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政治的關係
2024-10-13 10:02:05
作者： 吳廷璆
這裡要說的「與政治的關係」，不是指是否做官，而是指學問是否含有以「經世濟民」為目的的社會政治論或經世論的內容。在這一點上，日本的古學者與清代初期的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類似，與乾嘉時期的考證學者有異。
顧炎武在《與人書二十五》中說：「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亭林文集》卷四）。他批評投降清朝的知識分子是民族的罪人，說「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表現出強烈的民族思想。顧炎武不僅反對清朝統治，還反對普遍意義上的君主制，主張「眾治」，他說：「人君於天下，不能以獨治也，獨治之而刑繁，眾治之而刑措矣」（《亭林文集》卷六「愛百姓故刑罰中」）。在這一點上，黃宗羲比顧炎武的思想還要徹底。黃在《明夷待訪錄·原君》一篇中說：「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為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他指出，秦漢以後的歷代法制都是為皇帝一家的「利慾之私」而制定的。黃宗羲對封建專治君主和封建法制的批判，表現出其民主思想。他還為尋求學校權力的擴大，想把學校改造成類似現代議會那樣的東西。王夫之主張「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矣」的平均思想，強調「夷夏之防」，反對清朝統治。
總之，抨擊當時的統治體制是他們思想的主要內容。
日本古學者的思想缺乏顧、黃、王那樣的反抗思想，他們只主張學問的「經世致用」，即參與政治。例如，作為山鹿素行社會論的「君主論」，就與顧炎武、黃宗羲的「君主論」不同，它肯定君主的作用。照素行的認識，君主的作用是統合天下，用現代話來說就是「政治」。當然，他也主張君主必須要守其「分」，對君主要求非常嚴格。素行的有德者君主的思想，是與其肯定武家政治的現狀相表里的。其《謫居童問》中的「治平」部分與晚年著作《治平要錄》，均是政治論的著作。伊藤仁齋是個隱者，他拒絕細川氏等的招聘，一生都是町人，但他在理論上否定了隱遁者拒絕參與政治的態度。按仁齋的理解，學問的終極目的在於回歸「經濟」，即「經世濟民」。他說：「其獨善其身者，豈聖人之本心歟？後世儒者，雖說王道，其實專不能不入」（《童子問》）。荻生徂徠與素行、仁齋不同，他參與過幕府政治。如前節所述，徂徠學事實上就是政治學。如果說徂徠的《辨道》《辨名》和《論語征》是政治哲學，那麼《徂徠先生答問書》《太平策》和《政談》就是經世論。例如，《政談》是徂徠在晚年——享保十至十二年間（1725—1727），應八代將軍德川綱吉的要求而寫的。在以強化維持封建制為目的這一點上，徂徠學的經世論是保守的。
在中國清代乾嘉時期考證學者的學問傾向中，除極少數學者（如戴震）外，幾乎都不見「經世致用」思想。值得注意的是，很多考證學者還都做過官且身居要職。例如，毛奇齡當過清翰林院檢討和《明史》的纂修官，王鳴盛（1722—1797）做過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其後的王念孫（1744—1832）和王引之（1766—1834）父子也身居高位。他們的學問是對古籍中一字一句進行正誤判斷的訓詁考證，他們投身於此並竭盡全力。然而在他們的著作中，也沒有像顧炎武、黃宗羲和王夫之那樣的社會思想和民族思想，也看不到如日本古學者那樣的經世論，完全迴避政治問題。從這一點而言，與其說日本的古學者像乾嘉時期的考證學者（漢學者），倒不如說他們像乾嘉學派先驅——清代初期的顧炎武、黃宗羲和王夫之。
總之，從學問的內容、方法以及學問與政治的關係而言，在17世紀後期，中日兩國幾乎同時出現了以文獻學的方法批判宋儒的傾向。雖然仁齋的《語孟字義》與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在思想和方法上類似，但如果據此就得出「仁齋的學問功績領先於中國」的結論，筆者不得不說這是不恰當的。
注釋
[1]朱謙之：《日本的古學及陽明學》，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7頁。
[2]田原嗣郎：『徳川思想史研究』，未來社，1967年，第26頁。
[3]田原嗣郎、守本順一郎校註：『日本思想大系32山鹿素行』，岩波書店，1970年，第397頁。
[4]田原嗣郎：『徳川思想史研究』，未來社，1967年，第177頁。
[5]相良亨：『近世日本における儒教運動の系譜』，理想社，1975年，第124頁。
[6]相良亨：『武士道』，塙書房，1968年。
[7]明]吳廷翰著、容肇祖點校：《吳廷翰集》，中華書局，1984年，第1、2頁。
[8]朱謙之：《日本的古學及陽明學》，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9—31頁。衷爾矩：《伊藤仁齋對吳廷翰哲學思想的發展》，《中州學刊》，1983年第1期。
[9]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東京大學出版會，1953年，第52、53頁。
[10]明]吳廷翰著、容肇祖點校：《吳廷翰集》，中華書局，1984年，第66頁。
[11]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東京大學出版會，1953年，第57頁。
[12]吉川幸次郎等校註：『日本思想大系33伊藤仁斎伊藤東涯』，岩波書店，1971年，第17頁。
[13]同上，第18頁。
[14]吉川幸次郎等校註：『日本思想大系36荻生徂徠』，岩波書店，1973年，第12頁。
[15]同上，第170頁。
[16]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東京大學出版會，1953年，第78—92、125、209—232頁。
[17]相良亨：「江戶時代の儒教」，收入於宇野精一等編：『東洋思想の日本的展開』，東京大學出版會，1967年，第281—288頁。
[18]今中寛司：『徂徠學の基礎的研究』，吉川弘文館，1966年。
[19]朱謙之：《日本的古學及陽明學》，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75—178頁。梁容若：《山井鼎與〈七經孟子考文〉》，收入於梁容若著：《中日文化交流史論》，商務印書館，1985年，第292—300頁。周迅：《四庫全書所收的日本人著作》，收入於《中日文化與交流》（第二輯），中國展望出版社，1985年，第143—151頁。
[20]青木晦藏：「伊藤仁斎と戴東原」，斯文，第8編2號、4號、第9編1號、2號。高橋正和：「孟子字義疏証と語孟字義」，別府大學國語國文學10號。岡田武彥：「戴震と日本古學派の思想唯理論と理學批判論の展開」（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清初思想研討會」報告，1977）。
[21]吉川幸次郎等校註：『日本思想大系33伊藤仁斎伊藤東涯』，岩波書店，1971年，第578、599頁。
[22]阿部吉雄：「日本儒學の特質」，收入於宇野精一等編：『東洋思想の日本的展開』，東京大學出版會，1967年，第268頁。
[23]源了圓：『徳川思想小史』，中央公論社，1981年，第71頁。
[24]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二《朱陸篇》。章太炎：《檢論》卷四《清儒》。梁啓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六《清代經學之建設：顧亭林、閻百詩》。
[25]侯外廬：《中國早期啟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63頁。
[26]余英時：《戴東原和伊藤仁齋》，《食貨》，卷四第9期。黃俊傑：《儒學傳統和文化創新》，台北東大圖書，1983年，第94—102頁。
[27]吉川幸次郎等校註：『日本思想大系33伊藤仁斎伊藤東涯』，岩波書店，1971年，第57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