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門心學

  石門心學的開創者石田梅岩被得到公認是在享保時代。當時，正如「大阪富商震怒，天下諸侯戰慄」所言，町人階級已經在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累積了實力。自然經濟和貨幣經濟之間的矛盾，導致以農業生產為基礎、以武士和農民為主體的德川封建社會的基礎開始動搖。為修復封建體制，幕府不得已斷然實行享保改革。這是以武士階級為本位的最初的幕政改革。改革實行的緊縮政策帶來了商業不振和經濟不景氣。在當時的思想界，很多學者從武士本位立場出發，基於儒學「貴農賤商」的傳統思想，批判商人只知利而不知義，主張抑制他們追求利潤。（荻生徂徠的《政談》、太宰春台的《產語》、林子平的《上書》、高理昌碩的《富強六略》等是其中典型）。針對此種情況，町人有必要從理論上將追求利潤的意義予以正當化，確立其應有的倫理。但是，江戶時代町人階級始終是寄生於幕藩體制之下的存在，與西洋資本主義興盛期的商人有著本質的不同。因此，日本的町人階級及其代言人提不出像西洋文藝復興時期啟蒙思想那樣的思想，而是從儒學的概念、範疇和理論中選取素材，並加以利用和改造，形成町人的生活哲學。通過此種方式形成的町人生活哲學，在很多方面跳脫出儒學「重義輕利」「貴農賤商」的框架，實際上是儒學的變質。接下來探討可謂「中小企業町人們的代言者」——石田梅岩的心學。

  石田梅岩，貞享二年（1685）生于丹波桑田郡東懸村（今龜岡市），為農民石田權右衛門的末子。11歲時，梅岩前往京都商家當學徒，因主家沒落，15歲時回歸鄉里，此後八年間，一直在故鄉山村默默從事農業。23歲再次上京，在京都吳服屋黑柳家工作，做過學徒和掌柜，度過了20個歲月。他最初熱衷神道，立志弘揚神道，但後來學問興趣逐漸擴展到儒學。他在工作的同時，利用業餘時間一邊聽當地儒者講學一邊自學。據說，早晨師兄弟還沒起來，他便面向二樓的窗戶讀書，晚上夜深人靜後也在讀書。同時，逐漸形成了對佛教特別是對「禪」的興趣。到35—36歲時，他苦思於「知性」這一問題。43歲時，梅岩辭去主家工作，四處尋師，但疑問仍未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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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93 石田梅岩畫像

  1727年，梅岩邂逅市井儒者小栗了雲，發自內心敬慕對方。他從小栗了雲那裡受到「性無目」的啟發，自此廢寢忘食努力鑽研。過了一年多徹底領悟，達到知心與被知心合二為一，得以立於心學傳統「無我」的境界上。享保十四年（1729），梅岩45歲時，在京都車屋町自宅中初開講席，由此，石田心學宣告成立。梅岩講課時，前門的柱子上寫有：「何月何日開講，無需席費，無關人士但欲聽講者，亦可前來」。這是日本最早的社會教育。剛開講的時候，聽眾不是很多，後來逐漸增加。1735年秋天，甚至連續舉辦了長達一個月的夜講活動。梅岩的聽眾多是市井庶民。他的講授方式與一般的經書講授不同，每月選定一天舉辦「月次會」，事先提出問題讓弟子們回答，當天以此為中心，一起討論人性原理問題或較日常的實際問題。元文四年（1739），梅岩55歲時，出版了《都鄙問答》。延享元年（1744），60歲時，出版了《儉約齊家論》。不久後生病，於同年7月24日去世，終身未娶。由於梅岩學問內容和講授方式的通俗性，以及他和弟子手島堵庵、中澤道二等的庶民教化活動，心學運動先在京都大阪地方形成強大的社會勢力，江戶和關東一帶自不用說，還逐漸擴展到除九州以外的日本全國，不僅是町人，就連百姓甚至武士也廣泛接受了其內容。

  但是，石田心學的流行並不意味著儒學的復興。如上所述，雖然梅岩的思想是他經過一生的體驗和思索而形成的，但是正如一部分學者指出的那樣，從內容來看，他的思想「未必是全新的思想和教說」。[4]石田心學的思想根源可以說是折衷的，即綜合折衷了神、儒、佛乃至老莊思想的要旨。如柴田實指出：「梅岩的教養是以儒學特別是朱子學為根干，並抱持禪、念佛的信仰與神道的思想而形成的。」[5]梅岩的思想雖然吸收了神、佛、老莊思想，但其表現形態基本上是朱子學。首先，這從梅岩提出自說時所引書目的多樣性，即可看出。據柴田實氏統計，《都鄙問答》引用的書目總數達到78種。大致分類的話，漢籍類書目包括四書、五經、《朱子語錄》、《性理大全》和伊藤仁齋的《語孟字義》等18種經學類、老莊等9種諸子學類、《史記》等4種史書類、7種雜類。佛典類有31種。和書類有7種。從引用頻度來看，儒學經典《論語》136次，《孟子》113次，《中庸》《大學》《易》《書》《小學》等，可排前九位。[6]另外，梅岩的出發點是「知性」和「知心」。梅岩說：

