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德川時代「統治宇內」的思想

  豐臣秀吉去世後，其手下五大老之一的德川家康，成為主要繼承者。1600年德川家康通過「關原之戰」，確定了自身的霸主地位。1603年在江戶（今東京）開設幕府，並取得「征夷大將軍」的封號，史稱德川時代。

  1599年，德川家康曾通過對馬藩藩主宗義智，傳達同朝鮮恢復和平的意向。1601—1604年，德川家康通過對馬藩主，送還了一部分在侵朝戰爭中強擄的朝鮮人。其中有原本任重要職務的姜士俊、金光等儒士，以示他與豐臣秀吉不同。但是，豐臣秀吉侵略朝鮮時，總共俘有大約六萬朝鮮士兵和平民，而送還的只有7600人左右。[1]這是因為被俘者中有很多工匠，對發展手工業有很大幫助。

  1606年，朝鮮致書對馬藩主宗義智，提出恢復朝日鄰交的兩個條件：一、日本方面必須首先採取主動，由德川家康正式向朝鮮提出國書，賠禮道歉；二、日本方面要交出豐臣秀吉侵朝戰爭期間毀壞朝鮮王陵（成宗貞顯王妃和中宗之墓）的罪犯。[2]對馬藩不敢向一直藐視朝鮮的幕府報告這一實情，但由於經濟上的利益，於是該藩家老柳川調信便偽造國書，稱德川家康為「日本國王」，將對馬藩內的囚犯，當作毀壞朝鮮王陵的罪犯送到了朝鮮。

  朝鮮政府不知國書為假，1607年派遣呂祐吉為正使，5月到達江戶，使者的名稱為「回答兼刷還史」，使命是回答前述偽造的德川家康的國書和帶回被虜朝鮮人。於是對馬藩故伎重演，將書中的「奉復」改為「奉書」，造成朝鮮方面首先主動奉書的假象。[3]

  1609年，對馬藩與朝鮮訂立了《己酉條約》，朝鮮開放釜山港，約定每年可有20隻「歲遣船」，去朝鮮進行貿易，朝鮮允許對馬藩在釜山存放貨物和設置倭館。當時，朝鮮將對日貿易分成三種，一是向國王進呈方物及相應的回禮，謂為「進上」；二是朝鮮政府收購的「公貿易」；三是對馬與朝鮮商人的「私貿易」。其中的「進上」，在朝鮮看來具有進貢的含義。因為對馬使者入住釜山倭館後，要參拜刻有朝鮮國王名字的殿牌，所以對馬藩主成了朝鮮的「外臣」。1635年，對馬藩偽造竄改國書一事暴露，柳川氏受到處罰，德川幕府專門派遣京都的五山僧人監視對馬對外事務。隨後，日朝兩國達成協議，日本國書使用日本年號，署名為「大君」，而朝鮮則繼續使用明朝年號。1636年，朝鮮正式向日本派遣「通信使」，兩國關係恢復到豐臣秀吉侵朝戰爭前的狀態。

  德川幕府積極展開與朝鮮的復交活動是有其目的的。一是想通過與朝鮮復交，改善其形象，二是借朝鮮為中介與明朝復交，以獲得對明貿易上的利益，這實際是另一種「假道入明」的策略。這有利於提高幕府的權威，有利於幕府在國內的政治統治。但是，日朝復交並沒有對日明復交起到什麼作用。

