發表的《人命與財產之輕重》一文中，他首先指出：「在依資本主義及其財產制度而構成之今日社會，人命輕於財產之實例甚多。」接下來他以孔子為例，說：「昔日孔子之馬棚失火時，孔子問傷人乎而不問馬。直以高價馬安否問之而後思及人命之損傷，人情使然，而孔子戒此欲，特以問人而不問馬。若今日工場失火，其場主首先將以何問之？其必先問種種高價機器安否。……若孔子見此情況，定會對其頭頂施以痛棒。」隨後，他大聲疾呼：「吾人慾維持如此之社會組織至何時？以同胞為奴隸，以人力為機械，較之人命更重財產之社會組織吾人慾維持至何時？何不破壞此財產制度，何不迅速滅絕此資本主義？」[54]

  在同年10月發表的《關於「勞資調和」》一文中，堺利彥開始明確地提出社會主義理論，他公開聲言取代資本主義的「新主義、新理想，即社會主義。其實際運動即指罷工等運動」。「何為所謂社會主義之根本？資本之共有也。」「勞資調和終非真正之救濟法，真正之救濟法，不外完全廢除當今之資本制度而滅絕競爭。」[55] 此時的堺利彥已堪稱社會主義者了。

  堺利彥在概括自己成長為社會主義者的思想歷程時說：「從個人的立身出世思想發展到中產階級本位的社會改良主義，更由此而一轉為社會主義者」，而在這一轉變過程中，儒學的「行道」理想與原始的人道主義等思想，確實對其產生了積極的效果。另外，儒學的道德政治思想與「時中」思想也貫穿堺利彥的一生。

  堺利彥還是日本反戰論和國際主義的先驅。二十世紀初，日俄矛盾日漸尖銳。不僅是政、官、財界，連東京大學一些教授，教會的一些指導者，甚至普通民眾，都支持「對俄強硬論」「舉國聖戰論」，大眾傳媒方面，支持反戰論的只有幸德秋水、內村鑒三、堺利彥等人主辦的《萬朝報》，片山潛等人的《社會主義》，和屬於基督教系統的《六合雜誌》。

  堺利彥是「反戰論」的主將之一。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堺利彥最初是以《孟子》的「王霸」論為思想武器來批判帝國主義及其戰爭的。《孟子》中說「以力服人者」與「以力假仁者」為「霸道」；「以德服人者」為「王道」（《孟子·公孫丑上》）。在《孟子》中，亦有「仁者無敵」（《孟子·梁惠王上》）的說法。

  堺利彥在1903年1月發表了名為《讀孟子》的文章，在文章中，他首先指出：「帝國主義這不可一世之物……在友好的名義下，行欺詐、哄騙、嫉妒、猜忌諸惡德，在和平的名義下，施恐嚇、威脅、竊取、豪奪等暴行。正義被視為幻想而遭政治家排斥，同情被視為愚痴而遭外交家譏笑。天下之事，唯有恐嚇性的軍備擴張和欺詐性的外交政略。今日，吾人於書齋中讀孟子，被其粲然光明所照耀，俾得懷希望與安心之感。」他在對帝國主義戰爭政策進行批判的同時，稱讚孟子對齊宣王的批判，孟子說齊宣王「欲闢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實是「緣木求魚」。堺利彥則說：「齊宣王之所欲，即今帝國主義者之所欲。宣王所為，乃今帝國主義者之所為。」對於「春秋戰國」與「今之國際競爭」，他認為「當時列國競霸之狀可言全然相似」，「孟子在當時述唐虞三代之德，賤霸道，貴王道，斥攻伐，說仁政，正足以為今日之戒」。堺利彥主張日本應有「小國的覺悟」，「日本實為夾於世界諸強國之間一小國。……日本國民，不可無小國之覺悟。……日本若以其武力自誇，徒以攻伐為事，是為『所以養人者害人』，決非王道之仁政。」[56]