  圖94 心學的講席

  圖95 手島堵庵畫像

  「學問之極致，盡心知性而已，知性則知天。知天則天即孔孟之心也。若知孔孟之心，則宋儒之心亦一也。一，故注亦自合。知心之時，則天理備於其中。」[7]這裡他引用的是孟子的「盡心知性，知性則知天」（《孟子》盡心上），表現出梅岩天人合一的思想。再者，關於性和心是什麼的問題，梅岩的解說引用了朱熹門下陳北溪《性理字義》中的一段內容。這也說明梅岩的思想基本上來源於朱子學的性理說，其表現形態也是朱子學的。但是，應該注意的是，梅岩在其語錄中引用《莊子·秋水》中的「夔憐蚿，蚿憐蛇」，並詳細說明其意，提出「由形之心」說。「由形之心」是說人或萬物各有其特殊形態，並各有與此外形相合之心，但它們深處都存在著普遍的性——天。「由形之心」思想，是為了更準確地解釋普遍（一般）與特殊（個別）的關係。梅岩的普遍和特殊的邏輯，也被應用於他的社會理論中。但是，梅岩的學問中幾乎看不到考證學的成果。在他的經書引用中不得不說存在一些斷章取義（僅從全文或話語中選取合乎己意的內容）的地方。

  石田心學為什麼一時盛行，被眾多的人特別是町人所接受呢？這終究還是因為石田心學具有自身的特色。第一，石田心學是通俗的，具有易於理解、有益日用的實踐性格。因此在江戶後期的庶民中廣泛流行。第二，在肯定商人追求利潤的同時，論說了町人的倫理。這是石田心學的最大特色。梅岩積極主張商人的存在意義，說：「士農工商，助成天下之治也。四民有缺，則無以為助。治理四民，君之職也。佐助君主，四民之職分也。士者，原有位之臣也；農人，草莽之臣也；商工，市井之臣也。」[8]梅岩認為，儘管人有身份上的差別，但在職分上是平等的。商人的職分是什麼呢？梅岩說就是「以其有餘易其不足，以互通有無為本」。於是，商人買賣所得利潤，為完成任務所得正當報酬，與武士侍奉君主所得俸祿毫無差別。梅岩說：「工匠得工錢，乃工之祿也；農人耕作收穫，亦同士之俸祿。天下萬民若無產業，以何而立？商人賣貨之取利，亦是世間公認之祿也。」[9]這是武士出身的經世家們無法想像的，是對世間賤商主義的強烈批判。不過，在梅岩之前，已經有人提過肯定商人職業及其盈利的思想。例如，中國清朝初期黃宗羲曾提出「工商皆本」思想。但是，黃宗羲並沒有充分展開這一思想，自那之後也沒有看到新的拓展。這或許是清朝社會工商業者的勢力不及日本町人勢力的緣故。在17世紀中期的日本，鈴木正三（1579—1655）已經以佛教的理論來闡述武士、農民、手工藝者、商人各自的職業倫理，論說士農工商各自勤勉於自身的職業就意味著佛道的實現。他說：「為買賣者，必先致力於增大其利」，公開肯定商人對利潤的追求。[10]雖與梅岩的用語不同，但所說卻如出一轍。不過，與鈴木正三不同的是，梅岩以儒學的概念和理論，把同時代商人的思想作為更深層次的人性問題來審視，通過「由形之心」理論，闡明了町人特殊之道與萬人普遍之道相通的事實。

  圖96 含翠堂 伊藤東涯講解經書的場面。三宅石庵也經常來此講學

  梅岩在說「不取利非商人之道」的同時，還主張追求利潤必須採用正當的方法。他體悟到商人的社會責任，說：「誠實商人應奉彼立我立之原則」。即追求營利不應從自我本位出發，要求商人應具有「正直」和「儉約」之德。但是，梅岩所說並沒有僅僅停留在町人的處事之道上，還將「正直」「儉約」提升到道德原理的層面。梅岩認為「儉約」是適合商人經濟生活的主要道德，並將其與人類傳統道德的「正直」結合在一起。梅岩所說的「正直」並不僅僅是不貪圖不當之利，還使用「應然」一詞，論述「我物即我物，人之物即人之物，收所貸之物，返所借之物，不私一毛，行應然者，正直也」（《齊家論》），[11]主張尊重所有關係和借貸關係。梅岩認為，人只要正直，自然就會儉約。他所說的「儉約」不是基於私慾上的吝嗇，而是遵循並最大程度地發揮事物的效用。他將其歸納為「遵循萬物之法」（《答問集》）。梅岩「正直」和「儉約」的思想，可以說既是一種具有近代性的經濟合理主義，又是町人的生活哲學。因此，石田心學在江戶後期的町人社會中擁有巨大的影響力，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儒學的復興，因為石田心學是儒學的變質。而且，雖然他的思想多少帶有近代性，但從總體來看，還不能說它是近代的或否定封建社會的思想。不過，儘管如此，同時代的中國也沒有出現這種近代的經濟合理主義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