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對儒學再評價的升溫
2024-10-13 09:59:53
作者： 吳廷璆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學界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重新開始儒學研究。多數思想史和哲學史專著，如侯外廬的《中國思想史》、呂振羽的《中國政治思想史》、任繼愈的《中國哲學史》、楊榮國的《簡明中國哲學史》等，都對各階段之儒學進行過論述。上述專著以及其他一些雜誌上發表的相關論文，都致力於對儒學思想作出切合歷史實際的科學評價。但是，大體上來講，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中國學界對儒學持批判態度。在批判時期，即便學界對儒學者中的唯物論者或其他儒學者思想中的合理性內容有過積極評價，但總體上呈現否定態勢。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有兩個：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直接面對的是反封建的任務；二是儒學確實擁護和強化封建制度，對中國封建社會的停滯及近代的貧乏、落伍要負重大責任。因此，在這一時期，中國學界站在反封建鬥爭的立場，對儒學持批判態度。「文革」時期（1966—1976），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原理遭到歪曲，學者從所謂「儒法鬥爭史」的觀點，即認為儒法之爭貫穿於整個中國思想史的立場出發，把儒家納入反動方，法家歸為進步方，全面否定儒學。1976年10月，「四人幫」粉碎後，中國思想史研究重新回到歷史主義的軌道，自由討論逐漸開展，很多專著和論文得以發表，重新評價各階段的儒學和眾多儒者的呼聲不絕於耳。
就孔子研究而言，專門研究機構不斷湧現，有關孔子的著書、論文、雜誌也大量出版。如成立中國孔子基金會、曲阜師範大學孔子研究所、中國老年歷史研究會的中華孔子研究所，《孔子研究》（季刊）雜誌也於1986年3月由中國孔子基金會出版。中國國務院國務委員谷牧在《孔子研究》的發刊詞中指出：「孔子是中國歷史上偉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巨人之一……孔子、儒家思想作為特定歷史時代的產物，其整個體系，已為歷史的發展所揚棄，但其精華，卻凝聚在豐富燦爛的中國文化積累和中華民族的精神生活之中，有待我們後來人去開發利用……《孔子研究》以歷史上的『尊孔』和『反孔』為鑑，既不盲目地推崇孔子和中國傳統文化，也不對之採取歷史虛無主義態度，而是主張把孔子和中國傳統文化作為科學的對象加以深入系統的研究。」[17]谷牧的意見體現了中國學者的一般認識。
圖22 《孔子研究》（創刊號1986年刊）
圖23 《孔子評傳》（匡亞明著，齊魯書社，1985年刊）
圖24 孔廟大成殿（山東省曲阜市）
近年來，關於孔子研究的專書出版有10種以上。如蔡尚思的《孔子思想體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匡亞明的《孔子評傳》（齊魯書社，1985）、鍾肇鵬的《孔子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杜任之及高樹幟合著的《孔子學說精華體系》（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劉澤華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南開大學出版社，1984）及其《中國傳統政治思想反思》（三聯書店，1987）等。此外，還發表有很多相關論文。與之前的研究著作相比，匡亞明的《孔子評傳》對孔子的思想和貢獻的評價明顯提高。並且，他在研究方法上，主張必須要首先區分「真」孔子和「偽」孔子。這樣看來，「真」孔子是春秋時代後期的偉大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文獻整理家，「偽」孔子則是由漢代以後封建統治階級及御用學者塑造的偶像。我們必須以真孔子為研究對象來評價。孔子作為歷史人物，既是封建階級的辯護者，又反映了勞動人民的利益。孔子思想是以「仁」為中心的人本主義思想體系，兼備二重性，即封建性與保守性要素和人民性與民主性要素。蔡尚思與匡亞明不同，對孔子基本持批判態度。他主張孔子是沒落奴隸主階級的代表，孔子的中心思想是「禮」，而「禮」思想並不存在變革性。
關於孟子研究，1984年10月，孟子學術研討會在孟子故鄉山東省鄒縣（今鄒城市）召開。130名學者圍繞以民本思想為中心的孟子思想，展開熱烈的討論。一些學者認為，孟子的「民貴君輕」思想是中國古代思想的民主性濃縮，是孟子超越先人和同時代人的獨創性貢獻，甚至有的還稱讚孟子是「人民思想家」。當然，也有對上述看法持不同意見的學者。