  1903年10月，對俄主戰論在日本國內愈發高漲，對俄開戰已到了不可避免的形勢。就連曾經支持「反戰」論的《萬朝報》社長黑岩周六，也不得不轉變一直支持的反戰立場而支持「開戰」論。幸德秋水和堺利彥遂毅然決定退出《萬朝報》社。在1903年10月12日，《萬朝報》的第一個版面刊登了兩人共同署名的《退社之辭》。該文從社會主義的立場出發對戰爭的本質予以批判，文中寫道：「予等平生由社會主義之見地，視國際戰爭為貴族、軍人等之私鬥，而國民多數則為供其犧牲者。」[57]他們在退出《萬朝報》後，聯合創辦了《平民新聞》，依然堅持社會主義與和平主義的主張。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堺利彥發表了《國家與階級戰》，堅守反戰的立場，並與其他社會主義者合作組織了反戰運動組織。1931年9月18日，滿洲事變發生之際，堺利彥擔任全國勞農大眾黨的對支出兵反對鬥爭委員長，將全部精力投入到反戰運動中。在此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堺利彥留下的最後信息。1931年12月2日，堺利彥突發腦出血，在其發病的3日—4日期間，他開口說「拿只筆給我」，然而他坐起拿筆，因病痛折磨在半張紙上僅僅書寫了「僕は」，而後，他向妻子兒女口述道：「我聞諸君絕對反對帝國主義戰爭之聲音，死亦光榮。」這就是堺利彥留給世界最後的信息，他至死仍堅持著反戰論。

  堺利彥不僅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還是一名國際主義者。他最初依據《論語》「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思想表明其反對人種差別的態度，主張日本應平等對待近鄰諸國的後進或弱小民族。明治維新之後，尤其是福澤諭吉發表《脫亞論》，以及甲午中日戰爭後，在日本人中，輕蔑中國、朝鮮等近鄰諸國國民的風潮愈演愈烈。針對於此，堺利彥在1903年7月發表的《人種之反感》一文中，首次表明其反對人種差別的立場。該文中，他首先批判帝國主義列強對黃色人種的岐視，他指出歐美帝國主義「對待東洋諸國，有自稱優等白人種族以岐視劣等黃人種族之意。於商業、政治之外，常懷令人不忘的人種反感之情」。進而，他批判一部分日本人，「試觀如今日本人之所為，一方面憤慨於白人之輕侮，另一方面又嘲笑中國人，欺辱朝鮮人，這豈非『己所不欲』常施於人麼？」

  堺利彥由此對日本人提出期望：「日本國民探切敬愛近鄰諸國人民，與之共唱人種同胞之大義，同歐美白人平等處理世界事務。若此，東洋文明始可真正發揚偉大之光輝。吾人相信，此實為日本人種之天賦也。」堺利彥還認為日本人理應如此，因為「或雲四海兄弟，或雲博愛人道。因勝利而驕傲自滿之歐美白人難以真正理解此語。吾人相信，曾受欺辱與苦難之日本人種，始能真正理解」。[58]國際主義思想實際上貫穿於堺利彥的一生。例如，幸德秋水、堺利彥共同起草的《平民社同人》的「宣言」（1903年11月）中說：「吾人為使人類盡博愛之道，俱導和平主義，故不問人種區別、政體異同，期望全世界撤去軍備，禁絕戰爭。」[59] 這種反對人種差別的思想，其核心是「四海兄弟」的思想，在今後與未來仍不失其生命力與普遍性價值。

  上述內容，主要論述了儒學思想在堺利彥的社會主義、反戰論以及國際主義思想的形成過程中所起到的積極作用。然而，筆者在論述過程中，並未進行儒學批判，而儒學對堺利彥思想的影響未必沒有不利之處。

  堺利彥、幸德秋水從儒學出發而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筆者認為儒家思想的某些觀念與社會主義思想確實存在連續性。儒學思想雖誕生於中國的封建農業社會。但在原始儒學（孔子、孟子時期的儒學）中，仍保留有以原始土地公共所有制為基礎的原始平等思想、原始人道主義乃至原始共產主義思想，這種思想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思想也可能形成「否定之否定」的連續性，成為其發展的起點。例如，幸德秋水在《社會主義神髓》中，曾說社會主義是「古來聖賢之理想」。他雖未明言此「理想」究系何物，筆者推測很可能是指《禮記·禮運》的「大同」思想。《禮記·禮運》說：「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因而這種「大同」思想，既是從小生產者的立場出發對早已逝去的原始共產社會的朦朧回顧，也是對未來社會的憧憬。然而只能說這是空想性質的農業社會主義。但是，從生產資料的公共所有制與實行社會產品的公平分配來看，「大同」的理想與近代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思想確實具有共通之處。因此，馬克思與恩格斯將「大同」理想稱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幸德秋水與堺利彥從儒學的立場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殊非偶然。

