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考證學

  清代儒學的主流是考證學，在清乾隆、嘉慶時期達到鼎盛。考證學是文獻學的一種，它研究古典的校勘與批判、音韻、文字、訓詁等，旨在闡明古代聖賢的教導、古代文化、歷史上的制度與事實，是非常實證的學問。考證學批評宋明之學是獨斷的、空虛的學問，尊重漢代的經書注釋學，故又稱漢學。

  初期考證學在明末清初已經形成，存在兩種傾向：一個以「經世致用」為目的，一個則是為考證而考證。

  以「經世致用」為目的的考證學，以顧炎武（1613—1682）、黃宗羲（1610—1695）、王夫之（1619—1692）等人的學問為代表。明末社會矛盾加劇，人心惶惶，後金（清朝的前身）的威脅愈來愈大。1644年，李自成率領農民起義軍占領北京，滅亡明朝。後金乘機派兵攻打李自成農民軍，進入北京，建立清朝。面對這一令人絕望的時局，一些士大夫和學者必然要深刻反省導致中國陷入如此狀態的決定性因素。結果，他們認為宋明性理學是無益於現實的學問，關注的重心自然也就轉向社會的諸事物、諸現象。他們提倡「經世致用」之學，即對治世有幫助的學問。歸根結底，顧、黃、王學問的最重要內容是：反對心、性、理之空論，提倡「經世致用」；抨擊君主專制，提倡重民思想；反對封建道德，鼓吹個性解放。

  不過，他們也沒能忽視作為讀書以及古典研究方法的考證學。他們攻擊宋明理學獨斷式的經書解釋，嘗試從語音、字義的角度出發正確理解古典，解明古典的根本道理和歷史事實。在很多著作中，他們利用大量資料進行實證歸納來導出結論，體現出考證學的手法。在此意義上，顧、黃、王的考證學可謂清代考證學的源流之一。但是，這些只是他們學問的附屬內容，不過是他們探索「經世致用」之學的手段。

  稍晚於顧、黃、王的閻若璩（1636—1704）、胡渭（1633—1714）、毛奇齡（1623—1716）等，是清初為考證而考證的考證學代表人物。閻若璩的《尚書古文疏證》、胡渭的《易圖明辯》、毛奇齡的《四書改錯》，是早期考證學的代表作。與乾嘉時代的考證學相比，顧、黃、王及閻、胡、毛的考證學雖然不算精密，但已表明儒學的發展大勢已開始由宋明理學轉向考證學。

  圖19 《四庫全書》

  顧、黃、王的「經世致用」之學最後銷聲匿跡，僅考證學獲得發展。其中很大的一個原因是清朝政策。清政府一方面通過文字獄、禁書等鎮壓政策，嚴令取締民族意識和經世致用思想，一方面又大加獎勵不妨礙其統治的學問，如《四庫全書》的纂修、文獻考證的學問。乾隆、嘉慶年間（18世紀後半至19世紀初），與政治絕緣的考證學達到全盛時期。

  圖20、21 文淵閣和文瀾閣 《四庫全書》最初抄錄四部，放於文淵閣，後又抄三部，放於文瀾閣，以供學者閱覽（左為文淵閣）

  

  全盛期的考證學，包括以惠棟（1697—1758）為代表的吳派和以戴震（1723—1777）為代表的皖派。吳派以「博學好古」為宗旨，主要從事散佚古書的復原。皖派以「實事求是」「無徵不信」為宗旨，重在考證名物典章制度。隨著考證學的隆盛，考證學者中名家輩出，對所有古典的詳細研究也不斷開展，考證學研究成果不計其數。在乾嘉時代的考證學者中，除個別人物（如戴震）外，幾乎都埋頭於與政治、哲學無關的文獻考證。因此，他們的學問存在很大的局限。不過，他們的考證學成果，今天仍然對我們的古典研究發揮影響。

  考證學雖然是清代儒學的主流，但朱子學也完全沒有消淡。清代官學依然是朱子學，朱熹的《四書集注》依然被作為科舉教科書使用。不管是考證學者或一般士子，仍然尊奉朱子學為規範日常行為和道德的教則。

  經過乾嘉時代的全盛期後，考證學分化成今文學派和古文學派。尤其是鴉片戰爭後，兩派的論爭愈加激烈。今文學即公羊學派，以莊存與（1719—1788）為先驅，經龔自珍（1792—1841）、魏源（1794—1857），又與清末康有為（1858—1927）、梁啓超（1873—1929）及譚嗣同（1865—1898）所領導的變法相聯繫。例如，康有為在《新學偽經考》中，認為所有古文經書均為劉歆偽作，在《孔子改制考》中，認為六經均為孔子所創，是孔子透視中國未來敘述政治改革理想的著作。康有為在這些著作中，利用孔子的旗號和學說，宣傳自己的變法主張。隨著戊戌政變失敗，今文派的活動走向沒落。

  以王先謙、葉德輝為首的古文學派，攻擊公羊學派，反對政治改革運動。隨著辛亥革命和清朝滅亡，儒學的考證學階段大致宣告結束。

  清朝滅亡後，隨著以「德先生」和「賽先生」為口號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展開，儒學受到猛烈攻擊。陳獨秀（1879—1942）、李大釗（1889—1927）、魯迅（1881—1936）、胡適（1891—1962）等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激烈批判儒學。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西歐思想文化界開始批判西洋文化，進而催生出對東洋文化的憧憬。受此影響，東西文化論爭一時成為中國思想界關注的焦點。梁啓超、張君勱（1887—1968）是「東洋文化派」，胡適、丁文江（1887—1936）則是「全面西化」論者。還有一些受西歐思想影響的學者，主張調和東西文化，嘗試結合儒學和現代西洋哲學提倡「新儒學」。代表人物有梁漱溟（1893—）、馮友蘭（1895—）、熊十力（1885—1968）、賀麟（1902—）等。[16]

  馮友蘭的著作有《新理學》《新事論》《新世訓》《新原人》《新原道》及《新知言》等，他以繼承程朱理學自任。馮友蘭說自己的新理學是「要利用現代新倫理學形上學的批判，建立完全『不著實際』的形上學」（《新原道》）。也就是說，馮友蘭試圖通過融合西洋的新實存主義哲學和程朱理學，構建比程朱理學更加完善的新理學體系。

  相比馮友蘭的新理學，熊十力和賀麟等則繼承陸王心學，嘗試構築新心學體系。

  不過，由於馬克思主義的風靡，新理學和新心學在中國當時思想界影響非常微弱，並不是什麼左右大勢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