圖25 孟廟大門欞星門（山東省鄒城市）
圖26 孟子墓（山東省鄒城市）
學界對兩漢經學的評價一直不是很高。不過，近年來發表的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金春峰《漢代思想史》、羅義俊《論兩漢經學的價值》等，對兩漢經學尤其是董仲舒的思想有較高評價。李澤厚說：「董仲舒的貢獻在於，他最明確且具體地把儒家基本理論與戰國時代以來風行不衰的陰陽家的五行宇宙論組合起來，給儒家的倫常政治綱領提供一個系統論的宇宙圖式基礎。」[18]1986年10月，在河北省石家莊市，還召開了董仲舒哲學思想討論會。
請記住𝐛𝐚𝐧𝐱𝐢𝐚𝐛𝐚.𝐜𝐨𝐦網站，觀看最快的章節更新
現在中國學界的儒學研究，以宋明理學研究最盛。1981年10月，杭州召開的宋明理學討論會，有270名學者參加，發表了3部專書和185篇論文。近年來，宋明理學研究著作不斷出版。主要有侯外廬、邱漢生、張豈之合著的《宋明理學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張立文的《朱熹思想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宋明理學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5）；蒙培元的《理學的演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范壽康的《朱子及其哲學》（中華書局，1982年再版）；楊天石的《朱熹及其哲學》（中華書局，1982）、《泰州學派》（中華書局，1982）；章沛的《陳白沙的哲學思想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1984）等。此外，中華書局還計劃出版包括《朱子語類》等理學家著作的「理學叢書」。
現在，學者對宋明理學的評價越來越公允和恰當。比如，張岱年的觀點就很典型。他認為，宋明理學是封建意識在哲學上的體現，要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必須批判宋明理學，但是，批判理學並不意味著要全面否定理學。程朱學派起到的負面作用是強化封建禮教。陸王學派只強調反省、內求，也阻礙自然科學的發展。不過，理學家講究操守和氣節，培育出很多民族英雄。理學家不信仰上帝，不信靈魂不死，不信彼岸世界，肯定人的價值和尊嚴，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而且，在中國的理論思維發展史上，宋明理學的地位是不容忽視的。[19]
有關明末清初的思想研究，召開過兩次明清實學思潮史討論會。現在，中國大陸和台灣學者準備合編《明清實學思潮史》。
總之，現在中國學界的儒學研究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盛況。
注釋
[1]任繼愈：《論儒教的形成》，《中國社會科學》，1980年第1期。同氏著：《儒教的再評價》，《社會科學戰線》，1982年第2期。同氏著：《儒家和儒教》，收入於《中國哲學》（第三輯），三聯書店，1980年。
[2]崔大華：《「儒教」辨》，《哲學研究》，1982年第6期。
[3]李國權、何克讓：《儒教質疑》，《哲學研究》，1981年第7期。
[4]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第5頁。
[5]范文瀾：《中國通史》（第二冊），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548頁。
[6]張岱年：《論宋明理學的基本性質》，《哲學研究》，1981年第9期。
[7]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1頁。
[8]津田左右吉：『シナ思想と日本』，岩波書店，1938年，第39頁。
[9]同上，第15頁。
[10]同上，第10頁。
[11]相良亨：『近世における儒教運動の系譜』，理想社，1975年，第5頁。
[12]津田左右吉：『シナ思想と日本』，第12頁。
[13]今中寛司：「古學派」，收入於古川哲史、石田一良編：『日本思想史講座第4卷近世の思想1』，雄山閣，1976年，第89頁。
[14]源了圓：『近世初期実學思想の研究』，創文社，1980年，第5頁。
[15]加地伸行：「孝経啓蒙の諸問題」，收入於山井湧等校註：『日本思想大系29中江藤樹』，岩波書店，1980年，第425、426頁。
[16]譯者註：梁漱溟（1893—1988）、馮友蘭（1895—1990）、賀麟（1902—1992）。
[17]《光明日報》，1986年2月22日。
[18]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45、146頁。
[19]張岱年：《論宋明理學的基本性質》，《哲學研究》，198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