  注釋

  [1]『近代日本思想大系13幸徳秋水集』，築摩書房，1975年，第184頁。

  [2]『幸徳秋水全集』第9巻，明治文獻，1969年，第578頁。

  [3]『幸徳秋水全集』第9巻，明治文獻，1969年，第27頁。

  [4]『近代日本思想大系13幸徳秋水集』，築摩書房，1975年，第19頁。

  [5]『幸徳秋水全集』第9巻，第74頁。

  [6]關於幸德秋水的思想形成，參照大原慧：「日本の社會主義（その二）—幸徳秋水の思想形成」、（『東京経大學會志』，第67號）、「幸徳の儒教倫理と『非戦論』」（『現代と思想』，1970年10月），以及「剣相知録」。收入於『幸徳秋水全集』第1巻，明治文獻，1970年，第281—283頁。

  [7]「幸徳の儒教倫理と『非戦論』」，『現代と思想』，1970年10月。

  [8]『近代日本思想大系13幸徳秋水集』，築摩書房，1975年，第86頁。

  [9]同上，第86、87頁。

  [10]同上，第82頁。

  [11]同上。

  [12]同上，第72頁。

  [13]『近代日本思想大系13幸徳秋水集』，築摩書房，1975年，第87頁。

  [14]同上，第88、89頁。

  [15]『近代日本思想大系13幸徳秋水集』，築摩書房，1975年，第65、36、78頁。

  [16]同上，第78頁。

  [17]同上，第167頁。

  [18]『近代日本思想大系13幸徳秋水集』，築摩書房，1975年，第168、169頁。

  [19]同上，第171頁。

  [20]『近代日本思想大系13幸徳秋水集』，築摩書房，1975年，第23頁。

  [21]同上，第22、23頁。

  [22]同上，第120頁。

  [23]『近代日本思想大系13幸徳秋水集』，築摩書房，1975年，第125、127頁。

  [24]同上，第116頁。

  [25]同上，第116頁。

  [26]同上，第127—129頁。

  [27]林尚男：『評伝堺利彥』，オリジン出版センタ—，1987年，第136頁。

  [28]『近代日本思想大系13幸徳秋水集』，築摩書房，1975年，第358、359頁。

  [29]同上，第363頁。

  [30]塩田莊兵衛：『幸徳秋水』，新日本出版社，1993年，第180頁。

  [31]『近代日本思想大系13幸徳秋水集』，築摩書房，1975年，第116頁。

  [32]同上，第119頁。

  [33]『近代日本思想大系13幸徳秋水集』，築摩書房，1975年，第162、163頁。

  [34]同上，第253頁。

  [35]『堺利彥全集』第3巻，法律文化社，1970年，第17頁。

  [36]林尚男：『評伝堺利彥』，オリジン出版センタ—，1987年。川口武彥：『堺利彥の生涯』，社會主義協會出版局，1993年。獲野富士夫：『初期社會主義思想論』，不二出版，1993年。

  [37]『堺利彥全集』第6巻，法律文化社，1970年，第53頁。

  [38]『堺利彥全集』第6巻，法律文化社，1970年，第60頁。

  [39]同上。

  [40]同上，第61頁。

  [41]同上，第163頁。

  [42]林尚男：『評伝堺利彥』，オリジン出版センタ—，1987年，第111頁。

  [43]同上，第134頁。

  [44]同上，第261頁。

  [45]『堺利彥全集』第6巻，法律文化社，1970年，第164頁。

  [46]同上，第138、139頁。

  [47]『堺利彥全集』第6巻，法律文化社，1970年，第164、165頁。

  [48]同上，第165頁。

  [49]『近代日本思想大系13幸徳秋水集』，築摩書房，1975年，第171頁。

  [50]『堺利彥全集』第1巻，法律文化社，1970年，第122頁。

  [51]同上。

  [52]林尚男：『評伝堺利彥』，オリジン出版センタ—，1987年，第205頁。

  [53]『堺利彥全集』第1巻，法律文化社，1970年，第184—186頁。

  [54]『堺利彥全集』第1巻，法律文化社，1970年，第186、187頁。

  [55]同上，第220頁。

  [56]『堺利彥全集』第1巻，法律文化社，1970年，第243—247頁。

  [57]同上，第288頁。

  [58]『堺利彥全集』第1巻，法律文化社，1970年，第279、280頁。

  [59]『堺利彥全集』第6巻，法律文化社，1970年，第18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