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都市商品經濟的特徵

  在世界各國封建社會史上，都市所具有的獨特特性和作用對該國資本主義的形成帶來過重大影響。西歐中世中期以後，都市成為工商業的中心地區，而其中的大多數都市也正是因為有程度上的差異才得以成為自由的自治都市。這些都市成為資本主義生成和發展的起源地以及活動的舞台。而亞洲各國的都市是政治統治的大大小小的中心地帶，還是貴族以及官僚的消費場所，不存在自治運動。在亞洲各國都市中，資本主義的形成是極其困難的。但是，戰國時代的日本卻曾發生過歐洲模式的都市自治運動。奈良、平安時代的奈良和京都是亞洲的政治都市，進入鎌倉時代後都市的發展漸趨緩慢。到戰國時代，都市的發展加快，據說達到了500—600個。[19]

  這些都市可以分為京都奈良等舊政治都市、國內外新興貿易都市、較多的地方型都市以及戰國大名的城下町四種。前三種類型的都市中，比如京都、奈良、宇治、山田、大湊、桑名、博多、熱田、尼崎等都市曾試圖擺脫領主權力而開展過自治運動，並創立過各種形式的自治、自衛組織，得以迴避了戰國時代的戰亂。

  這種自由都市的典型代表是堺。1419年，堺獲得了「地下請」的權利，開始走向自治道路。創立於15世紀70年代的自治市政組織「會合眾」，最初只有10人，之後增加到30人。堺除擁有民事裁判權、「德政」權之外，還擁有僱傭兵武裝，戰亂時代維護秩序與和平。當年滯留於日本的葡萄牙傳教士寫道：「像威尼斯小城一樣，這裡由執政官進行治理。」[20] 和西歐的自治都市相比，以堺為主的日本自治都市雖然規模很小而且力量薄弱，但是類似於歐洲模式的自治都市。如果這樣的趨勢一直持續下去的話，日本的歷史定會是另一番模樣。

  但是隨著戰亂的平定，新一代統一者織田信長和豐臣秀吉是不會允許這種自治都市長期存在下去的。因織田信長實行軍事迫害，堺於1570年承諾繳納兩萬貫軍費並解除武裝，逐漸喪失了自治權。尼崎、平野、堅田、坂本等都市也相繼臣服於織田信長，走向了和堺同樣的命運。豐臣秀吉以及之後的德川幕府，在商業和海外貿易管制上投入了很多精力，京都、大阪、長崎也都成為其直轄領地。戰國時代形成的都市幾乎全部衰敗，其中一部分成為大名的城下町。從此之後江戶時代的日本不再有自治都市，只有極少數地方都市在藩的監視下實行有限的自治。[21]

  隨著都市的發展，到江戶中期，在一部分都市當中出現了由相對平等關系所結成的都市共同體。比如一部分港町中開始實施「町年寄」選舉制，新興工商業者組織「株仲間」。「株仲間」作為幕藩領主管制生產和流通的手段，同時也成為工商業者尋求自治、對抗領主的據點。

  另外，在一部分町內出現了「惣町」，成為新興都市共同體。這些新興都市共同體的形成經常和對領主的抵抗聯繫在一起。比如，1786年近江八幡的中小町人聯合起來，選舉出13名「年寄代表」，要求對町帳簿進行審查以及「惣年寄」退出歷史舞台，僅在某段時間內，實現了由「年寄代表」主導的自治權。在大湊等都市中，町人抵抗封建領主的壓迫，取得了選舉權以及其他自治權。[22]戰國時代都市中所出現的歐洲要素在江戶時代中期以後的城市中再次得以出現。[23]

  但是將日本的「株仲間」和西歐行會或者中國的「行」（又叫「行會」）相比的話也饒有興味。西歐行會對自治都市的行政產生過較大影響。在一部分西歐都市中，商人行會成員作為都市貴族具有很大影響力。而中國的「行」產生於唐代城市當中，發展於宋代，並在明清年代達到鼎盛。「行」的主要功能是管制商品價格和薪金，都是以保護同行者的利益為主要目的。另外，「行」還是專制國家掠奪工商業者利益的主要手段。「行」不是全國性的組織，每個都市裡也都沒有成立過自治組織，所以對於地方行政幾乎沒有任何影響力。相對於此，日本的「株仲間」雖然沒有像西歐行會那樣對都市行政產生過重要影響，但是也擁有較大程度的自治，甚至有可能成為和領主權力相對抗的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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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不可忽視的一點是中日兩國的封建主階級對都市商品經濟的依存度有所差異。江戶時代日本領主階級對商業、高利貸資本的依賴程度明顯比中國地主階級要高。