  在此期間，德川幕府所做的另一件事情，則是在慶長十一年（1606年）通過薩摩藩主致書琉球王尚寧，對其表示：「中華與日本不通商舶者，三十餘年於今矣。我將軍憂慮之餘，欲使家久與貴國相談，讓大明商舶年年到琉球，且與日本商賈互通財貨之有無。」[4]但是琉球沒有回應。於是，此事和當年豐臣秀吉侵略朝鮮之時，琉球「有違尊命」、絕不納糧等事連接起來，構成了日本徵討琉球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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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慶長十四年（1609年），薩摩藩主島津義久奉德川家康之命，出兵征服琉球。在一場浩劫之後，割占了琉球的北方五島，並迫使其向薩摩藩納貢。與此同時，島津義久還將俘虜的琉球王尚寧，帶至駿府謁見隱居的德川家康，後至江戶參見第二代將軍德川秀忠。此後，琉球王襲位之時，除向中國皇帝稱臣請封之外，則向日本派遣「謝恩使」，日本新任將軍繼任之時，則派出「慶賀使」赴日，史稱「上江戶」。此外，琉球王子被送往鹿兒島作為人質，薩摩藩派人監督琉球。這種情況雖然沒有改變中國與琉球的宗屬關係，但在日本則成為炫耀「外國紛紛來貢」的資本。

  然而，鑑於琉球是中國藩屬國的事實，日本未敢完全吞併琉球，而是採取種種方法盡力掩蓋其與琉球的關係。如「薩摩藩在琉球一概禁止使用日語、日本髮型和日本服裝，禁止琉球人取日本姓名，除少數人外禁止日本人進入琉球，禁止非官吏在那裡居住。當外國人航行來到琉球時，日本人必須全部躲避起來。」[5]薩摩藩不讓琉球斷絕同明朝的藩屬關係，反而鼓勵琉球向明朝朝貢，以利用琉球對明朝的朝貢貿易，從中獲取巨利。但是，薩摩入侵琉球以及迫使琉球派遣使節「上江戶」等，卻是日本自身構築「華夷秩序」的反映。

  因此，德川幕府在試圖與中國明朝修復關係的過程中，也流露出這種心態。1600年8月，薩摩藩受命將豐臣秀吉侵朝時作為人質的明將茅國科等人送回福建省，同時帶有一封德川家康致大明總理軍務都指揮茅國器（茅國科之兄）的書函，內稱豐臣秀吉已死，由德川家康輔佐豐臣秀賴處理政務，進而則稱：

  本邦朝鮮作和平，則到皇朝一如前規，以金印勘合可作往返，猶予而及壬寅年〔1602年〕，諸將可超滄溟，加之浮兵船於福建、浙江，可卻縣邑也。[6]

  也就是說，德川家康要求與明朝恢復勘合貿易，但又威脅說，如果遲遲不應，則將再次出兵朝鮮，且入侵中國福建、浙江，攻城奪縣。

  1610年（日本慶長十五年）福建商人周性如出航至肥前國的五島（今長崎）。德川家康在駿府接見了周性如，給予從事貿易的朱印狀。周性如回國時，帶給福建總督陳子貞書簡一封，內稱：

  日本國臣本多上野介藤原正純 奉旨呈書

  福建道都總督軍務督察院都御所

  夫吾邦之聘問於商貿於中華者，雜於漢隋唐宋元明之史及我國記家乘者昭昭矣。然前世當朝鮮紛擾之時，雖有中華之貴价來我邦，而譯者枉旨，執事牴牾，而其情意彼此不相通，比來海波揚而風舶絕，可謂遺憾。方今吾日本國主源家康一統闔國，撫育諸島，左右文武，經緯綱常。遵往古之遺法，鑒舊事之炯戒，邦富民殷，而積九年之蓄，風移俗易，而追三代之跡。其教化所及，朝鮮入貢，琉球稱臣，安南、交砋、占城、暹羅、呂宋、西洋、柬埔寨等蠻夷之君長酋帥，各無不上書輸貢。由是益慕中華而求和平之意，無忘於懷。今茲應天府周性如者，適來於五島，乃詣上國，因及此事，不亦幸乎，明歲福建商舶來我邦，期以長崎港為湊泊之處，隨彼商主之意，交易有無，開大閧市豈非兩國之利乎。所期在是耳，比其來也。亦承大明天子之旨，以賜勘合之符，則必我邦遣使船，以來秋之番風，而西其帆者何疑哉。及符來，而我只遣大使船一隻，而已明其信也，若余船之無我印書而到者，非我所遣也，乃是寇賊奸宄，伏竄島嶼，而猾中華之地境之類，必須有刑法。若又我商船之往還諸蠻者，因風浪之難，有系纜於中華之海面，則薪水之惠，何賜加之。今將繼前時之絕，而興比年之廢，欲修遣使之交，而索勘合之符，復古之功，不在於斯乎。我邦雖海隅日出，亦諺所謂蕞爾國也，中華以大事小之意，想其不廢乎。然則來歲所為請，頒符使來則海東之幸，而黎庶之所仰望也。中華設雖貴重，而其不動遐邇博愛之意哉。感激之至在於言外。命旨件件，請宜領諾。

