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水戶學和明治維新 第一節 朱舜水和前期水戶學

  朱舜水

  水戶學派是由江戶時代水戶藩的大名和一些學者形成的儒學流派。它可以分為前期水戶學和後期水戶學。參與由水戶藩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圀主持的《大日本史》修史事業的學者們被稱為前期水戶學派。與此相對，幕末的德川齊昭、藤田幽谷、會澤正志齋、藤田東湖等被稱為後期水戶學派。如一些學者指出的那樣，參與《大日本史》修史事業的學者中，既有林家門流、京學派、崎門學派的朱子學者，又有古義學派學者，還有接受過中國亡命學者朱舜水教育的舜水學派學者。朱舜水對前期水戶學及修史事業的影響重大，不可忽視。

  朱舜水（1600—1682），名之瑜，字魯璵，號舜水，浙江餘姚人，出身於清廉的官僚家庭。少年時代就學於名儒，曾被譽為當地「文武全才第一名」。舜水一生雖12次受明廷招聘，但因不滿明朝腐敗，拒不應招。但在明朝面臨危機之際，從45歲到60歲的15年間，舜水先後參與明朝守將張蒼水、王翊、鄭成功的抗清戰爭，為爭取外援，多次往返於江蘇以南的各地和日本、東南亞諸國之間。鄭成功失敗後，舜水懷「踏海全節之志」，於萬治二年（1659）冬流寓日本長崎。客寓日本初期，生活極為窘迫。所幸的是，一位筑後柳河藩的儒學者安東省庵（1622—1701）不僅拜入舜水門下，還拿出自己的一半俸祿資助舜水。此後，舜水名聲日隆。寬文四年（1664），正在籌備編纂《大日本史》的德川光圀派小宅生順會見朱舜水。兩人談話後，小宅生順非常欽佩朱舜水的學問，並將其推薦給德川光圀，於是，朱舜水被德川光圀聘為客師，來到水戶。《桃源遺事》中記載著：「朱之瑜至長崎，公（指德川光圀）遣使聘其為師，問道講學，親執弟子禮。」當時，64歲的朱舜水和38歲的德川光圀經常竟夜長談，結為「忘年之交」。朱舜水提倡中日兩國應該「世世通好，如同漢趙之交」，[1]兩國人民應該平等相處，親如一家。在回答奧村庸禮的書中，他說：「不佞視貴國之人如一家昆弟父子。」[2] 舜水向德川光圀和日本學者全面介紹中國的思想文化和科學技術，並就日本的政治方針、教育措施、禮儀制度、學術建設、文化本末、工程設計、農事園藝、服裝衣飾等各方面，提出建議和實施方案。其中，有許多被幕府和水戶藩當政者所採納。例如，現在仍完好保存在東京的湯島聖堂，就是當年根據舜水設計的《學宮圖說》，並由他親自參與建成的。總之，朱舜水客居日本的二十幾年間，在接受日本友人援助的同時，也竭盡全力從事日本的文化教育事業，為中日文 化交流起到重要作用。

  關於朱舜水的思想傾向，中國研究者的觀點是多種多樣的。既有認為其屬於朱子學系統的，[3]也有認為其屬於陽明學左派的。[4]還有研究者認為「朱舜水是反理學的思想家，與同時代的啟蒙學者顧炎武、顏元等的思想有很多共通點」。[5] 依筆者之見，第三種意見更為恰當。

  正如朱舜水所說的「學貴不阿」那樣，他不盲從於朱子學或陽明學，而是對宋明理學和程、朱、陸、王各家，持具體分析態度，擇善而從之。例如，舜水評價程頤說：「學以有用為貴，先生之學即有用也」，但同時又批判說：「伊川先生……但欲自明己志，未免有吹毛求疵之病。」[6]關於王陽明的學問，他說：「王文成亦有病，然好處極多。講良知，創書院，天下翕然有道學之名，高視闊步，優孟衣冠，此其病也。」[7]舜水對明代中葉以後的理學家也尖銳地批判道：「嘉、隆、萬曆年間，聚徒講學，各創書院，名為道學，分門別戶，各是其師。聖賢精一之旨未闡，而玄黃水火之戰日煩。高者求勝於德性良知，下者徒襲夫峨冠廣袖，優孟扺掌，世以為笑。是以中國學問真種幾盡絕息。」[8]

  圖119 德川光圀畫像（水戶市義烈館藏）

  舜水在批判道學家的同時，提倡「實理」「實學」主張。所謂「實理」，就是與道學家「說玄說妙」相對的「現前道理」；「實學」就是「為學當有實功，有實用」[9]、「學問之道，貴在實行……聖賢之學，俱在踐履」[10]、「以開物成物，經邦弘化為學」。[11] 即學問應該有益於自己的身心和社會。舜水的「實理」「實學」思想與顏元、李塨等的「經世論」有許多相似之處。