  封建主階級從農業和農村中脫離的程度和他們對商品經濟的依賴程度是成正比的。明清時代的中國，皇室、貴族以及大部分士紳（身份地位很高）地主以外的庶民地主，尤其是中小地主，依然生活在農村。他們的生活物資基本是通過對佃農和僱農的壓榨而獲得的，對商品和貨幣的需求是次要的。相對於此，江戶時代所有統治階級——將軍、大名、武士（少部分「鄉士」以外）在都市中過著寄生生活。他們如果不把從農民手中獲得的以米為主的實物年貢賣掉換成貨幣的話，就無法維持都市消費生活。另外，在嚴格的身份制度下武士階級以商品買賣為恥，大名和旗本將收藏品的保存和買賣，佣金的回收等業務委託給大阪和江戶的富商以及高利貸資本。這些人分別被稱為「藏元」「掛屋」「札差」。領主所收取的年貢首先通過商人得以商品化來換取貨幣。為了應對日漸深刻的財政危機，幕藩領主不得不認可商品農業的發展，這種狀況也促進了日本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

  17世紀到19世紀中日兩國農業生產力的水平差距很大。但是從上述內容可知，中日兩國的支配階級對商品經濟的依存度受到兩國商品經濟發展程度的影響。商品經濟發展的深度和廣度的差異主要表現在，18世紀以後的日本突破了地方小市場的限制，市場擴大到了全國規模，生產、生活資料的流通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尤其是農民的商品農作物在全國商品流通過程中占了很大比重，但是當時中國尚未達到日本的水準。

  江戶時代特有的「參勤交代」制度也對全國市場的形成和發展產生過重大影響。參勤交代是德川幕府為實行對大名的統治，要求全國的大名中除去一部分特殊大名，其他都要隔年往返於江戶和自國間的制度。結果是大名將妻子作為人質留在江戶，同時還必須支付江戶和自國往來所需費用以及維護江戶宅邸的龐大支出。

  為籌措這筆龐大的費用，僅在藩內市場變賣年貢就很困難。以大阪為中心形成的全國市場，在各藩年貢米和特產的流通上發揮了重要作用。隨著商品農作物生產的日益擴大，大阪以「天下廚房」為名成為全國最大的商業地。根據1714年的統計，流向大阪的物資共有119種，涉及金額總計286000貫。除米之外的物資，從所占金額來說藥品最多，木材、干沙丁魚、紙張、鐵器等物資居於其次。外銷品有91種，涉及金額總計高達95000貫。從主要商品品種來看的話，主要有棉布、菜籽油、棉籽油、長崎銅等。[24]

  19世紀初期，年貢米輸入量所占比例逐漸下降，從1715年的35.8%下降到15%左右。[25] 這表明農民的商品性農產品已經成為全國市場流通的主要內容。

  江戶作為政治都市、消費都市，需要從大阪等城市獲得物資。地方城市也為維護全國各地商品流通而得以發展。這樣就形成了以江戶、大阪、京都「三都」和各地都市為主的全國性市場。最初在全國商品流通中主要是消費物資，後來加入了生產物資，逐漸形成了市場分工。[26]比如18世紀以來，在纖維領域京都的技術遠遠凌駕於其他地區之上，占據壓倒性的絕對優勢。陸奧的伊達、信夫，關東的生野、信濃生產的大部分生絲都運往京都。雖然存在地區差異，但象徵著日本各個地區已經進入全國性的商品流通階段。

  但是在中國的明清年間，地方小市場仍然是市場結構的主體。當然，地區性市場以及大市場和偏遠地區之間並非沒有開展貿易。但是從總體來看尚未打破地方小市場的限制。除去東南沿海地區，內陸地區尤其明顯。[27]

  通過上述日本和中國狀況的比較，可以說在參與全國性商品流通的地區差異上中國要比日本大得多。而且在中國參與商品流通的主要是消費物資，農民的商品性農產品所占比重並不大。這也正是中國生產領域的地區分工不像日本那麼發達的原因。

  簡而言之，比起中國，江戶時代都市及商品經濟的特徵對於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更加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