  歲舍康戌季冬十六日 御印[7]

  據稱，這是幕府大學者林羅山草擬的。當時的德川幕府企圖與中國恢復貿易關係，這是事實。但是，信中所謂「日本國主源家康……其教化所及之處，朝鮮入貢，琉球稱臣，安南、交趾、占城、暹羅、呂宋、西洋、柬埔寨等蠻夷之君長酉帥，無不分別上書輸貢」等等，卻不是事實。1601年到1610年間，日本與東南亞各國確是有所往來，但各國並沒有真正向日本稱臣納貢，即便是琉球王國，也依然處於以中國為主體的「華夷秩序」之內。林羅山將上述國家和地區說成是「無不……上書輸貢」，再次顯示了日本長期以來的以自己為中心的華夷秩序觀，以及所要追求的國際秩序。

  然而，由於西方基督教的傳入，影響了日本的神國觀念，也危及了日本的封建統治。因此從1612年開始，便發布禁教令。特別是1637年（日本寬永十四年）以基督教徒為主的農民起義（史稱「島原之亂」），震撼了幕府政權。於是，幕府在進一步取締基督教的同時，於1639年從長崎驅除葡萄牙商人，完成了所說的「鎖國政策」。也即禁止「奉書船」之外的船隻出國；在國外擁有住宅的日本人歸國時，應被判處死刑；以及對外貿易只限於非傳教的荷蘭和中國，並限定在長崎一地，在幕府派遣官員的直接監督之下。但是，「鎖國政策」並沒有鎖住以日本為中心的華夷秩序觀。日本學者指出：「當時朝鮮來的通信使、琉球來的謝恩使與慶賀使、阿伊奴族的幕府巡見使，以及荷蘭商館館長的江戶參府，都是基於華夷思想的政治性演出。」[8]於是，德川幕府的中後期，以日本為中心的「國際秩序」的構想基本確定下來。

  如日本的國學者本居宣長（1730—1801），在極力宣傳日本神國觀念的同時，則主張以「大和心」（日本精神）取代「唐心」（中國儒家思想）和「佛心」（印度佛教精神）。又如林子平（1738—1793）著書《海國兵談》《三國通覽圖說》。他在書中談到日朝關係時認為：「神功皇后使三韓臣服，豐臣秀吉徵伐朝鮮，使之至今仍服從本邦，此皆武德之光輝也。」[9]而其著述《三國通覽圖說》的意圖則是「日本勇士率雄兵入此三國（指朝鮮、琉球、蝦夷）時，諳查情況而隨機應變」。[10]同樣，大體與林子平同一時期的本多利明（1744—1821），也主張對外開發與殖民，並和林子平一樣，把俄國葉卡捷琳娜二世作為理想的帝王形象。他認為，韃靼之地、美洲大陸皆應作為「扶植日本國力之地」，應將大日本之國號，「遷至東蝦夷之堪察加之上」，設置郡縣、派遣官吏以治之。此外，還有名為土生熊五郎者，其人也持同類思想主張，他不僅要求在庫頁島設置「領西府」，施展日本「國威」，而且要求吞併歐、亞，使「五洲一帝」，皆在日本的統治之下。

  到了德川幕府後期，日本中心主義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和膨脹，宣揚「神國」至上、天皇至尊的觀念，已經形成了日本理應統治世界的追求。其典型的代表的思想則是會澤正志齋提出的「神國論」和經世家佐藤信淵的「宇內混同」論。

