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儒學史論 上篇 中日儒學之比較 緒言

  最初得知在本叢書中要負責的寫作課題是「中日儒學之比較」時，我心情非常複雜。在躍躍欲試的同時，又深感能力不足。當時之所以躍躍欲試，是因為之前就一直對這個課題感興趣，且認為這個課題很有意義。

  依筆者拙見，研究這個課題的第一個意義在於，能夠為剖析中日兩國近代化走向殊途的思想要因提供一把重要的鑰匙。我的專業本來是中國思想史。「日本通過明治維新成功轉型為東洋最早且唯一的近代國家。與此相反，中國則淪為半殖民地化國家。其原因是什麼呢？」隨著日本自1960年代起實現經濟高度增長，這一問題逐漸引起了我的興趣。以此為契機，我的研究領域轉到了日本史。下面簡單介紹下轉變的經過。

  導致中日兩國近代化殊途的因素自然是多方面的。在拙文《試論近代中國和日本走上不同道路的內部歷史原因》（《日本史論文集》，遼寧人民出版社，1985）中，我稱其為「合成力」。這篇文章與當時其他中國學者的研究一樣，主要也是從中日兩國社會、經濟、政治構造以及國際環境的差異等角度出發，其中同樣存在忽視兩國近代化的前提之一——思想背景這一缺陷。我在之後發表的《幕末日本人西洋觀的變遷》（《歷史研究》，1980年第6期）一文中，又嘗試從近世日本洋學的接受與傳播的角度分析這一思想背景，但結論尚缺乏說服力。為彌補此不足，我最後把視點轉向兩國儒學。當時，我是這樣想的：「在中國前近代社會，儒學尤其是朱子學作為官學被長期採用。中國學界普遍認為中國儒學阻礙了近代化的步伐。但日本也是屬於東亞儒學文化圈的國家，與佛教並行的儒學是對前近代日本影響最深的外來思想，江戶時代更是日本儒學的全盛時期。那麼，日本儒學的內涵和社會機能是什麼樣的呢？中日兩國儒學的同異在哪裡？兩國儒學的內涵及社會機能的差別與兩國近代化的殊途有何關聯？探究致使中日兩國近代化走向殊途的因素，單單從儒學中得出結論固然不對，但對兩國儒學進行比較研究無疑是一項必備的程序。」為此，我開始了中日兩國儒學的比較研究。

  研究此課題的第二個意義是，可以為比較中日兩國文化提供重要的線索。近年來，中國學界迎來了文化研究的熱潮。隨著「四個現代化」政策的推進，中國面對現代與傳統的激烈糾葛，必須對以儒學為代表的傳統文化進行重新定位。這一熱潮的形成便與此背景相關。不過，如果僅僅把視野局限於中國文化，事實上並不可能正確認識和定位中國文化的原型，與映照自己的鏡子——他者進行比較也很有必要。異質的西洋文化以及同樣屬於東亞儒學文化圈的日本文化都是可以進行比較的對象。中日儒學的比較研究，可以為我們比較中日文化提供很好的線索。

  之所以這樣說，首先是因為儒學的形成和發展並非僅為中國一國的現象，其存在和影響廣及日本、朝鮮、越南，是一種國際現象。如果不知道儒學思想是如何被日本人吸收和發展的，以及在日本社會的發展和日本人的現實生活中產生了何種影響，就無法全面認識和定位儒學以及以儒學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

  其次是因為可以通過研究日本人如何攝取中國儒學來理解日本文化。日本人是依其固有日本文化自主地吸收外來文化的，通過考察作為外來文化之儒學如何被有選擇地吸收或被排拒而變形的過程，可以掌握吸收和改變的主體，即日本文化的特色。基於以上認識，我決定挑戰這一課題。

  當時我之所以感到力有未逮，是因為在挑戰此課題時，眼前橫亘著各種各樣的不利條件。第一，中國學界對此問題的研究積累尚很薄弱。在20世紀50—60年代，除了已故學者朱謙之的《日本的朱子學》（1958）、《日本的古學及陽明學》（1962）、《日本哲學史》（1964）和其相關論文外，中國學界對日本儒學的研究近乎空白。1979年後，中國的日本史研究、日本思想史研究雖逐漸發展起來，但日本儒學史專業的學者依然很少，不足10位。中國學者對中日儒學的比較研究尚不成熟，寫作時可供參考的中國方面研究非常有限。這樣，在面對寫作中遇到的不少難題時，就不得不從原始史料入手。此外，執筆「中日儒學之比較」這樣的大課題，必須要精通作為比較對象的中日兩國儒學的歷史，僅就少數儒學者的思想進行比較，尚不能說是關於兩國儒學的比較研究。因此，我深感能力有限。儘管如此，我仍決意挑戰，因為日本學者關於此課題的研究積蓄比較豐厚，可供我寫作時參考，而且我本人多少也算有些研究成果。我打算吸收多數日本學者和部分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並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和認識表達出來。當然，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固然對我有很大啟發，但有些地方也無法認同。這種時候，我會很直率地將自己的認識表述出來。在此，衷心希望相關學者能夠諒解。

  第二，原始史料與參考文獻不足。我從1983年4月到1984年3月在日本短暫居住，搜集了不少日本儒學相關的原始史料和參考文獻，但這些對於本書的寫作遠遠不夠。在寫作時，雖然知道某原始史料或某位學者研究著作的存在，但經常會遇到無法直接閱讀到的情況。在中國的圖書館也不是說完全找不到那些資料，但想必會異常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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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外語能力的制約。雖然勉強用日語寫了本書，但我的外語能力並沒有達到自如使用日語、完整表達自己思想的水平。本書主要是分析和論述，相比記述事實的書，表達明確無疑更重要。但由於外語能力的制約，書中肯定存在意思含糊、不得已借用日本學者的話或漢語式日語表述的地方。

  第四，寫作時間的限制。由於規定的寫作期限只有一年半，因此寫作就成了無論如何也要趕上期限的工作。時間如期而至，在不得已提交本書之時，我就像提交答案的考生一樣，既鬆了一口氣，又存在諸般遺憾。在此，衷心期望學界諸先生和日本同志對拙著提出意見和批評。

  1986年3月

  王家驊 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