  朱舜水的思想在當時的中國影響並不大。進入20世紀後，中國才逐漸開始對朱舜水的研究。之後，有賴梁啓超等人的研究，朱舜水及其思想終於引起人們的注意。昭和五十六年（1981）中華書局出版了《朱舜水集》。而在當時的日本，朱舜水的影響卻很大。日本當時的朱子學派、陽明學派、古學派的代表人物都和朱舜水有直接或間接的交流，例如，朱子學派木下順庵、安東省庵、安積澹泊等，古學派山鹿素行、伊藤仁齋等。伊藤仁齋最初是在安東省庵的弟子那裡結識舜水的，欲拜舜水為師，但舜水考慮到仁齋的性心之學與自己所學不同，再三拒絕。而在仁齋脫離宋理學，轉向唯物論「氣一元論」後，舜水則高度評價說：「伊藤誠修兄之《策問》甚佳，較舊年諸作，遂若天淵。若由此而進，竟成名筆乎！豈遜中國人才也！敬服敬服。」[12] 不過，受朱舜水思想影響最大的要屬前期水戶學派及修史事業。

  圖120 《朱舜水集》（中華書局）

  圖121 《大日本史》（德川家藏版）

  

  《大日本史》的「正名」思想

  水戶學是以《大日本史》的編纂事業為基礎而成立的。編纂周期（1672—1906）很長，可分為前期和後期。由德川光圀主持，正式開始編修是在寬文十二年（1672）。首先編纂的是本紀和列傳。在光圀死後的第五年即正德五年（1705），本紀和列傳脫稿，享保五年（1720）向幕府呈獻了本紀73卷，列傳170卷。至此為修史事業的前期。此後，雖著手編纂志與表，但因諸多困難，於元文五年（1740）後大約半個世紀裡幾乎陷於停滯狀態。直到天明六年（1786），立原翠軒任彰考館總裁後，才再興修史事業。自那之後被稱為後期。如尾藤正英指出的那樣，前期修史事業的指導理念與後期存在差異。[13] 在前期編修成果本紀和列傳後添加的論贊部分（對歷史上人物的評論，由安積澹泊執筆），基本上是依據儒家的正名思想，而支撐後期修史事業的理念則是日本傳統的神話歷史觀及大義名分論。因此，朱舜水的歷史觀對前期《大日本史》的修史事業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圖122 朱舜水的字

  圖123 朱舜水畫像 立原杏所書

  根據朱舜水的歷史觀，史書編纂的目的不止於敘述歷史事實，還在於明「義理」。「義理」是儒學的道德理念，明「義理」就是展示支配歷史的道德理念。另外，明「義理」最好的方法是讀史書。他說：「一部《通鑑》明透，立身制行，當官處事，自然出人頭地……經簡而史明，經深而史實，經遠而史近，得之史而求之經，亦下學而上達耳。」[14] 朱舜水認為明「義理」的經典歷史著作是《春秋左氏傳》和《資治通鑑》。

  在編修《大日本史》時，德川光圀曾「聘舜水朱之瑜，講究《春秋》之大義」（板倉勝明《書澹泊先生史論後》）。德川光圀受到舜水的影響，認為編修《大日本史》的目的在於「正閏皇統，是非人臣，輯成一家之言」（《梅里先生碑文》），即基於一定的道德標準，區分日本皇室的正統與閏統，判定人臣的是非功過。反過來說，通過讀《大日本史》所描寫的歷史，可以逐漸把握一定的道德理念。比較朱舜水和德川光圀的歷史觀，可以發現兩者之間存在共通點。

  最能明確體現前期修史事業歷史觀的是每卷的論贊部分。論贊是德川光圀死後，由安積澹泊執筆所作，其內容是以一定的道德標準嚴格地評價歷史上的人物，特別是歷代的天皇和朝廷重臣。安積澹泊自10歲起跟隨朱舜水學習儒學經典，是舜水在日本最親密的學生。舜水通過安積 澹泊對《大日本史》前期的編纂事業產生了思想上的影響。

  另外，明確體現《大日本史》思想主張的是有名的「三大特筆」。與本紀相關的「三大特筆」，即不為神功皇后立本紀，而將其歸於后妃列傳之中；承認天智天皇死後大友皇子即位，為其立天皇大友紀；基於南朝正統的主張，為南朝天皇立本紀（因此視楠木正成為忠臣）等三點。所謂的「三大特筆」都是基於「正名」思想而做出的判斷。《大日本史》三大特筆中所表現的「正名」思想是中國儒學傳統觀點中的一種，與朱舜水的「君臣、父子、夫婦、朋友、天地間之定位也」有關。再者，從朱舜水稱讚楠木正成「忠勇烈節，國土無變」（《楠木正成像讚》）中，也可以看出他對具體歷史人物的評價與《大日本史》是相同的。

  但是，到了修史事業的後期，初期的編纂方針逐漸被修正，為後小松天皇立本紀，在其卷首添加北朝五主記事的同時，還在論贊部分引入了以三種神器所歸為基準定正統的新想法，到文化六年（1809），論贊部分全部被削除，初期編纂方針被全盤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