  1825年，日本水戶藩士會澤正志齋（1774—1863）著述《新論》，開宗明義便稱：「神州者（日本）太陽之所出，元氣之所始。天日之嗣，世御宸極，終古不易，固大地之元首，而萬國之綱紀也。誠宜照臨宇內，皇化所及，無有遠邇矣。而今，西荒蠻夷，以脛足之賤，奔走四海，蹂躪諸國，渺視跛履，敢欲凌駕上國，何其驕也……臣是以慷慨悲憤，不能自已，敢陳國家所宜恃者，一曰國體，以論神聖以忠孝建國，而遂及其尚武、重民命之說，二曰形勢，以論四海萬國之大勢，三曰虜情，以論戎狄覬覦之情實，四曰守御，以論富國強兵之要務，五曰長計，以論化民成俗之遠圖。」

  於是，會澤正志齋則以全書大約一半的篇幅，講述了日本的國體，亦即所謂「昔者天祖肇建鴻基，位即天位，德即天德，以經綸天業。細大之事，無一非天者。比德於玉，比明於鏡，比威於劍。體天之仁，則天之明，奮天之威，以照臨萬邦。迨以天下傳於皇孫，而手授三器，以為天位之信，以象天德，而代天工治天職，然後傳之千萬世。天胤之尊，嚴乎不可犯，君臣之分定，而大義以明矣」等等。[11]這種日本乃是神國，「誠宜照臨宇內，皇化所及，無有遠邇」的思想，實際則是大日本帝國的構想。

  日本文政五年（1822年），「經世家」秋田藩士佐藤信淵（1769—1850）著述《天柱記》，內稱「我家世修天文地理物產經濟之學。……予生甚晚，十六歲喪先考，受教甚少……其後遊學於四方，審問慎思四十餘年，而至於知見漸開……然奈天造草昧，事實不詳，而無由於講明所以作其運動之基原矣。因而欲窮其理，搜索支那印度諸子百家載籍，迄西洋蟹行之書，而其所紀，悉皆荒唐虛誕，無有足取者也，……及近來讀皇國神代諸紀，始知旋轉天地發育萬物而為造化之首者，皆繫於我皇祖產靈神攪回之神機矣。乃掩卷而嘆曰：道者在近，而求於遠，吾誤矣，吾誤矣。蓋皇國成於大地之最初者也，則天地開闢事實，無論乎，當傳於皇國矣。其後，又讀本居氏《古事記傳》、服部氏《三大考》、平田氏《靈（能）真柱》等書而及精益……，恍然知天地生生之理，悉為產靈之元運焉。」為此，他要著書立說，「以示同志」並「醒覺俗儒牢習之妄夢，一新宇內含靈之耳目，使蒼生欣戴皇祖皇妣熔造天地、發生萬物，以養育人類之洪恩，而修道煉聖」。[12]

  上述文字，實際是佐藤信淵對自己「經世」思想的總結。所謂「產靈之元運」，實際就是《古事記》所說的日本乃是「神國」。也就是說，中國和印度的諸子百家，乃至西洋的「蟹行」文字，歸根結底，都不能替代日本的神國意識。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日本自古以來吸收外來文化的真實情況。

  繼《天柱記》之後，佐藤信淵在《混同秘策》中，進一步言稱：「皇大御國，乃大地最初生成之國，世界萬國之根本。故而若能以此根本為經緯，則全世界可悉郡縣，萬國之君長皆可為臣僕。」「察我日本全國之形勢，自赤道以北30度至45度，氣候溫和、土壤肥沃，萬種物產無不滿盈，四邊皆臨大洋海，舶運便利，萬國無雙，地靈人傑，勇決殊於他邦。其優越之勢堂堂八表，充分具備可天然鞭打宇內之實證。若以神州之雄威，征伐蠢爾之蠻夷，則混同世界、統一萬國有何難哉。」進而則稱：「皇國征伐支那之際，若節製得當，不過五七年耳，彼國必定土崩瓦解。因皇國出兵之軍費甚少，而彼國散財極大，不堪於此。而且，其國人不堪疲勞奔命。故而，皇國若是開拓他邦，必當以吞併支那國為肇始。有如上述，以支那國之強大尚且無敵於皇國，更何況其他夷狄？是乃皇國具有天然混同世界之優勢耳。故此，本書擬首先詳細論說可取支那國之方略。」

  其具體論說的「方略」，則是「當今，在世界萬國之中，皇國易於攻取之地，莫如支那國之滿洲。因滿洲之地與我日本山陰、北陸、奧羽、松前等地，海水相隔、相對，凡八百餘里，可知其為易擾者。騷擾此地，也當從無備之處始。若是西邊有備，則亂其東邊，若是東邊有備，則騷擾其西邊，彼必奔走相救。在其奔走之間，可知其強弱虛實。而後避其實，侵其虛。避強而攻弱，無需調用大軍，可暫以輕兵騷擾。滿洲人急躁少謀，支那人怯懦易懼，小警必然以大眾救之。大眾屢動，人力必定疲憊，財用必定匱乏。何況，從支那王都北京往返滿洲海岸，沙漠遼遠、山谷極其艱難。而皇國征伐此地，僅海上一百六七十里，順風舉帆，一日一夜可達彼之南岸，可西可東，舟行甚為自在。若支那人不以大眾防守，則各處皆為空虛，故而我之軍士可乘虛取之。誠如是，則黑龍江地方將為我所有。既得黑龍江諸地……若利用彼之夷狄，用皇國之法善加撫馭統轄，逐漸向西，則混同江（即松花江一本書注）地方亦可易取也。既得吉林城，則支那韃靼諸部必然望風歸服，若有不稽首者，可移兵討伐，此亦便利。韃靼既定，則盛京之勢亦危，進而可震動支那全國。故而，皇國征伐滿洲，得此地之早晚雖然尚不可知，但終將為皇國所有，此乃必定無疑。不僅取得滿洲，支那全國之衰敗也將由此而始，既得韃靼，朝鮮、支那也次第可圖也。」[13]

  此外，他還主張日本天皇親征，「取南京應天府，定為假皇宮……明定『產靈法教』（即神道）……處處營造神杜，以祭皇祖大神」。[14]「攻取呂宋、巴刺臥亞（今雅另達）」，然後「以此二國作為圖南之基，進而出舶，經營爪哇、渤泥以南諸島。或結和親以收互市之利，或遣舟師以兼其弱。於要害之地，設置兵卒，更張武威」。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幕末日本對外擴張膨脹的思想，不僅不是孤立的，而且具有相當的普遍性。如水戶學派的藤田幽谷（1774—1826）和藤田東湖（1806—1855）父子，前者主張「宇內至尊天日嗣，須令萬國仰皇朝」，[15]後者更是強調日本固有之道：「恭維上古神聖」，「寶祚之隆，當與天壤無窮」，「天位之尊，猶日月之不可逾」。[16]

  在這方面，吉田松陰可謂又是一介代表。就其思想體系而言，儘管他明確地主張「尊王賤霸」，並把社會改革的希望寄托在「草莽」身上，但其依然沒有脫卻視日本為「神國」的觀念。他堅信「自國常立尊，經各代諸神，至伊邪諾尊、伊邪冉尊，育出大八洲（日本）國及山川草木人民，育出天下之主皇祖天照皇大神」，並以「凡生皇國宜知吾所以尊宇內」的主張作為處身立世的哲學。因此，他不僅主張「開拓蝦夷，封建諸侯」而且主張「趁勢奪取堪察加，告諭琉球，使之會同朝覲，一如內地諸侯，且令朝鮮，納人質進朝貢，有如古盛之時，割北滿之地，收南台、呂宋諸島，以示漸進之勢」，甚至主張「壓制中國、君臨印度，使神功〔天皇〕未遂者得遂，豐國（豐臣秀吉）未果者得果」。而這，正是吉田松陰向其門下人所傳授的「善保國」之策。[17]

  如果說，會澤正志齋的《新論》在於「使武士作為志士而奮起」，「幕府末期幾乎無人不讀《新論》」，那麼吉田松陰則是以其言傳身教直接影響了他的門下人。據統計，受吉田松陰的影響，為明治維新立下汗馬功勞的，僅是被授爵、贈位者，便多達37人。因此，後來擔任首屆內閣總理大臣的伊藤博文，作詩言稱：「道德文章敘彝倫，精忠大節感明神。如今廊廟棟樑器，多是松門受教人。」由此可見，吉田松陰的思想主張對日本社會的影響是極為深刻。

  此外，還可以列舉若干代表人物。其中如越前藩士橋本左內（1834—1859），雖系策劃倒幕維新、變革日本社會的又一先驅，但在對外關係上，也是主張「現今列國對峙，特別是在英俄之間，若要保全日本的獨立，則必須兼併山丹、滿洲及朝鮮國，在美洲或印度境內保持領地」，同樣失去了他在國內試想摧腐拉朽的進步性，而和他的前輩一樣，延襲了征服海外的思想衣缽。又如，曾舉兵倒幕的真木和泉（1813—1864），也是極力主張占有朝鮮、中國，且使整個宇內盡受日本「正朔」。與之合謀倒幕的平野國臣（1828—1864）更是聲稱「先討三韓，重建任那府」，「令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殊方絕域，普浴皇化」等等。[18]

  上述「統治宇內」思想的基本特徵，則是盡一切可能提高日本的自身地位，同時以居高臨下的姿態，對待朝鮮半島乃至亞洲其他地區，力圖把自己置於對方之上。

  簡而言之，日本的神國觀念是非理性的歷史沉積，是統治者束縛和麻痹日本國民的「鴉片」。它妨礙著日本民族正確地自我認識；它使日本國家難以同周邊地區建立平等的相互關係；它是近代日本東亞戰略和政策精神支柱。

  注釋

  [1]沈仁安：《德川時代史論》，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5頁。

  [2]見紙屋敦之：《大君外交與東亞》，吉川弘文館1997年版，第267頁。

  [3]見紙屋敦之：《大君外交與東亞》，吉川弘文館1997年版，第267頁。

  [4]《異國日記》四，見木宮泰彥著、胡錫年譯：《日中文化交流史》，第624頁。參閱宮城榮昌：《琉球的歷史》，吉川弘文館1977年版，第102頁。

  [5]信夫清三郎著、周啟乾譯：《日本政治史》第一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14頁。

  [6]見紙屋敦之：《大君外交與東亞》，吉川弘文館1997年版，第264頁。

  [7]見紙屋敦之：《大君外交與東亞》，第14頁。

  [8]荒野泰典等編：《亞洲史中的日本史》地域與民族，第59—60頁。

  [9]信夫清三郎著、周啟乾譯：《日本政治史》第一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73頁。

  [10]同上書，第73頁。

  [11]見《日本的思想家36會澤正志齋藤田東湖》，明德出版社昭和56年版，第158—159頁。

  [12]見《日本思想大系45安藤昌益佐藤信淵》，岩波書店1977年版，第364—365頁。

  [13]見《日本思想大系45安藤昌益佐藤信淵》，岩波書店1977年版，第426—431頁。該文落款為日本文政六年（1823年）。日本學者考證，認為是天保三年（1832年）以後成書。

  [14]見《日本思想大系45安藤昌益佐藤信淵》，第426頁。

  [15]井野邊茂雄：《幕末史研究》，雄山閣1972年版，第500頁。

  [16]見米慶余：《日本近代外交史》，南開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24頁。

  [17]見渡邊幾治郎：《日本戰時外交史話》，千倉書房1937年版，第7—8頁。

  [18]見渡邊幾治郎，同上書，第9頁，並畑山專太郎：《征韓論實相》中譯本，第124頁。